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李鹏总理和儿子李小鹏、李小勇的合影，他37岁，气质不凡

1998年3月17日傍晚，全国人大会议的议程刚结束，李鹏在驻地翻到一本旧相册。一张黑白照片安静地躺在纸页中央：1965年春天，他抱着年幼的李小鹏，李小勇站在一旁，三人笑得很灿烂。灯光映在旧相纸上，时间仿佛被凝住。那一年，他37岁，身着浅色中山装，目光坚定，完全看不出连续加班留下的倦意。

照片的背景并不起眼，只是北京一处普通的机关宿舍小院。可若把时钟拨回到1965年，就会发现那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即将启动的前夜，华北电网正忙着增容改造，李鹏日夜奔波于设计院、调度室之间。身边同事打趣：“李厂长，你这张合影算是偷来的午后啊。”他咧嘴笑，却没解释自己凌晨才结束一次负荷测算。

时间继续往前推，1931年秋，年仅三岁的李鹏就痛失父亲李硕勋。父亲牺牲时留给家人的只有一封信——“要好好读书，将来报国”。抗战时期，少年李鹏跟随母亲来到延安。1942年，中央机关食堂里，一个偶然的午饭，让他遇到毛泽东。毛泽东随手翻看他带在身边的《三国演义》，问：“年轻人更看重谁？”李鹏毫不迟疑：“曹操，因为他用人不拘一格。”毛泽东抬头笑，转身对陈云说：“这孩子脑子活，得让他多学点实打实的东西。”

1948年，清华大学电机系录取通知送到延安吴家枣园。四年后，他成为第一批赴苏联留学的中国电力工程师之一。莫斯科水电学院的实验室里，李鹏见识到列宁格勒水轮机的巨大转子，心里暗暗发誓：“等我回国，也要设计自己的大机组。”1955年学成回国，他被分配到丰满水电站。冬夜零下三十度，管道上结霜，他和同事用汽灯烤着手写调试数据，冻得直哆嗦，却从不抱怨。

就在吉林市工作期间，他邂逅了朱霁凌——后来人们熟知的朱琳。1957年元旦，市政府在松花江畔东关宾馆办联欢会。市长张文海讲话出口成章，俄语翻译纷纷躲远。台下有人小声嘀咕：“又要卡壳了。”偏偏朱霁凌站出来，机灵地把成语拆解成通俗俄语，苏联专家连连点头。李鹏在角落看得发愣，回宿舍还记得那件红色套装的领口弧线。之后的三八妇女节，他托老专家递去一支幸福牌钢笔和一句简短祝福，信纸只有六个字，却让对方懂了心意。

1958年，两人在北京登记结婚。婚礼极其简单，连请柬都是复写纸写的。朋友问他为何如此匆忙，他说：“忙，工程急着开工，我们都请不了长假。”随后他们的三个孩子陆续降生。1965年合影时，李鹏已是华北电管局值班室里公认的“拼命三郎”。白天调度，夜里回家给孩子们煮奶粉，走路带风，同事们常笑称他在电网里“串门”。

不得不说，他的育儿方式很特别。1973年，他把十二岁的李小琳直接带到龙羊峡工地，让她和工人一起过黄河渡口，“先闻闻混凝土味道，才知道电从哪来”。李小琳后来回忆：“那时候我才懂父亲为什么总戴白色安全帽，原来他怕别人受伤的心比疼自己还重。”

1979年春天，邓小平提出“开发长江”，李鹏奉调进京，组织水电专家研讨论证。会议室里资料摞得比人高，他常趁夜深人静逐页核对。有人劝他休息，他摆摆手：“早年在江西修万安水库，我们连夜点汽灯干活，现在条件好多了。”

1983年，他出任电力工业部部长；1988年4月，担任国务院总理。尽管身居高位，他坚持带着工作日志。每晚他会写上当天的电力负荷、雨情水情，再加几句对干部培训的想法。外人难以想象，这样的习惯始于小学时代——延安保育小学老师要求每人记日记，他竟一直坚持到晚年。

2004年离休后，他把几十本亲笔手札按年代装箱归档，挑出部分公开出版。编书的时候，他没有让秘书代笔，自己查阅当年调度电报、工程批复文件。李小琳看着父亲的白发，低声叮嘱：“别把身体熬坏。”李鹏合上稿纸，淡淡一笑：“写完，心里踏实。”

那本旧相册仍被李小鹏珍藏。37岁的父亲抱着他站在镜头前，背后是一排并不高大的白杨树，叶片在春风里轻轻晃。镜头之外，是一个烈士遗孤从延河畔走到总理府的漫长足迹；镜头之内，是三代人之间朴素又坚固的纽带。照片定格了1965年的午后，也记录了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质朴的衣襟下，跳动着的是为国家点亮万家灯火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