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重拳出击后，绿营急了，刘世芳表态，陈舒怡沉默，吴思瑶狂妄

1月7日这一天，大陆国台办把态度摆得很明确。台内政部门负责人刘世芳、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名单；而被称为“绿色司法打手”的台高等检察官陈舒怡，则被点名为“台独”打手帮凶。名单公布后，措辞相当严厉，明确表示三个人都已被锁定，将被终身追责，不存在模糊空间。

国台办给出的理由也相当具体，指向的都是各自所处的系统和实际行为。刘世芳在内政体系内，对陆配以及两岸交流人士采取打压做法；郑英耀在教育系统推动编写带有“台独”倾向的教材；而陈舒怡则被指在司法层面配合民进党运作，利用手中的权力追办、迫害从事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这些指控并没有停留在抽象层面，而是把对象、行为和责任边界一并划清。

久而久之，陆委会更像是被推到了一个只能表态、却很难解决问题的位置。为了显示“有所作为”，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两岸交流上设置门槛、反复挑刺。双城论坛的情况就是一个缩影。原本在2025年9月就具备举行条件，却因为陆委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和限制，一路拖延，直到12月底才勉强完成。

过程中的反复和拖延，也让外界逐渐看清，只要政治立场被放在最前面，交流就很容易沦为随时可以被卡住的选项。于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出来，如果既不承认“九二共识”，又把交流当成重点管控对象，那么陆委会还能依靠什么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必要性？

就在这种氛围尚未散去的时候，民进党内部的反应开始出现更明显的分化，其中不乏刻意放大的对抗姿态。民进党“立委”、政策会执行长吴思瑶的表态，尤其引人注意。她提到一个细节，在2025年，她曾与刘世芳一起被列为“台独打手帮凶”，而这一次名单更新后，刘世芳被点名为“台独顽固分子”，她自己却“没有变化”。

对多数政治人物来说，这种情形往往意味着需要收敛锋芒、避免再被聚焦，但吴思瑶却选择了相反的方式。她公开表示，自己“还没晋级”，接下来会“继续努力”，甚至还说为刘世芳“感到骄傲”。这种说法把原本严肃的制裁名单，刻意转化成一种带有挑衅意味的表达，也等于主动把自己推到台前。或许在部分支持者眼中，这样的表态被视为“强硬”，但放在两岸关系本就高度紧张的现实环境中，这类语言更容易加剧对立情绪，也让民进党内部的应对姿态显得愈发激进。

如果所谓“捍卫台湾”，是指高级行政官员把主要精力放在限制交流、打压与两岸往来相关的人身上，那么这个概念本身就已经发生了偏移。尤其当外界把刘世芳在内政系统的作为、郑英耀在教育领域推动的方向，以及陈舒怡在司法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放在一起看时，会更清楚地看到两种不同选择之间的差距。一种是不断强化对立、把冲突当成动员工具；另一种则是在交流被压缩的状态下，让社会持续消耗。

真正让人感到复杂的，是当事人本人面对点名时的不同反应。刘世芳在接受采访时依然保持强硬语气，强调“捍卫台湾”的立场不会改变，并表示会继续“守护台湾”。她在民进党内的背景也随之被提及，作为新潮流系统的老牌政客，曾参与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她长期以来的政治路线本就以强硬著称。

在这样的经历影响下，她更习惯用对抗性的语言回应外部压力，也更愿意把立场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相比之下，陈舒怡的回应则显得异常克制，她只简单说了两个字，“谢谢”。这两个字并没有提供太多信息，却恰恰体现出态度上的差异。同样被点名，有人选择继续高调，有人则明显收紧表达。

岛内像陈舒怡这样，在体系内承担执行角色的人并不少，他们或许早已习惯在既有权力结构中获得位置，也可能认为只要依附执政党就足够稳妥，但当大陆把追责态度明确摆到台面上之后，这些人所要面对的，就不再只是岛内的政治风向，而是更长期、更难回避的压力。

从名单公布到岛内各方回应，一系列动作彼此牵连、相互叠加。大陆通过清单和追责方式，把界线划得更加清晰；岛内部分部门在机制受限的情况下，通过管控交流来证明存在感；党内有人选择用更激进的语言不断加码对抗；而官方系统则试图用统一话术为这一切背书。

这些反应看似各自独立，实际上却在相互推动，使得两岸本就紧绷的互动进一步承压。接下来局势会如何演变，取决于岛内政治人物是继续把注意力放在对立上，还是愿意回到社会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上。但至少在这一天之后，越来越多人已经意识到，被点名、被追责，不再只是象征性的说法，而是一种正在被认真对待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