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赣扼咽喉处 铁血铸丰碑（上）

作者：朱旭东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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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较长，分上下两篇发布。

赣扼咽喉处 铁血铸丰碑

——修水县大桥镇革命斗争史话

湘赣边陲重镇大桥，素有“赣扼咽喉，湘岳肘腋”之称，为修水县西部门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之一，下辖山口、黄洋坪、朱溪等地属苏维埃二区（万祥区），西塘、西尹、沙湾、墨田等地属三区（大桥区）。全镇登记在册烈士1180人，被誉为“赣西北英烈”第一乡。

这里人才辈出：党政方面，涌现出中共修水党组织创建人樊策安、湘鄂赣省委委员兼修水县委书记樊明德、省苏维埃政府执委兼少共修水中心县委书记樊象日、修通县委书记余济穷、修水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樊生发等重要人物；在军事领域，则有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政委吴天贵、红十六军第七师一团政委吴海贤等指挥员，以及樊全九、樊道余等一批老红军。

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革命起点可追溯至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期。

一、星火初燃：思想启蒙与组织奠基

五四运动后，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在南昌、九江求学的修水进步学生，大桥籍的樊益清、樊练、姚辅唐等人，利用在江西省立第六师范就读的暑假返回修水，带回《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并于1924年7月，在修水县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修水支部。他们先后在仁乡朱溪、县城等地创办“平民夜校”，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修水党组织的建立奠定思想与组织基础。

1926年7月下旬，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的中共党员樊策安，与江西省党部特派员胡思先一道，在县城青云门城楼召集会议，正式建立中共修水支部干事会——这是湘鄂赣边界最早的党组织之一。同期，在外求学的樊废级、陈瑞仁等大桥学生相继入党，成为修水最早一批党员。他们毕业后回乡，迅速成为党组织骨干。

1927年4月，中共修水支部干事会派遣以仁义学校校长身份为掩护的党员陈瑞仁，到西尹组织农民协会并任委员长。陈瑞仁领导农会斗争当地恶霸、长沙候补知县陈醉六，在群众大会上揭露其罪行。4月21日，陈醉六趁陈瑞仁午睡时派人将其杀害。两日后，西尹农会在副委员长吴冰清带领下抓获陈醉六等凶手，召开数千人公审大会，并得到周边农会声援。会后处决陈醉六，将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西尹暴动的胜利推动了修水农民运动发展，陈瑞仁成为修水农运早期领导人，也是修水首位为农运牺牲的共产党员。

樊瑞仁、樊废级从事革命活动的仁义学校

1927年“六·七”惨案后，修水党组织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同年9月，支部干事会在大桥沙湾召开会议，成立中共赣西北特别第二区委员会，樊废级任书记。该区委在湘赣边界发动农民运动，短短两三个月内建立16个党支部，革命火种迅速蔓延。

这些早期斗争，标志着修水革命已从思想传播、组织创建走向有组织的群众性政治经济斗争，为苏区建设奠定了基础。

二、烽火燎原：苏区建设与政权壮大

随着形势发展，修水党组织机构日益完善。1927年冬成立中共修水临时县委，1928年4月正式成立县委，大桥干部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樊策安先后任宣传部长、县委书记，樊废级长期担任组织部长。至1929年初，修水县委下辖47个支部，党员972人，党组织初具规模。

控制并改造基层文化教育机构，成为苏维埃政权巩固与拓展的重要策略。陈瑞仁牺牲后，仁义学校一度被反动势力掌控。1927年秋，赣西北特别第二区委员会书记樊废级与共产党员朱再尧、王铁猛先后进入学校，以教员身份发动斗争，最终夺取领导权。樊废级任校长，朱再尧任庶务，他们彻底改革教学、清除封建内容、改善师生待遇，使学校民主革命气氛日益浓厚。随后，在校内成立党支部，发展党员，并以学校为基地向周边农村拓展工作。仁义学校转变为党在基层的重要支点，成为湘鄂赣边区党组织的秘密活动中心，承担联络与信息传递任务。1930年下半年，学校创办“列宁小学”，成为苏区红色教育的坚强阵地。

1928年9月，在红五军支援下，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重新建立，七名领导成员中有樊耐冬、樊祝华、樊废级三人来自大桥镇。这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继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之后成立的第二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意义非凡。1930年6月，修水县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樊生发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樊策安兼任县苏维埃裁判委员会主席。

1930年9月，中共修水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大桥黄泥塘召开，樊策安当选县委书记。至此，修水革命进入全盛时期，党员数量激增至3000余人，建立基层政权63个，史称“庚午年大红”。

此后，修水县委与县苏维埃政府机构历经多次换届完善。樊废级继续担任第二届县委及第三届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樊明德任第四届县委书记。1934年1月，修水县雇农工会委员长的樊友义作为湘鄂赣省代表，出席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大桥籍红军战士樊山以会务人员身份参加。在县苏维埃政府中，樊生发、樊明德、樊高升、樊孝其等大桥籍干部相继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形成了一个特征鲜明、作用关键的干部群体，深刻影响着修水苏区的发展轨迹。

樊万祥发展党员使用的CCP党旗（国家一级文物）

三、铁血征程：主力红军与苏区人民的协同作战

苏区的巩固与发展，离不开枪杆子的支撑，更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大桥人民与红军主力并肩作战，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一）军民同心：大桥儿女协助红五军两克修水县城

1、第一次攻城（1928年8月）：红五军转战至朱溪。吴海贤（时任朱溪农会委员长）动员百余名青壮年参军，并带领千余名赤卫队员和农会会员，手持梭镖、大刀，参与攻打修水县城。8月6日，中共修水县委派樊万祥担任向导，集结仁乡、西乡上万名武装农民协同作战。

拂晓，在樊万祥引导下，万余军民分三路进攻县城：一路经擂鼓岭攻西门；一路经杭口占领凤凰山制高点，攻北门；一路由彭德怀率领直攻南门。三路约定以篝火为号。占领凤凰山的红军率先佯攻，吸引敌军火力。趁敌混乱，陈秋光率十几名共产党员、工会骨干迂回至西门，摸掉哨兵打开城门。西路部队涌入城中，樊万祥手持梭标奋勇当先，连续击溃数名敌人。主攻南门的战士在机枪掩护下冲过浮桥，架梯登城，迅速攻破南门。此役全歼守敌一个正规营及修武铜靖卫队500余人，缴获枪支数百支。

战斗结束次日，红五军党委与中共修水县委在县城召开隆重祝捷大会，宣布成立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会上，奖励樊万祥“汉阳造”步枪一支。

2、第二次攻城（1930年5月）：彭德怀率红五军第二、四、五纵队抵达修水。中共修水县委与县工农兵暴动总指挥部集结区、乡赤卫队及农民共8万余人，配合红军行动。

县委书记樊策安、县暴动委员会主任吴天骥及县军事部长吴海贤决定，以一、二、三区赤卫队为骨干，从红五军和修水赤卫队中挑选900多人组成敢死队，分南、西、北三路同时攻城：南路为主攻，由赤卫队架设浮桥；西路助攻，北路牵制守敌。承担主攻任务的南路敢死队员，越过浮桥、竖起云梯，率先登城打开突破口，后续部队乘势攻入。红军、赤卫队员及暴动农民一举占领县城，敌营长钱汉舟、修铜武靖卫大队长丁雪臣等反动头目被俘，被悉数处决。

据参加扑城战斗，后任修水县妇联主任的匡亚明在《自传》中记述：胡筠骑马进入修水县城时，县暴动委员会军事部长吴海贤即兴题词赞道：“骑白马，进修城，并肩作战，不愧巾帼英雄，红旗在手，消灭地主和豪绅。”

（二）朱溪场集结：支前大军远征长沙

在巩固苏区的同时，修水人民积极响应号召，支援红军向外线出击。1930年7月下旬，修水县委接到湘鄂赣边境暴动委员会指示，迅速组建湘鄂赣第三路赤卫军指挥部，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樊生发任总指挥。县委将各区赤卫模范大队和少先队模范排首批整编为第一梯队，抽调四千名骨干，凌晨在朱溪场集结，昼夜兼程赶赴平江，编入红三军团参加攻打长沙誓师大会。随后两天内，又紧急动员2.1万人，按区为支队、乡为大队，编成纠察、担架、运输等队伍，再次在朱溪场集结。

“义学堂”前，草帽和红旗汇成一片海洋——两万多名赤卫队员背着土枪、扛着梭镖从各乡区赶来。二区、三区干部带领乡亲们烧水熬制薄荷金银花凉茶，童子团员为队员扇风驱热。“渴了喝凉茶，饿了啃红薯！”沿途村巷里，乡亲们支起大锅，分发煮熟的苞芦、红薯。队伍踏过朱溪街石板路出发时，群众夹道两边，挥动花布帕，沿途高喊：“打胜仗回来！”……

樊道余与同村十多位青年参加了攻打长沙的战斗。晚年他回忆道：“我军到达长沙外围时，敌人已构筑工事，架设电网。当晚，我扛着重机枪跟随连长傅克祥进入离敌人最近的前沿阵地。第一次上战场，我傻站着，连长吼道：‘子弹打不死你吗？快卧倒！’我回过神赶紧趴下……连长枪法准，我趴在他身边当助手，帮他压子弹，一排排子弹猛烈地射向敌人。我军以‘火牛阵’发起进攻，但因敌强我弱，久攻不下，敌人拼命反击并从两翼包抄，不少战友倒在血泊之中……”

大桥镇是“两打长沙”中，修水县牺牲最惨烈的乡镇之一。全镇支前参战千余人，七十余位英雄儿女长眠于长沙城外。他们中有身中数弹仍坚守阵地的红三军团连长姚有禄，有年仅16岁的司号员吴仙盘，有为掩护伤员与敌同归于尽的赤卫队长樊哲玉，有转运物资时遭敌机轰炸牺牲的乡苏主席樊义和、担架队员樊孝红，还有红军战士樊哲来、吴学东、姚友阶……他们的名字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