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少将特赦后撰文歪曲事实，文强得知后撰文怒斥：他军衔是假的

1983年2月的旧金山依旧阴冷，一家小型印刷厂连夜赶制出《战犯自述》一书。作者段克文在扉页署名“前军统少将”，还附上一张年轻时的军装照。三周后，几箱书漂洋过海到了香港，继而经书商之手传入内地，引发轩然大波。

书中的控诉颇为耸动：在功德林“受尽辣椒水”“坐老虎凳”“几乎被活活折磨”。那些曾在抚顺、功德林共同生活多年的原国民党将领拿到样书后无不摇头。黄维读完，只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替自己编新简历，还是在写武侠小说？”

真正被点燃怒火的却是文强。文强此时已搬入重庆歌乐山的干休所，病体孱弱，却一口气连写两万字反驳稿。起笔即罕见地用了重语气：“段克文，你所谓的‘少将’头衔根本子虚乌有！”此文随后在香港《广角》杂志连载，一时洛阳纸贵。

段克文究竟何许人？1946年，他混迹于沈阳，靠一张“军统第二处秘书”介绍信谋差。文强外出公干，他竟私刻公章，给自己伪造了一纸“纠察队队长”委任状，转身又跑到吉林永吉骗得省府参议一职。1948年夏末，长春守军溃败，他被俘后被送往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审讯材料显示，其真实身份只是军统外围探员——连正式编制都谈不上。

有意思的是，身陷战犯所后，段克文先是极力淡化特务经历，自称“伊通前县长”，随后又见身边尽是少将中将，便把“少将”帽子往自己头上一扣。那份“委任状”几经调查被证伪，但碍于改造政策，管理所并未深究。

1975年3月19日清晨6时30分，抚顺战犯管理所礼堂广播传来消息：“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瞬间掌声雷动。文强、黄维、周养浩等人激动失声，段克文却悄悄掏出随身小本，写下一行字：“自由，得来自行争取。”管教干部回忆，这句话当时并未引起注意，如今回头看显得颇暗含心机。

次日中午的饯别宴，十二张圆桌摆满水饺、米饭、红烧肉，所长金源频频举杯。文强挽着黄维的胳膊笑言：“老黄，咱俩都过了耳顺之年，还能坐在一起吃散伙饭，算是福气。”黄维举杯附和。段克文倒是酒量惊人，几杯白酒下肚，话锋又开始夸夸其谈：“回去后我要写书，把这些年的苦难统统说出来。”刘家常听在耳里，心里泛起嘀咕，却也不好多言。

特赦后，国家发给每人路费、粮票以及三个月生活补助。大多数人选择留在北京或返乡。十人申请赴台，段克文、周养浩、陈士章最终改道美国。不同的是，周养浩有亲属接济，基本谢绝采访；段克文无人依靠，只能靠卖稿过活。《战犯自述》正是在这种窘境下诞生。

书中最引人注目的章节是所谓“酷刑回忆录”。段克文写道：“我拒绝交代，警卫灌我辣椒水，整整四盆。”事实却是，抚顺管理所从未配备过辣椒水。文强在回忆稿里明确记录：“管理所对病号每日两鸡蛋、一杯牛奶，这在当时连普通干部都羡慕。”黄维肺结核严重，周总理亲批“全力救治，不限费用”。这种细节与段克文笔下的“地狱”形成强烈反差。

更关键的破绽在于时间线。段克文声称“1949年春仍在功德林挨打”，然而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直到1950年12月才正式启用。史料翻检一下，谎言立现。对此，文强在文章中冷嘲一句：“连关押地点都记错，还奢谈史实？”

段克文的“少将”身份也被逐条拆解。《国民政府陆军将官名录》1946、1947两版均无其名。人事处档案查不到委任电报，更无授衔令。戴笠1946年5月逝世后，军统系统已经停发新衔。文强写道：“他若真是少将，与我同级，当年会议上不可能没座位。”这一句点破了段克文“头衔神话”。

有人或许好奇：既然谎言如此拙劣，为何仍有人买账？原因无非两点：一是“苦难叙事”更易博眼球；二是海外某些势力乐于放大负面素材。遗憾的是，段克文为蝇头小利，连基本事实都肯牺牲。沈醉曾对女儿说：“他们可以高价收买段克文，却买不到沈醉。”

1990年，周养浩病逝旧金山。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送去花圈，挽联写着：“念昔误听逆命，幸逢宽大政策。”这一幕与段克文四处兜售“苦难轶事”的窘迫身影形成鲜明对比。

1992年冬，文强收到来自香港友人转寄的消息——段克文因心脏病猝逝，客死异乡。文强沉默良久，把那本《战犯自述》轻轻合上：“虚名非福，造谣自毁。”短短一句，算是给这场闹剧画上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