星河之殇 鞑靼桎梏与华夏文明的未竟辉煌

华夏是生产型文明，是一个自卫反击温和扩张的文明。

内亚游牧民族则因为本身生产力水平低，生活环境恶劣，特别是对于蒙满这些靠近生产型文明的群体而言，劫掠周边文明反而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因而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了环鞑靼文明发展桎梏。

放眼世界，就会发现在公元1700年前，内亚游牧民族依靠骑兵优势对定居民族进行掠夺是历史的常态，借助定居文明陷入内乱的窗口期，小体量的掠夺性文明毁灭体量更大古老定居文明的案例也不少见。

在绿教兴起后，沙漠牧民抢走了东罗马的半壁江山，并毁灭了波斯萨珊王朝。向西则横扫北非，跨越直布罗陀海峡，毁灭西哥特王国，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

自怛罗斯之战后，七河流域彻底绿化，原本中亚游牧民的攻击方向一直是入主中原，皈依绿教后，攻击矛头转向两河流域，导致已经定居化的阿拉伯人被更加野蛮的突厥人统治了1000年，东罗马也被突厥人毁灭。

就东欧而言，俄罗斯被蒙古人统治了240年，即便在推翻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后，东欧依然饱受鞑靼人劫掠和捕奴之苦，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被鞑靼人肆意掳掠，妇女被卖到奥斯曼做奴隶，其中一些女奴进入后宫，凭借智慧逐步掌握实权，最有名的要数许蕾姆苏丹。

和中国一样有着古老历史的波斯则先后被塞琉古、帕提亚、倭马亚、阿巴斯、花剌子模、塞尔柱、伊尔汗国、白羊和黑羊王朝、帖木儿、萨法维王朝统治或征服，除了塞琉古是希腊人建立，其余王朝均为沙漠草原游牧民族建立。

正是因此，现在的伊朗人把阿契美尼德王朝（BC 550–330）和萨珊王朝（AC 224–651）视为波斯民族最纯粹、最辉煌的象征，在民族认同建构中赋予其核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正统。

相比之下，华夏文明距离草原游牧文明最近，需要防卫的国境线最为漫长，而且长城以北有欧亚大陆最为广阔的荒漠草原游牧地带，孕育出欧亚大陆上规模最大，最为凶残的马匪集团，地缘环境是非常糟糕的。

令人诧异的是，华夏文明反而能够长期压着草原游牧渔猎文明打，几次沦陷的根源都是内因：

五胡乱华是因为从东汉末年到八王之乱华夏内战打的血流成河，上位者引狼入室。

辽金西夏蒙古是唐朝自戕式民族政策埋坑和宋朝矫枉过正崇文抑武自废武功。

满清入关则汇集极端气候、土地兼并、士绅卖国、流寇内乱、朝廷党争、崇祯瞎指挥、财政瘫痪、白银流入中断引发金融危机等所有要素，被八旗马匪乘虚而入。

就以明朝来说，从洪武立国到崇祯殉国，九边重镇有自己人叛乱而短暂易主的情况，但从来没有被马匪攻克过。

即便是和鞑靼毁灭者的俄罗斯对比，1571年，克里米亚汗国依然有攻克莫斯科纵火焚城的记录。

事实上，西欧能够率先发起工业革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距离鞑靼人足够远。

山脉、河流、森林、距离都成为西欧国家的天然屏障。这使西欧可以汇集整个欧亚大陆的知识碎片不断提升生产力，进而开启工业革命。

对于内亚民族以更小的体量征服体量更大的定居民族，内亚民族往往会沾沾自喜，信奉民族优越论，自欺欺人的认为内亚民族高人一等。

在各种由内亚民族学者和鼓吹手的宣传资料中，仿佛内亚骑兵各个都是生化人、魔兽兵，天生高人一等。

事实上，战争从来不是斗兽棋，比拼的是综合国力。

汉唐时期少量汉人军队可以击溃几倍的游牧马匪，实现“一汉敌五胡”，明初的明军所向睥睨，驱逐鞑虏，再造华夏，以及戚家军抗倭打出1：100的战损比，并非汉人血脉高贵、人均超人，而是装备、训练、后勤、指挥带来的战斗力加成。

从宏观层面上讲，比拼的是一个政权对人力和物资的动员能力和使用效率，是军队的组织、训练、指挥水平、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水平。

以明末的情况来看，崇祯对大明的人力和物力的动员水平是非常差，朱元璋开国时期制定"三十税一"的田赋基准税率和"永不加赋"的政治承诺，导致大明的财政上限被祖宗之法框死了，任何一位皇帝想要加税都会被文成口诛笔伐，直到明末不得已加“三响”才突破朱元璋"永不加赋"的政治承诺，然而这种财政改革来的太晚，且赋税分摊非常不合理。

《大明律》规定贪污40两绞刑，贪污六十两“剥皮实草”，在洪武时期被严格执行，文官系统高效清廉，因而低税率也足以保障政府运转。也正是朱元璋对贪腐零容忍，哪怕朱元璋定的税率堪比文景之治，文人士绅依然污蔑其为暴君。

让崇祯头疼的军饷，在洪武时期完全不存在，因为军户享有土地，不需要朝廷支付军饷，朱元璋曾自夸"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但随着土地兼并，军户土地被侵占，朝廷不得不改为营兵制，以雇佣兵替代公民兵。雇佣兵制会使军队的招募和维持成本成倍增加，一旦出征，需要发双倍薪水，甚至是三倍薪水。

相比之下，游牧渔猎文明的骑射武士都是从小练就童子功，全民皆兵，可以低成本征召，允许捕奴和劫掠，而不需要支付军饷。

这就导致更加野蛮落后的游牧渔猎政权反而比王朝末期的华夏政权具有更高的动员效率。

如果财政充裕，或者说明朝有宋朝的税率和税收能力，就能够维持一定规模的雇佣军团。

但恰恰明朝是小政府，税率本来就低，税收能力又差，以明朝的矿税为例，被士大夫口诛笔伐，最终被废除。然而，明朝被士大夫抵制的矿税在宋朝是理所当然的正税。

糟糕的财政状况使明朝的军队家丁化，兵部尚书王在晋经略辽东时就发现吃空饷问题严重，很多部队实际兵力只有纸面兵力的6-7成。

这导致一只纸面上5000人的军队实际上只有3000多人，其中家丁几百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同等兵力可以压着八旗打。战兵千余人，这些战兵能够依靠火器结硬寨打呆仗。剩下的都是装备训练不足的辅兵，这些辅兵的战斗力可以参考以色列的可乐兵。

这导致纸面上看起来庞大的明军真正能打的兵力没多少，有限的家丁和战兵还分散使用，由不同的总兵指挥，彼此前协同作战非常差，友军有难不动如山是常态。

必须说明的是，军队家丁化是任何一个政权财政不足后的历史必然，从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来看，俄罗斯和以色列军队均呈现出家丁化现象。

相比之下，八旗马匪可以通告残酷的奴隶庄园制压榨一切人力和物力，可以屠杀辽东百姓腾出土地来养马，草原游牧渔猎文明可以实现产训合一，全民皆兵。

同时，八旗马匪可以从朝鲜掠夺粮食，晋商、东南士绅、欧洲商人与八旗马匪的贸易都在掏空大明的家底给八旗马匪输血。

这使八旗马匪可以保持10万人级别的骑兵军团，并在一次战斗中集中使用6万以上骑兵。相比之下，明军反而罕有机会在一次战斗中集中使用1万人以上骑兵。

在天灾的情况下，体量越大，人口越多，反而累赘越大，天灾下的老百姓没饭吃只能成为流寇，最终摧毁了明朝。

当时，洪承畴提出彻底绞杀流寇，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洪承畴确实老辣。

崇祯则反复强调“寇亦我赤子，宜抚之”。

结果流寇打不过就投降，官军移师打八旗马匪就反叛。降而复叛，叛而复降，使明军在打八旗马匪与打流寇之间两线作战，疲于奔命。

面对天灾和饥荒，奴儿哈只则直接屠杀“无谷人”，底层民众还没组织起义就被马匪杀光了。

腾出来的土地又可以养马，使八旗马匪人均3匹以上战马，机动性的优势可以使八旗马匪在局部集中3倍以上的兵力围攻明军。

很多人低估了机动性的重要性，马匪从来不打逆风战，只会在占据绝对兵力优势的情况下和明军决战。

明末兵部文档就指出：有兵无马，若等无兵。

简言之，就是土地兼并使税基和兵员凋零，税制不合理与文官贪腐导致财政有限且使用效率低下，辅以天灾人祸因素，反而会出现大一统王朝的实际动员水平还不如一个奴隶制马匪集团的动员水平的奇葩局面。

考虑到马匪的畜力优势，会使在局部战斗中，体量更大的定居文明政权的军队要面对几倍于自身的马匪围攻。

然而，即便如此，八旗马匪也只能绕路进入华北平原劫掠，在中原腹地不敢长期驻留，一旦失去局部数量优势和机动性优势，必然面临大明绞杀。即便到了1643年，济尔哈朗进攻宁远依旧被吴三桂击败。

直到崇祯殉国，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北方明军降清，在接受大明北方的战争资源后，满清才真正具备了问鼎天下的本钱。

生产型文明王朝有一个规律，王朝初期往往以土地为要素，维持一只规模庞大的公民兵军队，秦汉是授田制+征兵制，隋唐是均田制+府兵制，明朝是卫所制，红色政权在革命时期的志愿兵也是靠打土豪分田地维系。

在这个时期，华夏政权具备极强资源调动能力，军队战斗力强，封狼居胥、饮马瀚海、四夷臣服是常态。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走向市民化、原子化，原子化社会下的平民抗风险能力极差，散落的个人对抗暴力组织完全是一边倒的屠杀，在没有组织，或者组织力低下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意义真心不大。

以2016年欧洲杯期间，俄罗斯与英国足球流氓互殴为例，200名俄罗斯足球流氓把上千名英国足球流氓打的抱头鼠窜，换到冷热兵器混用时代，高组织度打低组织度就是一边倒的屠杀。

以史为鉴，在17世纪，弓箭在射速、后勤补给依赖性、环境适应性、载具便利性等方面均比火枪有优势，特别是在射速上的优势使骑射武士近距离射击火力密度可以压倒火枪手。17世纪的火枪手1分钟只能射1-2发子弹，弓箭手一分钟能至少射10支箭。

弓箭比火器的劣势就是训练成本高和破甲能力逊色于火器，但这对劫掠型文明而言完全不是问题，从小练就童子功的马匪可以低成本征召，并采用“五步射面”杀伤定居文明重甲士兵。

随着农业、手工业技术流入草原大漠，及俄国人重新开启了路上丝绸之路，火器开始在草原渗透，弓马骑射逐渐被废弃，产训合一的生活生产模式开始瓦解，内亚民族也进入定居或半定居状态，当市民化、原子化向内亚渗透，马匪的战斗力随之暴跌。

原子化的马匪战斗力比原子化的定居民族还要拉跨，沙俄3000火枪兵就横扫中亚，阿玉锡带领24个马匪就抓了6000多准格尔俘虏。

放弃了弓马骑射，完全依赖火枪的骑兵反而战斗力大幅下滑，僧格林沁装备火枪的八旗马匪在八里桥之战中被装备长矛马刀的锡克骑兵打的抱头鼠窜，之后又被装备大刀长矛的捻军的驴骑兵打的全军覆没。

在八里桥之战中，清军损失3000多人，英法联军阵亡5人，伤39人，其中，14人伤亡是一队英军骑兵跌落壕沟摔伤踩踏。

满清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后“借师助剿”，同样面对英法联军，太平军打出了截然相反的战绩，击毙法国驻东方舰队卜罗德少将、耿尼上校，击伤英国海军舰长克来吉。

最具黑色幽默的是，满清居然还给侵略者兼刽子手修了“卜罗德祠”。

17-18世纪其实是定居文明武力崛起的拐点，随着火器技术的进步，骑射武士和火枪兵的战损交换比会让掠夺型文明无法承受。

民族主义的兴起会大幅拉低征兵成本和维持成本，面对排山倒海的廉价火枪兵，骑射武士会被钢铁与火药彻底碾碎。

刮向内亚的原子化风暴会使仅存的骑射武士凋零，经过市民化、原子化的洗礼后，草原渔猎文明武德沦丧，成为人尽可欺的武德洼地。

华夏文明最让人意难平的就是倒在黎明的前夜，在马匪即将被火枪兵扫进历史垃圾堆之际，因内乱被马匪乘虚而入奴役近300年。

一个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均居于世界第一梯队，几亿人口均为汉族的定居文明，经过民族主义洗礼，在18-19世纪必定绽放出灿若星河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