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冬，父亲在狱中离奇死亡，看守转交给我一枚带血的劳模徽章

一、铁窗外的冬雨

1977年深冬，西南山区的小城总是笼罩在湿冷的雾霭中。我接到通知的那天，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随时要塌下来。

“陈阳，你父亲……”街道办事处的王主任话说到一半，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搓了搓脸，“在狱中突发疾病，抢救无效。”

我站在那里，手里还拎着刚从粮站打回来的半斤菜籽油。油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褐色的玻璃碎了一地，金黄色的油渍在水泥地上慢慢洇开，像一幅不祥的图案。

那年我十九岁，在城郊农机厂当学徒工已经三年。父亲陈青山进去那年，我十六。三年来，母亲带着我每月十五号雷打不动去探监，虽然十次有八次见不到人——他总在“接受审查”。最近三个月，更是音讯全无。

“什么时候的事？”我的声音听起来不像自己的。

“前天夜里。”王主任避开我的眼睛，“遗体已经火化了，你们可以去殡仪馆领骨灰。”

“我们要见最后一面！”母亲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她不知何时站在那儿，手里还握着洗了一半的青菜，水珠顺着她枯瘦的手指往下滴。

王主任叹了口气：“林秀同志，这是规定。特殊情况……不能见。”

母亲没再说话。她慢慢走到我身边，蹲下身，一片一片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她的手指被划破了，血混着油，可她好像感觉不到疼。

三天后，我们在城南殡仪馆领到了一个深褐色的陶罐。罐子很轻，轻得让我怀疑里面是否真的装着一个曾经身高一米七八、体重一百五十斤的男人的全部。

负责交接的是个年轻的看守，二十出头的样子，眼神躲闪。就在母亲抱着陶罐转身要走时，他突然压低声音叫住我：“陈阳同志，等一下。”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飞快地塞进我手里：“这是你父亲……临走前嘱咐一定要交给你的。”

布包入手很沉。我正要打开，他按住我的手：“回家再看。”

他的手指冰凉，还在微微颤抖。

二、布包里的秘密

回到家时已是傍晚。母亲把父亲的骨灰罐放在堂屋正中的方桌上，点了三炷香。青烟袅袅升起，在十五瓦的灯泡下扭曲成诡异的形状。

我回到自己那间不足八平米的小屋，关上门，这才打开那个用灰色劳动布缝成的小包。

里面是一枚徽章。

红星机械厂“劳动模范”徽章，红底金字，边缘已经磨损得发白。这种徽章父亲得过三枚，1958年、1963年、1966年各一枚。他常说，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

可这枚徽章不一样。

我把它举到灯下仔细看——徽章背面，用极其细微的刻痕，刻着一串数字：0749。

不是出厂编号。红星厂的劳模徽章编号都是六位数，以年份开头。这四位数是什么意思？

还有更让我心惊的：徽章正面，五角星的凹槽里，有已经发黑的血渍。

我盯着那点暗红色，突然想起年轻看守塞给我布包时说的话：“你父亲不是病死的。”

不是病死的。

那是什么？

那一夜我睁着眼睛直到天亮。清晨五点半，母亲起来生炉子时，我走出房间，把徽章递给她看。

母亲的手在接触到徽章的瞬间，剧烈地颤抖起来。她盯着那点血渍，嘴唇翕动，却发不出声音。过了很久，她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爸……是被人害的。”

“谁？”

母亲摇头，眼泪大颗大颗砸在徽章上：“我不知道。但他进去前就跟我说过，要是他出不来了，一定是有人不想让他说话。”

“他要说什么？”

母亲的眼神变得空洞：“厂里的事。很大的事。”

三、红星机械厂的影子

我决定去红星机械厂。

父亲曾是那里的八级钳工，车间副主任。1966年他还是厂里的技术标兵，1969年突然就成了“窃取国家技术机密”的嫌疑犯。案子拖了七年，最终在1976年底定罪，十五年。

母亲坚决反对我去：“陈阳，别去！那些人……我们惹不起。”

“妈，我爸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把徽章小心地包好，揣进内兜，“至少我要知道0749是什么意思。”

红星机械厂在城东，占地两百多亩，是市里的重点企业。高耸的烟囱终年冒着白烟，五米高的围墙上拉着铁丝网，大门口有持枪的卫兵站岗。

我在传达室登记时，老门卫扶了扶老花镜：“陈青山的儿子？你爸他……”

“去世了。”我平静地说。

老门卫叹了口气，摆摆手让我进去：“去劳资科吧，办手续领抚恤金。”

但我没去劳资科。我凭着儿时的记忆，径直走向第三车间——父亲工作过二十年的地方。

车间里机器轰鸣，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金属切削液的味道。巨大的天车在头顶缓慢移动，工人们埋头操作着车床、铣床，没人注意到我这个不速之客。

“找谁？”一个四十多岁、穿着蓝色工装的男人拦住我。他胸前别着“车间主任”的胸牌，姓赵。

“赵主任，我是陈青山的儿子。”我提高音量，压过机器声。

赵主任的脸色变了变。他上下打量我几眼，拉着我走到车间外的走廊：“你爸的事我听说了，节哀。厂里会按规定发抚恤金，你去劳资科……”

“我不是来要钱的。”我打断他，“我想问问，我爸在厂里时，有没有特别要好的工友？或者……特别不对付的人？”

赵主任的眼神闪烁：“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提这些干什么。你爸他……犯了错误，这个你要正确认识。”

“什么错误？”我盯着他。

“窃取技术图纸，企图卖给外国人。”赵主任说得很快，像背诵课文，“证据确凿。年轻人，我劝你不要再纠结这些了，对你没好处。”

我还要再问，他已经转身往车间里走：“我还要忙生产任务，你自便吧。”

我在走廊站了很久。午休的铃声响了，工人们三三两两走出车间，在门口的水池边洗手。我鼓起勇气，走向几个正在抽烟的中年工人。

“师傅，打听个人。陈青山，原来八车间的，您认识吗？”

几个人的表情都僵了一下。一个瘦高个掐灭烟头：“不认识。”说完就走了。

另一个矮胖的犹豫片刻，压低声音：“小伙子，回去吧。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只有最后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工人，在其他人走远后，悄悄对我说：“晚上七点，厂后门小树林见。”

四、老工人的线索

那晚飘着细雨。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小树林，躲在一棵樟树后。七点整，老工人佝偻的身影出现在林间小路上。

他姓周，叫周福贵，跟我父亲同一年进厂，住同一间宿舍三年。

“你爸是个好人。”周师傅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技术好，肯教人，就是脾气太直，得罪了不少人。”

“他得罪了谁？”

周师傅掏出一盒经济牌香烟，抽出一支点燃：“最大的那个，是李国梁。”

李国梁，红星机械厂副厂长，分管生产和安全。我听说过这个名字——父亲的判决书上有他的证言，说亲眼看见父亲深夜在资料室偷拍图纸。

“为什么得罪他？”

“因为你爸发现了他搞的鬼。”周师傅深吸一口烟，“大概是七五年吧，厂里进了一批特种钢材，说是造精密机床用的。你爸在检验的时候发现不对劲——那批钢的标号有问题，根本达不到军工标准。”

我的后背一阵发凉：“然后呢？”

“你爸写了材料，要往上反映。但材料还没递出去，他就被保卫科带走了，说他偷看机密文件。”周师傅苦笑，“哪是什么机密文件，就是那批钢材的采购单和检验报告。”

“李国梁现在呢？”

“升了。去年调到市工业局当副局长了。”周师傅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小伙子，听我一句劝，到此为止吧。李国梁背后还有人，你动不了的。”

“周师傅，您知道0749是什么意思吗？”

老人愣住：“什么0749？”

我从怀里掏出徽章，指着背面的刻痕。周师傅凑近看了很久，摇摇头：“没见过。不过……这个数字格式，有点像厂里以前的设备编号。”

“设备编号？”

“嗯。建厂初期，从苏联进口的那批机床，编号就是四位数，07开头的是铣床，04开头的是车床。但0749……”他皱紧眉头，“我记得厂里没有49号设备，最多到38号。”

线索又断了。

临走时，周师傅突然想起什么：“对了，你爸出事前那段时间，经常往废料仓库跑。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扛着一包东西从那里出来，神神秘秘的。”

“什么东西？”

“用油毡布包着，看不清。但他那表情，我一辈子忘不了——像抱着自己的命。”

五、夜探废料库

红星机械厂的废料仓库在厂区最北角，紧挨着围墙。那是一栋五十年代建的砖瓦平房，早就废弃不用，窗户都用木板钉死了。

我决定去看看。

等到周六晚上，厂里只有夜班工人在几个主要车间。我翻过破损的围墙缺口——这是小时候和玩伴们捉迷藏时发现的秘密通道。

废料库的门上挂着生锈的铁锁，但旁边一扇窗户的木板松动了。我费了很大劲才撬开一条缝，勉强钻了进去。

里面漆黑一片，弥漫着铁锈和霉味。我划亮火柴，微弱的光线下，看见成堆的废铁、损坏的机器部件、报废的齿轮和轴承，堆积如山。

火柴很快熄灭了。我摸着黑在废料堆中艰难穿行，手被锋利的金属边缘划了好几道口子。转了半个小时，一无所获。

正要放弃时，脚下突然踢到什么东西。不是金属的沉闷声响，而是“空”的一声。

我蹲下身摸索，触到一块松动的木板。掀开后，下面是一个勉强容一人通过的洞口。洞里居然有微弱的反光——是水？还是……

我跳下去，发现这是一条地下通道，高度不足一米七，我必须弯着腰前进。通道不长，大约二十米后，前方出现一个狭小的空间。

划亮最后一根火柴。

我看见了。

大约四平米的空间里，整整齐齐码放着十几个木箱。最上面的箱子盖开着，里面是一摞摞用油纸包好的文件。

火柴烧到手指，我疼得一松手，黑暗重新吞噬一切。但那一瞬间，我看见了最上面那份文件的标题：

《关于红星机械厂07系列特种机床非法改装及流向的报告》

署名：陈青山。日期：1975年3月14日。

父亲被捕是1975年4月2日。

六、箱中的秘密

我不敢在废料库久留，只从那箱文件中抽出最上面几份，塞进怀里，迅速原路返回。

回到家已是凌晨两点。母亲房里还亮着灯——自我父亲去世后，她几乎夜夜失眠。我蹑手蹑脚回到自己房间，反锁上门，这才在台灯下展开那些泛黄的文件。

第一份就是那份报告。父亲用极其工整的字迹详细记录：

自1972年起，红星机械厂以“设备更新”为名，先后将七台07系列精密铣床（编号0715、0722、0728、0733、0739、0742、0749）进行非法改装，拆除精度控制系统和自动记录装置，使其可用于非标零件的加工。这七台机床的实际流向不明，但有证据显示，其中至少三台通过非正常渠道流入沿海地区，可能用于……

后面的字迹被涂抹了，但隐约能辨认出“军”“火”两个字的轮廓。

我的手开始发抖。

继续往下翻。下面是采购单据的复印件，签字人正是李国梁。再往下是照片——虽然模糊，但能看出是机床在装车，车牌被刻意遮挡。还有几张是父亲偷偷拍下的会议记录片段，上面有李国梁和几个不认识的名字。

最底下是一本薄薄的笔记本。翻开，是父亲的字迹，但比报告上的潦草得多，像是匆忙写下的日记：

1975.3.20

老周提醒我，最近有人跟踪。可能是保卫科的。材料必须尽快转移。

1975.3.25

见到省里来的同志，姓郑。他说会向上反映，让我等消息。我把副本给他了。

1975.4.1

明天最后一批材料藏好。如果我有不测，希望阳阳有一天能找到。钥匙在劳模徽章里。

我的呼吸骤停。

钥匙在劳模徽章里？

我抓起那枚带血的徽章，在灯下反复查看。五角星的五个角，中心的红星……终于，当我用力按压红星中心时，“咔哒”一声轻响，徽章从中间裂开，分成两半。

中空的部分，藏着一把黄铜钥匙。很小，像是抽屉钥匙或保险箱钥匙。

钥匙柄上刻着两个字母：ZK。

七、父亲的老友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像疯了一样寻找ZK的含义。问遍了可能知道的人，翻遍了父亲留下的所有物品，一无所获。

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常常坐在父亲遗像前一坐就是半天。我不敢告诉她我在做什么，只能晚上偷偷研究那些文件和钥匙。

直到那个周日的下午。

我正在家门前修自行车，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拎着黑色公文包的男人停在我面前。他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你是陈阳吧？陈青山的儿子。”他的声音温和，带着一点北方口音。

我警惕地看着他：“您是？”

“我姓郑，郑怀远。是你父亲的朋友。”他顿了顿，“我能进去说话吗？”

堂屋里，郑怀远给父亲遗像鞠了三个躬，这才坐下。母亲给他倒了水，他接过来时，我看见他的手在抖。

“林秀同志，青山的事，我对不起你们。”郑怀远开口第一句话就让母亲愣住了。

“您……认识青山？”

“何止认识。”郑怀远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七五年春天，青山通过省机械系统的老同志找到我，把一些材料交给我，希望我能帮他递上去。我当时在省纪委工作。”

空气凝固了。

“然后呢？”我的声音干涩。

“材料我看了，很震惊。涉及的不只是红星厂，还有市里、甚至省里的某些人。”郑怀远重新戴上眼镜，“我答应青山，一定把材料送到该送的地方。但就在我准备行动的当天晚上，我被停职审查了。”

“为什么？”

“有人举报我生活作风有问题。”郑怀远苦笑，“很老套的招数，但很有效。我被下放到干校三年，去年才平反回来，安排在市档案局工作。”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推到我和母亲面前：“这是我保留的副本。原件在当年就被销毁了。”

我打开纸袋，里面是手抄的文件，内容和我从废料库找到的大同小异，但更详细，还有一些我未见过的照片和名单。

“郑叔叔，您知道ZK是什么意思吗？”我掏出那把钥匙。

郑怀远接过去，仔细看了看，突然站起身：“我知道这是哪里的钥匙！”

“哪里？”

“市总工会的旧档案室！”他的眼睛亮了，“七五年初，为了存放一批保密档案，总工会把地下防空洞改造成了档案库，用的是老银行的保险柜。青山当时是工会委员，有保管权。ZK就是‘总工会库’的拼音缩写！”

八、防空洞里的铁柜

市总工会的老楼在城西，一栋三层的苏式建筑。郑怀远利用工作关系，以“查找历史资料”为由，轻易拿到了进入许可。

“地下档案室在七十年代中期就停用了，现在堆的都是杂物。”看门的老头嘟囔着，“里面又潮又黑，有什么好查的。”

郑怀远塞给他一包烟：“老同志，我们就看看，很快出来。”

防空洞的入口在一楼储藏室的地板下，拉开活板门，一股霉味扑鼻而来。郑怀远打着手电率先下去，我紧随其后。

楼梯很陡，走了大约三米深，来到一个三十多平米的地下室。确实如老头所说，堆满了破损的桌椅、旧标语牌和成捆的废旧报纸。

但在最里面，靠墙立着三个墨绿色的铁皮柜。每个柜子上都有编号：ZK-1、ZK-2、ZK-3。

我的手心冒汗，拿出那把钥匙，先试了ZK-1的锁孔——不对。ZK-2——还是不对。当钥匙插入ZK-3的锁孔时，“咔”一声轻响，锁开了。

柜子里没有文件。

只有一本硬壳笔记本，和一个小铁盒。

笔记本的扉页上，是父亲的字迹：“如果有一天有人找到这里，说明我已经不在了。请把这些交给我的儿子陈阳，或任何值得信任的组织。”

翻开内页，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这不是调查材料，是父亲写给我的信。从1975年4月1日——他预感自己将被捕的前夜开始写，断断续续，一直写到他入狱后的第三年。

“阳阳，当你看到这些字时，应该已经长大成人了。爸爸有很多话想当面对你说，但可能没有机会了。”

“我不是窃贼，也不是叛徒。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

“0749不是设备编号，是一个人的代号。他是这一切的关键证人，但我至今没有找到他。如果我遭遇不测，希望你能继续找下去。”

“李国梁只是前台的小丑，真正的大鱼藏在后面。他们的名字我不敢写在这里，但如果你足够聪明，能从材料里推断出来。”

“不要仇恨，但要记住。记住这个国家曾经有过怎样的黑暗，又有多少普通人为了光明而献出一切。”

“最后，儿子，对不起。爸爸不能陪你长大了。但爸爸爱你，从你出生那一刻起，直到永远。”

我抱着笔记本，在黑暗的地下室里泣不成声。郑怀远站在一旁，默默递过来手帕。

铁盒里是一卷微型胶卷。郑怀远对着光看了看：“这是专用间谍胶卷，你父亲怎么会有这个？”

“可能是那位‘省里来的同志’给他的。”我突然想起笔记本里的话，“爸爸说有人帮他，是不是就是给您材料的那个人？”

郑怀远脸色一凛：“我没给过他胶卷。事实上，当年他给我的只有纸质材料。”

我们对视一眼，都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父亲当年联系的，不止一条线。

九、神秘胶卷

冲洗胶卷成了难题。七十年代末，这种微型胶卷只有公安系统和少数特殊单位有设备处理。郑怀远通过老关系，找到市公安局技术科的一位老技术员，对方答应帮忙，但要一周时间。

那一周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七天。

母亲病了，持续低烧，咳嗽。我带她去卫生院，医生说是心力交瘁，需要静养。但我看得出来，她是心里那口气散了——父亲的冤屈一日不雪，她的病一日难好。

我请了假在家照顾母亲，同时一遍遍翻阅父亲留下的所有材料。笔记本里提到的“大鱼”到底是谁？从文件里的蛛丝马迹看，涉及的资金数额巨大，机床流向可疑，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贪污腐败，很可能牵扯到更严重的罪行。

第七天晚上，郑怀远冒着大雨来到我家。

他浑身湿透，但眼睛亮得吓人。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洗出来了。青山他……他拍到了决定性证据。”

照片一共二十七张。前几张是机床在码头装船的场景，虽然夜色很深，但闪光灯还是拍清了船号：东风号。接下来几张是交接现场，李国梁赫然在列，和他握手的是个穿西装的男人，戴着墨镜，看不清脸。

但真正让我血液冻结的是最后几张。

那是一份手写的协议，标题是《关于07系列特种设备转让及技术合作协议》。甲方是红星机械厂，乙方是一个英文名字的公司。协议条款中明确写着：设备将用于“特殊机械零部件加工”，并注明“最终产品符合特殊用户需求”。

而协议的签署人，除了李国梁，还有一个签名——

赵永革。

这个名字我太熟悉了。市工业局局长，经常在本地新闻里出现的人物。

郑怀远的脸色苍白如纸：“赵永革……当年就是他签批了我的停职审查。”

“也就是说，我父亲的案子，从始至终都是赵永革在操控？”我的声音在发抖。

“不止。”郑怀远指着照片里那个戴墨镜的男人，“这个人我认识。他叫威廉·陈，美籍华人，七十年代初经常以‘爱国华侨’身份回国投资。但实际上，根据我们后来掌握的情报，他是为某个境外组织服务的。”

“间谍？”

“比那更复杂。”郑怀远深吸一口气，“他们想要的不仅是机床，还有红星厂正在研发的新型精密加工技术。你父亲发现的，很可能是一个窃取国家重要工业技术的网络。”

十、寻找0749

有了照片，有了证据链，但还缺最关键的一环：证人。

父亲在笔记本里反复提到0749，说他是“这一切的关键”。这个人是谁？在哪里？还活着吗？

郑怀远建议从红星厂的老职工入手：“你父亲说0749是人的代号，那很可能也是厂里的人。四位数的工号在五十年代用过，我们可以查那个时期的职工名册。”

第二天，我们去了市档案馆。在郑怀远的协助下，调阅了红星机械厂1955-1965年的职工档案。上千个名字，我们一个一个核对。

“找到了！”下午三点，郑怀远指着一个名字。

职工登记表上贴着发黄的一寸照片，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方脸，浓眉，笑容憨厚。姓名：王志强。入厂时间：1958年7月。工号：0749。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1962年调离，去向不明。

“去向不明？”我皱紧眉头，“怎么会不明？”

郑怀远翻到背面，有一张调离单存根，调往单位一栏只写了“省机械工业公司”，没有具体部门，也没有调令编号。

“这不合规。”郑怀远说，“正常调动都有完整手续。”

我们又查了省机械工业公司同期的接收记录，没有王志强这个名字。

这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

“会不会……”一个可怕的念头浮上心头，“他已经不在了？”

郑怀远沉默良久：“有可能。如果你父亲找到他时，他已经遇害，那一切就说得通了——你父亲掌握了关键证人，但证人死了，他反而成了被灭口的对象。”

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如果王志强已经死了，父亲为什么还要在遗言里让我继续找他？

“除非，”我抬起头，“王志强没有死，只是藏起来了。或者……他换了身份。”

十一、意外的访客

调查陷入僵局。郑怀远建议将现有材料整理成系统报告，通过他的老关系往省里递。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一个周二的下午，我下班回家，发现院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这在普通工人聚居区是罕见的景象。

进门，堂屋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母亲，脸色煞白。另一个是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笔挺的深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油亮。

“陈阳同志回来了。”男人站起身，笑容可掬地伸出手，“自我介绍一下，赵永革。”

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

“赵局长怎么有空来我们家？”我强迫自己冷静，没有去握他的手。

“听说你父亲去世了，我来看看家属。”赵永革收回手，笑容不变，“青山同志虽然犯了错误，但毕竟曾经为厂里做过贡献。我代表工业局，表示慰问。”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这是局里的一点心意，五百元抚恤金，另外安排你母亲到局属幼儿园做保育员，工作轻松，待遇不错。”

母亲猛地站起来：“我们不要！青山他不是罪犯！”

“林秀同志，法院的判决摆在那里。”赵永革的语气冷了一分，“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法律就是法律。”

他转向我：“小陈同志，你在农机厂的表现不错，厂领导跟我反映过。这样，我打个招呼，把你调到局里下属的物资公司，坐办公室，比当工人有前途。”

“条件是什么？”我直视他的眼睛。

赵永革笑了：“聪明。条件很简单——把你父亲留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交出来。那些都是他犯罪的证据，按规定应该销毁。”

“如果我不交呢？”

笑容消失了。赵永革慢慢坐回椅子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年轻人，别犯傻。你父亲已经为他的固执付出了代价，你难道要步他的后尘？”

赤裸裸的威胁。

“我父亲留下了什么，我不知道。”我说，“就算知道，我也会交给该交的地方。”

赵永革盯着我看了足足十秒钟，突然又笑了：“好，有骨气。但骨气不能当饭吃。”

他站起身，走到门口，又回头：“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三天后，我希望听到明智的决定。”

黑色轿车开走了。母亲瘫坐在椅子上，捂着脸哭起来。

我搂住她的肩膀：“妈，别怕。他越是这样，越说明我们找对了方向。”

“阳阳，我们斗不过他们的。”母亲抬起泪眼，“你爸当年也说过类似的话，然后他就……”

“正因为我爸当年没能斗过，我才必须继续。”我轻声说，“妈，如果我们现在退缩，我爸就真的白死了。”

十二、危险的选择

赵永革来访的当晚，郑怀远匆匆赶到我家。听完我的叙述，他的脸色异常凝重。

“他亲自出面，说明你们已经触到他的痛处了。”郑怀远在屋里踱步，“但他这么大张旗鼓地威胁，反而暴露了他的焦虑——他怕你们手里的东西。”

“我们该怎么办？把材料交上去？”

“不能交市里，赵永革肯定已经布控了。”郑怀远停下脚步，“要交就往省里交，甚至往北京交。但我担心……你们可能等不到那天。”

他说的隐晦，但我听懂了：赵永革可能会采取极端手段。

“我有一个想法。”郑怀远压低声音，“省纪委有一位老领导，姓沈，当年就是负责机械系统案子的。他去年复出，现在是省纪委书记。如果能直接把材料送到他手里……”

“怎么送？赵永革肯定监视着我们。”

郑怀远从怀里掏出一张火车票：“明天早上六点，有一趟去省城的慢车。你坐这趟车走，我安排人在车站接应。材料分成两份，你带副本，原件我另想办法送出去。”

“那你呢？赵永革如果发现材料不见了，肯定会找你麻烦。”

“我老了，不怕。”郑怀远拍拍我的肩，“但你和你母亲要注意安全。今晚就去你舅舅家住，别留在这里。”

母亲收拾了几件衣服，我则把最重要的材料——照片、胶卷、父亲笔记本的复印件——用油纸包好，缝在内衣夹层里。

深夜十一点，我们悄悄出门。舅舅家在西城区，走路要四十分钟。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昏黄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走到一半时，我感觉到不对劲。

身后有脚步声，很轻，但一直保持着固定的距离。我拉着母亲加快脚步，那脚步声也加快了。

转过一个街角，我猛地回头——空无一人。

但路灯下，地上多了一个烟头，还在冒着细微的青烟。

有人在跟踪我们。

十三、省城之行

舅舅家是筒子楼里的一间半房，挤着一家五口。我们突然到来，舅妈虽然热情，但难掩尴尬。我知道这里不能久留。

凌晨四点，天还没亮，我告别母亲，独自前往火车站。

晨雾很浓，五米外就看不清人影。我专挑小巷子走，每走一段就回头观察。没有发现跟踪者，但这反而让我更不安。

火车站人潮涌动。六点开往省城的423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我混在人群中，低着头，尽量不引人注意。

就在即将通过检票口时，一只大手拍在我肩上。

我浑身一僵，慢慢回头——是周福贵师傅。

“周师傅？您怎么……”

“别说话，跟我来。”周师傅拉着我挤出队伍，走到候车室角落的柱子后面。他的脸色很差，眼窝深陷，像是几天没睡好。

“你不能坐这趟车。”他喘着气说，“厂保卫科的人在站台守着，至少四个，都带着家伙。”

我的后背渗出冷汗：“他们怎么知道……”

“赵永革在厂里有眼线，可能是郑怀远那边走漏了风声。”周师傅从怀里掏出一张汽车票，“去长途汽车站，坐七点半的班车走国道。虽然慢，但安全。”

“周师傅，您为什么帮我？”我看着他，“这会连累您的。”

老人苦笑：“你爸救过我的命。六三年车间起火，是他把我从火场里背出来的。我欠他的。”

他把汽车票塞进我手里，又递过来一个皱巴巴的纸包：“这是我攒的一点钱，路上用。快走，趁他们还没发现。”

我眼眶发热，深深鞠了一躬，转身混入人群。

长途汽车站离火车站两公里。我一路小跑，七点十分赶到时，开往省城的班车已经开始上客。

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心脏狂跳。直到汽车驶出城区，开上颠簸的国道，我才稍微松了口气。

但放松得太早了。

车行至五十公里外的三岔岭时，前方设了路障。几个穿着蓝色制服的人站在路边，挥手示意停车。

“例行检查，都下车！”为首的是个满脸横肉的中年人，虽然没穿警服，但腰间别着手枪套。

乘客们抱怨着下车排队。我悄悄把缝在内衣里的材料包取出来，塞进座位底下的缝隙里。

轮到检查我时，那人盯着我的脸看了很久：“叫什么名字？去哪儿？”

“王建国，去省城看亲戚。”我用了假名。

“工作证。”

我递上农机厂的工作证——名字当然是陈阳。他对照着看了半天，突然冷笑：“陈阳？你就是陈阳！”

他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带走！”

十四、审问

我被带上了一辆吉普车，蒙上眼睛。车开了大约一个小时，停下时，我被推搡着进了一栋楼。

眼罩摘下，我发现自己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头顶一盏刺眼的白炽灯。

对面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我在汽车站见过的那个，另一个穿着公安制服，肩章显示是科级干部。

“陈阳，知道为什么带你到这里吗？”公安先开口。

“不知道。”

“装糊涂！”横肉男一拍桌子，“你携带机密材料，企图潜逃，这是叛国行为！”

“什么材料？我没有。”

公安冷笑，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油纸包——正是我藏在车座下的那个！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怎么可能？我明明看见他们只搜查了乘客随身行李，没查车座。

除非……车上有他们的人。

“这是从你座位上找到的。”公安慢慢打开纸包，拿出照片和文件，“这些是什么，你不解释一下？”

我强迫自己冷静：“这是我父亲留下的遗物，我不清楚内容。”

“不清楚？”横肉男凑近我，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那为什么郑怀远帮你买火车票？为什么周福贵给你钱让你改坐汽车？你们在密谋什么！”

他们连周师傅都知道！

我的心沉到谷底。这说明我们的行动完全在他们的监控之下，郑怀远很可能也暴露了。

“我要见律师。”我说。

两个人对视一眼，笑了。公安站起身，走到我面前：“小子，这里不是法院，没有律师。只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他翻开文件，指着赵永革的签名：“说吧，是不是郑怀远指使你伪造这些材料，诬陷领导干部？”

“材料是真的。”

“真的？”横肉男猛地揪住我的头发，“你爸是罪犯，他留下的东西能是真的？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们轮番审讯，威逼利诱，甚至动手——一拳打在我腹部，疼得我蜷缩在地。但我咬死了不松口：材料是父亲留下的，内容我不清楚，但如果是真的，就应该查。

深夜，他们大概累了，把我扔回房间，锁上门。

我躺在地上，浑身疼痛，但脑子异常清醒。他们不敢真的下死手，说明还有顾忌。赵永革想要的是材料和我认罪的供词，这样他就能把一切都打成“诬告”。

我不能让他得逞。

凌晨时分，门突然开了。进来的不是审讯者，而是一个穿着便衣的年轻人，二十七八岁，戴眼镜，文质彬彬。

“陈阳同志？”他的声音很轻，“能站起来吗？”

我警惕地看着他。

“别怕，我是省纪委的，姓沈。”他掏出一个证件，在我面前晃了一下——确实有省纪委的钢印，“你父亲的材料，我们已经收到了。”

我愣住：“收到了？”

“郑怀远同志通过特殊渠道送出来的。”沈同志扶我坐下，“我们正在核实。但现在的问题是，赵永革已经知道你手里有材料，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销毁证据，包括……让你消失。”

“那怎么办？”

“我们要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沈同志看了看表，“但现在外面都是他们的人，硬闯不行。只有一个办法——”

他压低声音：“你配合他们，先认罪。”

“什么？！”

“听我说完。”沈同志按住我的肩膀，“你认的是‘私自携带父亲遗物，不了解内容’的罪。这样他们会放松警惕，以为你屈服了。然后我们会安排你在转押途中‘脱逃’，实际上是我们的人接应你。”

“这太冒险了。”

“是冒险，但这是唯一能让你活着到省城作证的办法。”沈同志的眼神很坚定，“你父亲等了七年，你愿意再等吗？”

我想起父亲笔记本上的话，想起他刻在徽章上的血渍，想起母亲苍白的脸。

“好，我配合。”

十五、假认罪与真逃亡

第二天上午，审讯继续。我按照沈同志的指示，承认自己“私自保存父亲遗留的疑似机密文件，但并未查看内容，也不知道其重要性”。

横肉男很满意：“早这么配合不就完了？签个字吧。”

我在一份事先拟好的笔录上签了字。内容基本是我说的那些，但措辞被修改得更具误导性，暗示我承认材料是伪造的。

签完字，公安说：“案件要移送市局，下午有车来接你。老实点，别耍花样。”

下午两点，我被戴上手铐，押上一辆警用吉普。车里除了司机，还有横肉男和一个年轻的警察。

车开出院子，驶上市郊公路。开了大约二十分钟，前方出现一个急转弯。司机突然猛踩刹车——

“砰！”

追尾了。一辆解放卡车不知什么时候跟在后面，撞上了我们的车尾。

横肉男骂骂咧咧地下车查看。就在这时，卡车驾驶室跳下两个人，动作极快，一个制服了司机，另一个用枪顶住了横肉男的头。

年轻警察刚要拔枪，后脑挨了一记重击，晕了过去。

“陈阳同志，快！”卡车上又跳下一个人，正是沈同志。他打开车门，用钥匙解开我的手铐，“上卡车！”

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等我坐上卡车的副驾驶，沈同志已经发动引擎，调头驶向另一条岔路。

后视镜里，我看见横肉男和司机被捆了起来，塞进了他们的吉普车。

“他们会追上来吗？”我心跳如鼓。

“暂时不会。我们的人会‘照看’他们几小时。”沈同志专注地开车，“但赵永革很快会发现异常，我们必须赶在天黑前出市。”

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沈同志告诉我，郑怀远在送出材料后就被市纪委“请”去谈话了，目前失去联系。我母亲被舅舅接走，暂时安全。

“王志强有线索了吗？”我问。

沈同志摇头：“我们查了全省的户籍，叫王志强的人有三百多个，年龄符合的二十七人，但都不是你要找的那个0749。”

“会不会已经死了？”

“有可能。但还有一种可能——”沈同志看了我一眼，“他改了名字，甚至换了身份。如果他是关键证人，又知道太多，可能会被保护性隐藏，也可能被迫隐藏。”

下午五点，我们抵达邻市的一个小镇。沈同志把车开进一个废弃的农机站仓库，那里已经有一辆黑色轿车在等待。

“换车。司机是自己人，会送你去省城。”沈同志跟我握手，“到了省纪委，找沈书记——那是我父亲。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

“您不一起去？”

“我要留下来善后。”沈同志苦笑，“这次行动是我私自策划的，回去得写检查。但值得。”

我坐上轿车，司机是个沉默的中年人，只说了句“系好安全带”，就发动了车子。

夜幕降临，车在国道上飞驰。我看着窗外掠过的山林，突然想起父亲笔记本上的最后一句话：

“阳阳，如果有一天你走上这条路，记住——真相很重要，但活着把真相说出来更重要。”

十六、省纪委的接待

抵达省城时已是深夜十一点。轿车没有进市区，而是绕到西郊的一处大院。高墙电网，门口有持枪哨兵，检查了司机的证件后才放行。

院子很深，车在一栋三层小楼前停下。一个秘书模样的年轻人等在门口：“陈阳同志？沈书记在等您。”

我跟着他上楼，来到二楼尽头的一个房间。推开门，一个头发花白、身材高大的老人从办公桌后站起身。

他至少有七十岁了，但腰板挺直，眼神锐利如鹰。

“陈青山同志的儿子？”他的声音洪亮，带着一点湖南口音，“坐。小王，倒茶。”

秘书退出去，关上门。沈书记走到我面前，仔细端详我的脸：“像，真像你父亲。尤其是这双眼睛。”

“您认识我父亲？”

“何止认识。”沈书记在沙发上坐下，叹了口气，“七五年春天，他托人带话要见我，说有重要情况反映。我那时刚复出，工作千头万绪，就让我秘书去接待。结果秘书回来说，陈青山反映的问题涉及面太广，需要慎重……这一慎重，就慎出了大错。”

老人的脸上写满愧疚：“等我腾出手来想亲自过问时，你父亲已经被捕了。我再想干预，已经有人打了招呼，说这是‘铁案’，让我别管。”

“是赵永革？”

“不止他。”沈书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推到我面前，“你看看这个。”

我翻开文件夹，里面是一份名单，十几个名字，后面标注着职务和关系。赵永革的名字排在中间，上面还有更高级别的人——省工业厅副厅长、市里分管工业的副书记、甚至还有一个省军区的后勤干部。

“这是一个利益网络。”沈书记说，“他们利用红星机械厂的设备和技术，为境外势力加工特殊零部件，换取外汇和个人利益。你父亲发现了这个网络，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王志强呢？他在这个网络里是什么角色？”

沈书记站起身，走到窗前：“王志强……他是个悲剧。根据我们后来掌握的情况，他可能是这个网络最早的发现者之一。1962年他被‘调离’红星厂，实际上是被控制了。有人用他家人威胁他，逼他保持沉默。”

“他还活着吗？”

“活着，但生不如死。”沈书记转身，眼神复杂，“他在城西的精神病院，住了十五年。”

十七、精神病院的证人

第二天上午，在沈书记的安排下，我见到了王志强。

城西精神病院是五十年代建的老建筑，墙壁斑驳，铁窗锈蚀。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某种难以言说的沉闷气味。

王志强住在三楼最里面的单人病房。透过门上的小窗，我看见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坐在床边，望着窗外发呆。他看起来有六十多岁，头发全白，但仔细看五官，还能依稀辨认出档案照片上那个年轻人的轮廓。

护士打开门锁，轻声说：“他很少说话，一天大部分时间都这样坐着。你们别刺激他。”

我和沈书记派来的李干事走进病房。王志强没有回头，依然望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

“王师傅？”我轻声叫他。

没有反应。

“王志强同志，我们是省纪委的，想了解一些关于红星机械厂的情况。”

听到“红星机械厂”几个字，他的肩膀明显抖了一下，但还是不说话。

我犹豫了一下，从怀里掏出父亲留下的那枚劳模徽章，递到他面前：“您认识这个吗？”

王志强的目光慢慢移到徽章上。

突然，他的眼睛瞪大了。他一把夺过徽章，翻到背面，用手指摩挲着那串数字：0749。

“0749……0749……”他开始喃喃自语，声音嘶哑，“我的工号……我的工号……”

“王师傅，您还记得陈青山吗？红星厂的八级钳工，陈青山。”

王志强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他抬起头，看着我的脸，浑浊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丝清明：“你……你是青山的儿子？”

“是。我叫陈阳。”

“青山他……他还好吗？”

我沉默了。李干事代我回答：“陈青山同志已经去世了。”

“死了？”王志强愣住，随后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他们也把你爸害死了！这帮畜生！畜生啊！”

他扑到床边，从床垫下摸出一本用塑料布层层包裹的笔记本，塞到我手里：“这个！青山让我保管的！他说如果他有不测，就交给组织！”

我打开塑料布，里面是一本蓝色封皮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关于07系列特种机床非法流向的补充证据——王志强口述，陈青山记录。”

日期是1975年3月28日——父亲被捕前五天。

十八、完整的证据链

回到省纪委，我和专案组的同志一起研读王志强的笔记本。

里面的内容触目惊心。

根据王志强的叙述，1962年他被调入一个“特殊技术小组”，名义上是研发新工艺，实际上是利用红星厂的精密机床，为境外加工高精度武器零件。小组负责人就是李国梁，而背后指示来自赵永革和更高层的人。

“他们让我签保密协议，说不签就让我全家倒霉。”王志强在口述中说，“我签了，但我偷偷留了心眼，每次加工的参数、图纸编号、交接记录，我都偷偷记下来。”

“1965年，我想退出，他们不准。我说要去举报，当天晚上就有人闯进我家，把我打晕。醒来时，我已经在精神病院了。诊断书上写的是‘精神分裂症’，签字的是赵永革安排的医生。”

“我在里面关了十年，直到七五年初，青山想办法混进来找到我。他说他也在调查这件事，需要我的证词。我把所有记得的都告诉了他，他记在这个本子上。”

“青山说，他会把材料送上去，还我清白。但他让我继续装疯，因为只有精神病院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觉得一个疯子说不了什么。”

“后来青山再没来过。我知道，他出事了。”

笔记本的最后，是父亲手写的一段话：

“志强兄，如果我遭遇不测，请原谅我不能兑现承诺。但请相信，真相不会永远被埋没。总有一天，会有人找到你，还我们公道。”

看完这些，专案组的同志们都沉默了。许久，沈书记重重一拳砸在桌子上：“无法无天！简直是无法无天！”

现在，证据链完整了：有机床非法改装的记录，有资金流向的线索，有境外接头的照片，有王志强的证词，还有父亲用生命换来的调查材料。

“可以收网了。”专案组组长说。

十九、收网行动

收网行动定在一周后的凌晨。

那几天，我住在省纪委的招待所里，有专人保护。沈书记告诉我，我母亲已经被接到省城，安排在安全的地方，让我放心。

但我无法安心。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见父亲在狱中最后的日子，梦见那个带血的徽章，梦见赵永革冷笑的脸。

行动前一晚，沈书记来看我：“紧张吗？”

我点头。

“正常。我办了一辈子案子，每次收网前都这样。”老人拍拍我的肩，“但你比你父亲幸运——他没能等到这一天。”

“沈书记，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赵永革他们已经是领导干部了，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做这种事？”

沈书记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贪婪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信仰的缺失。他们曾经也是热血青年，也建设过这个国家。但在权力和利益面前，他们把曾经的理想都忘了。”

他看着我：“你父亲没有忘。王志强没有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值得我们尊敬。”

凌晨四点，行动开始。

全省统一部署，公安、纪委联合行动。赵永革在家中被带走时，还在睡梦中。李国梁试图从后门逃跑，被蹲守的干警当场抓获。名单上的其他十三人，也在同一时间落网。

早上八点，消息传来：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同时，在赵永革的别墅地下室，搜出了大量美元、黄金，以及他与境外联系的密码本。

案子震动全省。谁也想不到，一个地方工业局局长，竟然是一个窃取国家技术、勾结境外势力的网络的核心人物。

三天后，沈书记告诉我，父亲当年的案子已经启动重审程序。

“不出意外的话，下个月就能出结果。”他说，“你父亲的名誉会恢复，你们家的抚恤待遇也会重新核定。”

我应该说谢谢，但话到嘴边，却变成：“王志强呢？他能出来吗？”

沈书记的眼神暗淡了一下：“医疗专家组正在评估。但他被非法拘禁十五年，精神创伤严重，就算出院，也需要长期治疗和照顾。”

“我会照顾他。”我说，“他是我父亲的战友，也是我的长辈。”

二十、平反与新生

一个月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重审陈青山案。

我和母亲坐在旁听席第一排。当审判长宣读判决书时，母亲紧紧握着我的手，她的手冰凉，手心全是汗。

“……经再审查明，原审被告人陈青山所涉‘窃取国家技术机密’一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有新证据表明，陈青山同志系在调查红星机械厂特种机床非法流向过程中，遭人陷害……”

“本院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审判决；二、宣告陈青山无罪；三、对陈青山同志恢复名誉，并按照国家规定对其家属进行抚恤和补偿。”

法槌落下。

母亲瘫倒在我怀里，号啕大哭。十五年的冤屈，七年的等待，父亲的生命，母亲的青春，我的成长……所有的牺牲和坚持，在这一刻得到了法律的承认。

旁听席上，许多红星厂的老工人都来了。周福贵师傅哭得像个孩子，郑怀远扶着他的肩膀，眼眶通红。

宣判结束后，法院外聚集了不少记者。我和母亲被围住，闪光灯不停闪烁。

“陈阳同志，你现在是什么感受？”

“林秀同志，你想对死去的丈夫说什么？”

我护着母亲，只说了一句话：“我相信法律，相信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第二天，父亲的平反大会在红星机械厂大礼堂举行。市委领导、厂里职工、还有从各地赶来的老同事，坐了满满一礼堂。

主席台上挂着父亲的遗像，下面是新做的结论：“陈青山同志系优秀共产党员、模范工人，因坚持原则、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而遭诬陷，现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厂党委书记宣读了平反决定，并宣布设立“陈青山技术革新奖”，每年奖励厂里最有创新精神的工人。

我代表家属发言。站在话筒前，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我突然想起父亲笔记本里的话：

“不要仇恨，但要记住。记住这个国家曾经有过怎样的黑暗，又有多少普通人为了光明而献出一切。”

我说：“我父亲是个普通人，但他做了不普通的事。他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有良知、有勇气、有担当的工人。这样的普通人，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脊梁。”

掌声雷动。

二十一、迟来的葬礼

平反后的第二周，我们为父亲举行了正式的葬礼。

没有追悼会，没有领导致辞。按照母亲的意思，就是家人和几个最亲近的朋友，送父亲最后一程。

父亲的骨灰从那个简陋的陶罐，移到了一个楠木骨灰盒里。盒子上刻着两行字：

陈青山（1930-1977）

一个正直的工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

墓地选在城南山上的公墓。那天下着小雨，山路湿滑。我捧着骨灰盒，母亲在我身边，郑怀远、周福贵、还有几个父亲的老友跟在后面。

王志强也来了。经过一个月的治疗，他精神好多了，虽然还是沉默寡言，但眼神清明了许多。医生说他可以出院了，但要继续服药和定期复查。

墓穴已经挖好。我把骨灰盒慢慢放进去，母亲撒下第一捧土。

然后是第二捧，第三捧……

泥土掩埋了盒子，也掩埋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一个普通人的一生。

葬礼结束后，众人陆续下山。我留到最后，站在父亲墓前。

雨渐渐停了，山间的雾气开始消散。远处的城市在雾气中若隐若现，烟囱还在冒烟，工厂的机器还在轰鸣，生活还在继续。

我从怀里掏出那枚劳模徽章，轻轻放在墓碑前。

“爸，你可以安息了。”

山风吹过，墓碑上的水珠滚落，像是眼泪。

二十二、新的开始

父亲平反后，我们的生活回到了正轨。

组织上补发了父亲的工资和抚恤金，母亲用这笔钱还清了多年的债务，还剩下一些。她在街道办找了份轻松的工作，心情一天天好起来。

我拒绝了调去机关工作的安排，选择留在农机厂。技术科科长退休后，厂里提拔我当了副科长。我白天工作，晚上上夜校，准备考职工大学。

王志强出院后，暂时住在我家。母亲待他像亲兄弟，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他的身体慢慢恢复，偶尔会和我们说起当年的事，说起我父亲，说起那些年轻时的梦想。

郑怀远退休了，但被返聘为市档案馆的顾问。他正在整理那段特殊时期的历史档案，说要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

周福贵师傅还在红星厂，已经是八级钳工，带了好几个徒弟。他常说：“青山要是还在，该多好啊。他最喜欢教年轻人。”

1979年春天，我考上了省工业大学夜大部的机械制造专业。入学那天，母亲给我煮了六个红鸡蛋，说是父亲老家的习俗，寓意六六大顺。

王志强送给我一支钢笔：“青山以前常说，技术工人也要有文化。好好学习，别辜负你爸的期望。”

夜大的学习很辛苦，但很充实。我在课堂上如饥似渴地学习，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带到课堂，又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工作中。

1981年，我参与设计的“小型多功能农机具”获得了省里的科技进步奖。颁奖典礼上，我作为代表发言。说到最后，我加了一段没在稿子上的话：

“这项成果不属于我一个人，它属于我的师傅、我的同事，也属于我的父亲陈青山——一个教会我什么是工匠精神、什么是职业操守的普通工人。”

台下掌声响起。我看见坐在嘉宾席的郑怀远在擦眼镜，周福贵师傅使劲鼓掌，母亲在抹眼泪。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还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工装，站在车床前，专注地加工零件。他回头看见我，笑了：

“阳阳，长大了。”

我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他摆摆手：

“不用说什么。好好活，好好工作。爸为你骄傲。”

醒来时，枕巾湿了一片。窗外，天快亮了。

二十三、真相的代价

1982年，赵永革、李国梁等人的案子一审宣判。

法庭认定，赵永革犯贪污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李国梁判处无期徒刑。其余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宣判那天，我和母亲没去法庭。郑怀远去了，回来说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当法官念到“死刑”两个字时，赵永钊瘫倒在被告席上。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郑怀远叹气。

我没有感到快意，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为了这个结果，父亲付出了生命，母亲付出了青春，王志强付出了十五年自由，还有无数像他们一样的人，付出了各种各样的代价。

但这就是真相的代价——它不会凭空出现，总要有人去挖掘，去争取，甚至去牺牲。

宣判后的第二个月，我收到一封来自监狱的信。是赵永革写的。

信很短：

“陈阳同志：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请求原谅。但我还是想说一声对不起——对你父亲，对你母亲，对你，对所有因我而受害的人。我罪有应得。只希望我的下场，能警示后来者：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我把信拿给母亲看。母亲看了很久，最后把信折好，放回信封。

“烧了吧。”她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但我没有烧。我把信和父亲的所有遗物放在一起，锁进了箱子。

不是要记住仇恨，而是要记住历史。记住曾经发生过的黑暗，记住那些在黑暗中坚守光明的人。

二十四、二十年后的回望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

2002年，我已经是市机械工业局的总工程师。母亲七十五岁了，身体还算硬朗，每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拳，下午和一群老姐妹打麻将。王志强七十三岁，和我们住在一起，帮我照看儿子陈念——我给他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父亲，也是为了记住那段历史。

陈念十八岁，今年高考，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他说要学最先进的机械设计，要做出比爷爷当年维护的机床更精密的设备。

清明前夕，我们一家四口去给父亲扫墓。

二十年的时间，墓碑已经有些风化了，但字迹依然清晰。我在墓前摆上父亲生前爱喝的茉莉花茶，母亲摆上他爱吃的绿豆糕。

陈念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爷爷，我来看您了。”

王志强站在墓前，喃喃自语：“青山，我来看你了。现在日子好了，阳阳有出息了，你可以放心了。”

我扶着母亲，看着墓碑上父亲的名字。照片上的他还很年轻，四十多岁，笑容憨厚，眼神清澈。

“爸，当年你让我找的真相，我找到了。你让我坚持的正义，我坚持了。你让我记住的历史，我也记住了。”我在心里默默说，“现在，该把这些交给下一代了。”

下山时，陈念突然问我：“爸，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了想：“他是个普通人，但做了不普通的事。”

“怎么不普通？”

“在一个人人自保的年代，他选择了担当；在一个真相被掩盖的时代，他选择了坚持；在明知有危险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前行。”

陈念若有所思：“那我以后也要做这样的人。”

我拍拍他的肩：“先做好普通人。在平凡的生活里坚守良知，在普通的岗位上尽职尽责——这就是对你爷爷最好的纪念。”

山风吹过，松涛阵阵。远处的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片繁荣景象。

父亲没有看到这个时代，但他和无数像他一样的人，用他们的坚守和牺牲，为这个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这，也许就是普通人最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