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荐读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法语视角”——基于法文报纸的研究(1937—1938)

作者介绍

陈璞君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内容摘要1937至1938年间，法国本土主流报纸、地方报纸及法属殖民地报纸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进行了广泛报道。报道信源广泛，既有法国驻华记者的报道，也广泛援引外交人员、英美报纸与教会人士等的信息，报道对日本的官方表述持审慎态度，各国报道亦被法国政府内部参考资料援引。尽管存在殖民叙事的内部冲突，相关报道仍借助修辞表达与关联叙事，在强化日军暴行叙事的同时，将南京大屠杀纳入法西斯暴行的认知框架。随着暴行证据的持续累积，以法国宗教报纸与左翼报纸为代表，逐步转向道德批判与行动倡导，完成了从罪行见证到干预引导的态度跃迁。战时法文报纸所构建的第三方见证体系，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早期认知。

关键词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 法语世界 报道

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之一，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对日军暴行的报道和记述，是南京大屠杀在战时广为国际社会所知的重要原因。目前学界对英美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即时报道与后续评论进行了系统梳理。《欲盖弥彰：南京陷落后日军对西方人士返回南京的阻扰》一文指出南京陷落时在南京的5名英美记者的活动范围和行动自由虽受到严格限制，但这些记者仍努力获得了大量一手素材，拉开了西方媒体报道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序幕。《抗战期间〈纽约时报〉关于日军南京暴行报道探析》《叙事差异与记忆纹理：〈纽约时报〉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2020）》等文章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为个案，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进行系统性历史考察，还原了日军在南京暴行的真相。此外，《“二战”时期的媒体宣传与新闻选择——中、美、日三国报纸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报道比较分析》指出美国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不仅侧重局势报道，还关注中国民众及在南京的美国人的生存状态。《全球传播语境中的国家创伤与媒介记忆——中、日、美、英“南京大屠杀”相关报道（1949—2014年）的内容分析》通过对比1949至2014年间中、日、美、英四国媒体有关“南京大屠杀”及相关事件的报道，旨在揭示不同国家媒介记忆的差异，分析其记忆框架，探讨形成差异的原因。日本学者渡边久志《“百人斩竞赛”的报道与真相》一文梳理分析了日、中及英、美、法等国际媒体对“百人斩竞赛”的相关报道，揭露了所谓的“百人斩竞赛”就是大量屠杀中国俘虏及平民的罪恶行径。与英美报道相比，学界对同期法语世界对南京大屠杀报道鲜有关注，其虽不如英美媒体活跃，但亦以其独特的法语视角，形成以第三方见证与跨文化叙事为特征的传播模式，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建构。

本文基于1937至1938年间40余种法文报纸，梳理与考察了其对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报道与传播。研究对象既涵盖《费加罗报》（Le Figaro）、《时报》（Le Temps）、《晨报》（Le Matin）、《十字架报》（La Croix）等法国本土主流报纸，亦包括《巴约讷报》（La Gazette de Bayonne）、《马赛激进派报》（Le Radical de Marseille）、《南方日报》（Le Journal du Midi）等地方性报纸，同时兼顾《外国报刊每日简报》（Bulletin quotidien de presse étrangère）、《意大利报刊定期简报》（Bulletin périodique de la presse italienne）等收录各国报道的法国政府内部参考资料，以及《小摩洛哥人》（Le Petit Marocain）、《马达加斯加日报》（Le Journal de Madagascar）、《印度支那论坛》（La Tribune indochinoise）等法国保护国或殖民地报纸，力求全面呈现“法语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

一、多元信源交织下的报道呈现

欧战爆发前，法国对日本侵华战争所持立场看似中立，实则充满内在矛盾。一方面，法国在道义上常被视为倾向中国，如针对日军轰炸南京的行为，美、英、法三国政府向日本政府递交抗议照会，谴责其对平民的轰炸。另一方面，法国政府明确禁止军事物资经印度支那运往中国。这一看似矛盾的“幕后姿态”，正如历史学家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指出的那样，源于法国在冲突地区缺乏直接地缘利益，且对华经济联系远不及英美紧密。然而，法文报纸在报道日军侵华战争时并未保持沉默，对南京陷落的过程进行了实时追踪，并在报道日军暴行时较早使用了“大屠杀”（massacre）、“暴行”（atrocité）等词。

作为法文报纸持续关注的国际议题之一，诸多报纸设置了“中日战争”（La guerre sino-japonaise）、“中日冲突”（Le conflit sino-japonais）、“中国时局”（Les événements de Chine）、“中国新闻”（Nouvelles de Chine）等固定栏目。“conflit”（冲突）与“guerre”（战争）虽在法文中常互换使用，但存在细微差别：“guerre”一词通常指正式、全面且通常已宣战的冲突状态，强调军事行动的规模和强度；“conflit”则指武装冲突或军事摩擦，在外交辞令中有时被用作“guerre”的委婉说法。这一措辞上的分野，不仅是语义偏好，更是各报纸不同立场的体现：使用“conflit”的有《时报》《南方日报》《十字架报》《新时代》（L’Ère nouvelle）、《比利牛斯爱国者报》（Le Patriote des Pyrénées）以及《上比利牛斯共和报》（Le Républicain des Hautes-Pyrénées）等，它们多为法国本土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或地方性报纸，在相关报道中试图保持客观中立的姿态；使用“guerre”的有《马达加斯加日报》《印度支那论坛》《摩洛哥日报》（Le Journal du Maroc）、《印度支那意志报》（La Volonté indochinoise）等，这些报纸或地处殖民地，或与战区地缘关系更近，其报道也更侧重揭露日军的残暴与战争的残酷。

除了面向公众发行的报纸，由法国外交部创办的《外国报刊每日简报》《意大利报刊定期简报》《英国报刊定期简报》（Bulletin périodique de la presse anglaise）等政府内部参考资料，汇集并翻译世界各地的权威外文新闻报道，服务于法国政府对国际舆论的研判及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些内部出版物中同样设有“中国时局”（Les événements de Chine）、“日本侵华”（L’occupation japonaise en Chine）、“远东时局”（Les événements d’Extrême-Orient）、“中日战事”（Les hostilités sino-japonaises）等栏目。

法国本土报纸对南京局势的广泛关注与实时报道得益于其多元的信源，涵盖在华特派记者、第三方目击者、中日官方公报及英美报刊等渠道。一方面，以《小巴黎人报》（Le Petit Parisien）、《巴黎晚报》（Paris-soir）、《晨报》为代表的报纸依托其驻华记者持续报道实时战况。如《晨报》记者乔治·罗宾（Georges Robin）于1937年11月底报道称“首都（南京）生活因连日受到日军的空袭几近瘫痪”；12月7日，《巴黎晚报》特派记者勒内·洛朗斯（René Laurens）通过电报发回“日军即将对南京发起最后总攻”的急讯；12月12日，《劳动报》（L’Œuvre）转引上海来电，报道北京方面的日本军事专家已提前燃放鞭炮庆祝占领南京。不仅如此，在叙事手法上，《费加罗报》记者吕西安·罗米耶（Lucien Romier）以今昔对比构建历史纵深，将南京昔日“文华丝瓷之都”与当下“遭围轰焚掠，政府部门被摧毁，船只沉没，政府和使馆人员逃亡，街衢成墟，废墟中只剩下饥饿的百姓”的惨状对比，强化了战争的残酷。

另一方面，法国报纸的驻华记者注重整合多方信源以构建交叉验证的报道体系。南京陷落后，《小巴黎人报》特派记者乔治·莫雷斯特（Georges Moresthe）从上海发回的报道引述从南京脱身的美国目击者证词，揭露日军在城中实施系统的劫掠，并把一些平民误当作脱下军装的士兵而加以杀害。《劳动报》亦根据私人渠道佐证了日军在南京屠杀了数千名中国平民，并强奸了大量年轻妇女和少女。同时，中国官方公报和法国驻华大使馆的信息也被大量援引，以强化报道的细节与权威性，如《新时代》援引驻华大使馆公报指出：“7架日军飞机轰炸了南京，投下了超过300枚炸弹。”《日报》（Le Journal）则以“日本暴行”（Atrocités japonaises）为小标题通过一份由中国发布的官方公报证实，日军在已陷落的南京城内对平民实施暴行。

法国报纸对侵华日军暴行的早期报道以外交电文、驻华记者电报为主要信源，在南京陷落后，因没有法国人士留守，其信源转而高度依赖路透社、《泰晤士报》（The Times）、《纽约时报》等英美新闻机构，形成了跨语种的“回声效应”。如《劳动报》《比利牛斯爱国者报》先后以“南京惨状”（Scènes atroces à Nankin）、“日军暴行”（Les atrocités japonaises）为小标题转引路透社的报道，强调“日军一进入南京城便表现出极端的残暴”，并详述“记者目睹了一场有条不紊的屠杀：多名被捆绑的中国战俘分批集中，随后被逐一射杀”，报道同时记载“12月14日，日军洗劫了大学医院的医护财物，类似的抢劫场景在城内各处上演，包括美国护士的住所、难民营以及美国大使的官邸”。《泰晤士报》驻南京特派记者麦克唐纳（MacDonald）的报道亦被法国报纸转载，麦克唐纳称，日军在南京的行径极其野蛮，屠杀在12月15日全天还在持续，城市至今仍处于恐怖之中。此外，《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刊登的报道被路透社驻上海记者发回电报援引后，《费加罗报》《人道报》（L’Humanité）等法国报纸以“日本不欲为人知之事”“日军暴行”等小标题进行二次转载，该电报指出：“圣诞节当天，本报（《字林西报》）曾提及南京被日军占领后发生的恐怖场面。彼时舆论普遍认为日军暴行乃暂时性的军纪涣散所致，系被战火激发的嗜血欲望，并期望秩序能迅速恢复，南京平民可免于再遭此等劫难。然而令人震惊的是，自南京陷落直至今日，掳掠妇女、强奸及抢夺行为仍以骇人之势持续蔓延。大量中国民众无故被刺刀捅伤或遭枪杀，据估算死亡人数已达万人”，除了对《字林西报》报道的转引，相关报道还强调路透社的电报曾遭日本审查机构扣押。

在信息传播严重受限的战争环境下，法国报纸的报道不可避免地受到日本信源的影响。《小巴黎人报》在12月13日的报道中坦承了这一困境：“目前在南京的外国记者屈指可数，然其通讯已完全中断。我们所能获取的消息，除南京守将唐生智偶尔以中文发布的无线电讯外，只能通过日方渠道获得。”此种信息垄断直接导致法文报纸大量参考日本同盟通信社等发布的战报，报道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被日本当局的政治立场与宣传意图所影响。在南京陷落前，日本媒体通过营造南京已被攻占的舆论氛围引导公众认知。法文报纸随之呈现了日本自上而下的欢庆叙事，无论是近卫文麿通过官方声明对“攻克南京”表示祝贺，还是虹口的日侨举旗游行、欢呼雀跃的场面，皆通过法文报纸的转载，成为欧洲读者眼中中国战事的景象，折射出战争时期信息来源单一化所导致的话语权失衡。但也有部分法文报纸对日军胜利后在日本国内所激起的狂热情绪始终保持警惕，并批判这种非理性的集体亢奋可能阻碍公众对战争事实的理性认知。《马赛激进派报》《东部共和报》（L’Est républicain）以“两名日本军官的悲剧性赌局”“两名日本军官的野蛮竞赛”为题转载了《东京日日新闻》对两名日本军官在日军向南京进犯期间进行“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报道。此外，相关报道在叙事中也刻意构建了南京与东京之间的空间对照。当东京街头突发爆炸，记者借此讽喻：“一声巨响过后，街面骤然撕裂，火焰喷涌而出——这番景象也让安谧的东京市民尝尝他们军队在上海和南京街头肆意制造的‘热闹’滋味，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但这足以引人深思，倒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尽管信源受限，法国报纸在普遍援引日方提供的统计数据时，在措辞上呈现以“攻占”（prise）、“战役”（bataille）、“撤退”（retraite）为代表的三种定位。“prise”强调占领行为本身，叙事视角偏向日军，形成了以进攻方为主导的叙事框架；“bataille”强调战斗过程，当其在报道中与“tragique”（悲剧的）这一带有情感负载的表述搭配时，则隐含对守城军民的悲悯；“retraite”从中方军队的视角出发，突出其困境。尽管南京沦陷标志其军事上的失败，但法国报纸注意到其中所蕴含的抵抗意志与民族气节，视其为面对侵略时不屈精神的体现。更为关键的是，针对日本公布的伤亡数据，相关报道借助语法层面的情态差异，将同一来源的统计数据嵌入不同的可信度框架，一些报道采用复合过去时“ont perdu”以陈述既定事实，另一些则使用条件式过去时“aurait perdu”或“auraient perdu”以植入推定性立场。这一时态选择构成一种重要的话语策略，通过审慎地呈现伤亡数字，折射出对信息真实性的怀疑。

此外，部分报道并未将南京视为一个孤立的暴行案例，在追踪报道广州等地的战事时，没有因时空转换而降低批判力度，而将其延伸并应用于后续战事的分析与评述之中，以此揭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非个案，实为一种具有延续性与普遍性的行为模式。例如，当1938年6月日军对广州实施轰炸时，报道指出此举“与日本在占领南京时所表现出的残忍暴行形成了悲剧性的呼应”，并回溯在南京发生的“大规模处决、酷刑、强奸和纵火，在那些亲历者，尤其是多位传教士和外籍人士的笔下化作令人毛骨悚然的记述，他们甚至未敢将所见惨状尽数记录”。

二、殖民叙事的内部冲突

彼时的法国在其广阔的殖民体系与保护国范围内，建立起以法文报纸为核心的新闻传播体系，形成一套兼具思想控制与文化渗透功能的殖民话语网络。从北非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到东南亚的越南，乃至印度洋上的马达加斯加，法国均主导发行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法文报纸。这一媒体网络不仅服务于其殖民统治，更成为法国推行文化同化政策及塑造在地精英认同的重要工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体系甚至延伸至非殖民区域，为满足外交、商贸与侨民群体的需要，《伊斯坦布尔报》（Istanbul）等法文报纸在土耳其这类主权国家亦广泛流通，成为跨国信息传递与舆论塑造的重要媒介。

与法国本土的报纸相似，在日军攻占南京后，此类报纸迅速进行报道，记述“南京城陷入火海，死亡、恐惧与贫困肆虐其间”，凸显“南京保卫战之惨烈，史无前例”。相关报道还进一步披露日军在南京的一系列暴行，通过引述外国目击者证词，指出日本军队在进入南京时进行了掠夺并攻击了居民。强调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lark Grew）就日本士兵多次非法闯入美国人住宅并掳走中国女性难民一事向日本政府提出正式抗议。在引发广泛外交关注的“爱利生事件”中，报道亦突出相关人员是在调查一起中国女性在美方建筑内遭日本士兵侵犯的事件时遭遇日本士兵掌掴，并指出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与教育工作者持续向日本当局控诉其军队长达数周的屠杀与强奸行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法国殖民话语在亚洲的关键一环，越南的法文报纸体现了殖民叙事与民族意识之间的复杂张力。以《印度支那论坛》为代表的进步报纸，首先通过“日本恐怖统治下的南京”（Nankin sous la terreur japonaise）、“日本枷锁下的南京”（Nankin sous le joug japonais）等极具冲击力的小标题构建了日军暴行的空间叙事框架，对南京的城市创伤进行具象化书写。报道指出：“国民政府历时十年建设的南京城，如今仅余断壁残垣，此皆自12月13日起日军肆意破坏所致……街头尸骸枕藉，疫病流行之虞日甚。”“全城约四成建筑遭纵火焚毁，最豪华的两家酒店被洗劫一空，所有贵重物品均被掠走。纵览近代历史，从未见证如此残暴的行径，外国侨民权益亦遭漠视。”在民众生存状态方面，报道聚焦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当前惨状超乎言语所能形容。城中幸存者多为妇孺老弱，依靠微薄积蓄艰难度日。日军不仅拒绝提供粮食补给，还阻挠外部的人道救援，饥民被迫以草根树皮果腹。”报道还特别揭露日军针对女性的暴行：“无数的尸体遍布街头，其中包含数百名被剥去衣服的年轻女性，她们身上带有刺刀造成的伤口。”。报道强调一位外国居民看到日本士兵从隔壁带走了四名年轻妇女，抢劫行为甚至是在日军军官在场的情况下由日本士兵实施。

相关报道还采用了交叉验证的策略。一方面，越南的法文报纸通过转引《字林西报》严厉谴责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报道，指出其部队纪律涣散，近期屠杀逾万平民，从11岁的女孩至53岁的妇女均未能幸免，受害者总数达8000人，另有2万余人遭粗暴对待，抢劫行为持续整周。报道强调来自多方面的报告亦证实了《纽约时报》关于日军在南京劫掠的报道。另一方面，通过揭露《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记者哈罗德·约翰·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关于日军在华北与南京暴行的电文遭日方扣押的事实，凸显日军新闻审查制度与暴行之间的内在关联。

部分越南法文报道则呈现了截然不同的叙事倾向，强调日方“未能找到可证实相关暴行的证人”，并指出日本新闻审查机关将拦截“所有不符合事实、意图损害日军声誉的不实信息”。还有报道引述访问过南京的法国传教士言论，称日军“有效保护了教堂及外侨财产”，盛赞其“纪律严明、秩序井然”。该传教士自述，尽管海外存在“反日宣传”，他却对日方态度“深表信服”，并强调“未见任何劫掠迹象”。法国代办同样表示，初抵中国时受媒体影响对日军抱有偏见，原以为南京陷入恐怖统治，然一入城，即见太平景象，顿觉昔日印象全属误解。他特别指出，由日军守卫的法国使馆完好无损，市民对城市重建充满信心，且日军空袭仅针对军事设施，未殃及民用住宅。美国副领事在视察南京的中国银行后亦表示“欣慰”，称“办公设施与档案资料保存完好，连装饰花瓶都未有损毁”。

综上所述，虽然“报刊业是法国在越南进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越南的法文报纸形成立场迥异的两大阵营，存在殖民话语与本土抵抗叙事的撕裂。一方是受严格管控的官方喉舌，始终将南京置于远东战场的坐标中，在报道中刻意维持中立或亲日语调，通过援引日本的战报和亲日声明掩盖日军的暴行，将南京大屠杀转化为秩序重建等治理话语，以服务于法国统治越南的殖民需要。另一方则是以批判压迫、唤醒民族意识为己任的进步报纸，借南京报道折射自身反殖民诉求，通过细节化的书写，将南京的苦难转化为亚洲被压迫民族的共同创伤，在报道中以“中国不会灭亡”等表述隐喻越南民族独立的合法性，其笔下的南京既非纯粹的中国城市，也不是简单的战场，而是法国殖民体系下越南知识分子投射反殖民情绪、民族认同的隐喻空间，日军暴行被转化为殖民样本，南京则成了越南自身命运的预警。

这一报道倾向的差异并非法属殖民地所独有，不同国家、不同机构的新闻报道很难在新闻叙事中保持中立，他们必然会把自身的立场与声音隐匿于新闻报道之中，不同媒体叙事上的差异源于不同叙事主体的不同叙事目的。如作为《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署国及法西斯轴心集团成员，意大利媒体的立场同德、日保持高度一致。在法国政府内部出版物《意大利报刊定期简报》中，意大利媒体并非中立的信息传播者，而是法西斯国家战略在舆论场上的关键执行者，报道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其核心策略首先是将战争责任转嫁于西方民主国家，如《意大利日报》（Giornale d’Italia）指责它们“鼓励中国后又将其抛弃”，以此消解对日本侵略行径的道德批判。在此基础上，《人民报》（Gazzetta del Popolo）、《新闻报》（Stampa）通过诸如“南京遭帝国军队铁与火之钳围攻”等修辞，着力渲染日军军事行动的迅速与高效。与此同时，面对诸如美军“帕奈号”炮舰被炸等明显不利于日本国际形象的事件时，报道采取选择性失语的策略，即便在本国记者遇难的情况下也刻意回避追究日本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在亲日叙事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如法西斯政府前财政部部长、曾担任南京政府财政顾问的阿尔贝托·德·斯特凡尼（Alberto de Stefani）在《新闻报》颇具预见性地指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低估中国未来的购买潜力，并“希望这场悲剧最终能以公正的方式收场，使这两个伟大的民族皆能受益；并愿中国人民将其对家族与财产那份近乎神秘的情怀，化作一道屏障，以抵御一切无论冠以何种名义企图削弱中国的力量”。

三、从见证到干预的行动话语

随着19世纪下半叶法国宗教报刊传统的发展，法国社会形成了独特的宗教公共领域。时任南京宗座代牧的于斌自1937年底起辗转欧洲多国，向国际社会系统阐述中国战场的严峻形势，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还通过“中国灾民救济委员会”等组织为中国募集物资援助。

在公共形象塑造方面，于斌以流利的法文、渊博的学识与儒雅的风度，成功向西方公众展现了一个兼具悠久文明与现代意识的中国形象，显著改善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刻板认知。《比利牛斯爱国者报》《费加罗报》等报纸全程追踪报道其在欧洲的行程，频繁称赞他“年轻、风度翩翩、法文流利而准确”，“眼镜片后那双宝石般的眼睛炯炯有神”，突出于斌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魅力。《十字架报》《黎明报》（L’Aube）等主流宗教报纸更将其誉为“城市守护者”（défensor civitatis）。通过援引欧洲战争记忆，将于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利时的曼尔西埃（Désire Joseph Mercier）相比较，赞扬他不仅是受难人民的保护者，更是正义与真理的捍卫者，从而弥合西方公众的认知距离感，将中国抗战嵌入反抗强权的叙事框架。

在国际舆论方面，于斌通过演讲、辩论等多种形式，持续向西方社会揭露日军轰炸城市、屠杀平民、摧毁学校、劫掠教堂等暴行。他强烈批判日本的侵略借口，强调中国四亿民众在文化、政治与信仰层面的内在统一，指出“许多平民，甚至包括妇女和儿童，以可怕的方式被屠杀”。中国正在经历“最血腥的磨难，残暴的力量肆意蹂躏弱小，其骄横与残酷之极致，令整个世界既震惊又愤怒，这般屠杀前所未有”。法国报纸评价其陈述“言辞恳切、细节翔实”，认为他的揭露“必将使不明真相的人们认清日本侵略的真实动机及日本军方对待中国民众的残暴方式”，并赞扬他“以坚定的态度揭露了日本的谎言，为和平与真理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因此，抗战时期，于斌不仅是宗教人士，还作为“外交使者”活跃于国际舞台。法文报纸对于斌的报道明显倾向于道德叙事与正义论述，将他塑造为中国抗战的精神象征，并借助其言行不断批判日本的侵略行为。相关报道不仅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普遍同情，更凸显了宗教报纸在国际舆论场中独特的叙事逻辑与道德影响力。它们始终将战争置于信仰与道德的评判框架之下。一方面，将中国的抗战叙事与天主教捍卫正义的传统相关联，使中国抗战的正义性在宗教价值体系中获得共鸣；另一方面，以“教会受难”“平民伤亡”等具象化叙事，将遥远的战争转化为天主教世界关切的人道主义危机，实现了从宗教道德话语到国际政治声援的跨越。正是这种基于信仰认同的叙事机制，使宗教报纸成为中国争取国际舆论支持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传播力量。

除了宗教报纸外，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尤其是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成立后，更多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参与声援中国。以《人道报》为代表的法国左翼报纸，通过对日军暴行的系统报道，构建了影响深远的批判性叙事。

首先，此类报道不限于即时性的战况通报，而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石，对日军暴行进行系统揭露与强烈谴责，并上升至对和平秩序与文明存续的忧思。一方面，报道以“每死1名士兵，就有10名平民被杀”等精确数据和具体案例强调日军实施的是“一场灭绝之战”。另一方面，报道敏锐地抓住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特征，即其战争的终极目标不仅是军事征服，更是旨在实现文化灭绝，报道详细记述了日军有系统地摧毁中国大学、屠杀师生、进行思想禁锢等行为，并尖锐地指出：“日本企图灭绝（中国）文化，在这一点上，它甚至超过了欧洲。”从南京的集体处决到针对高校的蓄意摧毁与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相关报道将日军行径定性为对人类文明准则的悍然践踏。

其次，知识界将欧洲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行为与日本军国主义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相关报道通过将日本在远东的暴行与德、意在欧洲的罪行进行比较，指出两者存在相似性。在题为《致1938》（À 1938）的新年致辞中，作者以拟人化的手法对“1938年”这位“女士”发出请求：“您将引领万民互爱与普世和平。无须强迫我们去拥抱那些在南京以杀戮为欢宴的日本人与那些在西班牙屠戮孩童的意大利人，您终将找到方法，带我们度过这一年。”这一将中国与西班牙进行类比的叙事，不仅打破了地理隔阂，揭示了法西斯暴行在欧亚大陆的同步蔓延，也将中国的抗战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叙事之中。

最后，左翼报纸及其所代表的进步力量，如《人道报》社长马赛尔·加香（Marcel Cachin）、激进党议员莱昂·阿尔尚博（Léon Archimbaud）、国际和平联合（Rassemblement universel pour la paix）、法国天主教劳工青年会（Jeunesse ouvrière chrétienne）等提出了明确的行动纲领，包括推动国际联盟与各国政府向中国提供“有效的物资援助”，在民间发起青年劳工群体募捐、动员“抵制沾满了无辜者鲜血的日货”等。这些主张标志着法国左翼群体不再满足于见证者与批评者的角色，实现了向行动倡导者的转向。

综上所述，法国宗教及左翼报纸不仅是战时信息的传递者，更是日军罪行的批判者与声援中国的行动倡导者。通过将对日军暴行的抵抗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捍卫人类文明的语境下，将遥远的战争转化为法国公众能够感知并负有责任的宗教与政治议题，不仅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证言，更在舆论场构建了旨在唤醒公众良知、推动国际联合行动的强大话语体系。

结语

法语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形成了独特的见证体系，构成了该历史事件世界记忆中不可忽视的一环。首先，通过多元信源的整合，法文报纸试图秉持相对客观的立场，尤其在时态选择、情态表达与修辞策略等方面，将事实陈述的准确性、道德评判的正当性与证据处理的审慎性结合起来。其次，法文报纸的报道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初期对战事的客观记录，逐渐转向对暴行细节的揭露，最终升华为对日本军国主义行为的批判与声援中国的行动倡议。最后，尽管法文报纸的报道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第三方记录，但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法国殖民利益与欧洲中心主义视野的制约，暴露出西方社会认知的历史局限性。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对“法语视角”下有关南京大屠杀报道的挖掘与审视，不仅从媒介档案层面丰富了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记录，也为理解这段历史的跨文化传播机制提供了有效案例。法文报纸的报道实践表明，这一历史记忆的建构不仅需要不同民族与国家对暴行的共同揭露与道德共振，也离不开对历史的反思，历史创伤的世界记忆从来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不同文明视角的持续对话、碰撞与协商中逐步构建。如何让不同文明背景的人们了解、认同、铭记历史的伤痛，是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课题。从见证历史到共筑和平，是一条需要不断重温与开创的道路，唯有在共同铭记历史苦难的基础上，人类才能携手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包容的和平未来。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来 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