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三大罪人，每一位都使中国倒退数百年，第一名众人痛恨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罪责累累的人物并不少见。这三位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使中国的整体实力倒退数百年之久，其中第一位尤为众人所诟病。那么，究竟这三位“罪人”究竟指的是哪些人呢？

提及安禄山，人们立刻想到的是“安史之乱”这四个字。这场从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开始的八年叛乱，被认为是大唐由鼎盛走向衰败的重要转折点。然而，如果将全部责任归咎于安禄山的个人野心，便显得过于简化了问题。

当时的唐朝表面上繁荣辉煌，实则内部隐藏着严重的隐患。为了防备周边少数民族，唐玄宗在边疆设立了十个节度使。这些节度使不仅掌握强大的军事力量，还负责地方的民政和财务事务，权力之大令人震惊。

到天宝元年，全国总兵力大约为57万，其中有49万是驻守边疆的“边兵”，体现出重边防、轻内政的局面，中央的军事储备显得空虚，而对地方军事势力的控制变得相当薄弱。

安禄山正好利用了这个制度性漏洞，他身兼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的节度使，手下兵力雄厚，几乎掌控了唐朝边防的重要力量的一大部分。

他揭竿而起的明显借口是“讨伐奸臣杨国忠”，实际上也洞察了长安官府的腐败与虚弱，叛军沿着南下的路线，河北各州县纷纷投降，很快便攻占了东部的重要城市洛阳。

不过，起义并不顺利，常山太守颜杲卿与平原太守颜真卿兄弟的反抗未曾停歇，尤其是在郭子仪、李光弼率领的朔方军从河北出征之后，局势一度对唐政府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安禄山的根据地范阳与前线联络断绝，军心抖动，他甚至曾考虑舍弃洛阳，撤退回北方。那时的唐朝，具备很大可能成功平定这场叛乱。

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常常取决于决策者的一念之差。唐玄宗与宰相杨国忠的轻率决策，亲手扼杀了良好的局势，他们对镇守潼关的将领哥舒翰心存疑虑，拒绝采纳他稳固防守的正确建议，反而逼迫他轻率出击，导致唐军惨败，潼关失守，长安大门被打开。

玄宗仓促南下，演出了“马嵬坡兵变”的惨剧，太子李亨向北前往灵武即位，成为唐肃宗。至此，一场本有可能控制的边疆将领叛变，逐渐演变成动摇国体的灾难。

尽管安史之乱经过八年后得以平息，但唐朝的繁荣盛世也彻底终结，地方军镇的割据局面随之产生，中央集权大为削弱，外族如吐蕃等的入侵也变得越来越频繁。

安禄山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刃，狠狠刺破了唐朝早已日益衰败的体魄，而握住这把刀的手，不仅代表着他的野望，也反映出时代赋予他的绝佳机会。

若以比喻而言，安禄山如同一把利刃，割裂了一个帝国的核心要害；而石敬瑭的所作所为，则在中华民族的疆域版图与国家防御观念上，留下了一道长达数百年的创伤。

在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担任后唐河东节度使的石敬瑭，为了抵抗皇帝李从珂的征讨，向北方实力强大的契丹请求援助。

他提出的条件令人震惊：不仅将契丹视为“父皇帝”，尊称耶律德光为皇帝，还承诺完成任务后，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

“燕云十六州”是一个融地理与战略于一体的整体概念，基本包括今日的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山西的北部地区。这片区域的战略意义，远超过一般土地所能表达的价值。

它的北侧延伸着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成为阻挡北方骑兵南迁的天然地理屏障。历代中原王朝在此修筑了长城，建立了一套完备的防御体系。若失去燕云地区，相当于打开了中原的门户，使华北平原变得毫无防备，完全暴露在游牧民族的侵袭之下。

石敬瑭此举，主要是为了应对当下紧要的个人利益，在五代十国那一段“天子，兵力强盛者应当掌控”的动荡时期，伦理与操守常被置于生存与权力的需求之下。

他以土地换取皇位，创立了后晋，心满意足，但这笔交换所带来的后果，却让之后的中原王朝，特别是宋朝，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整个北宋时期，收复燕云始终是悬挂在心头但难以达成的主要战略目标。宋太祖曾提出“封桩库”计划，希望积累资金进行赎回，宋太宗也多次发起北伐，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收复失地，但都在高梁河、岐沟关等地遭遇惨败。

缺乏燕云屏障，北宋将都城定于缺乏防御优势的开封，始终处于被动的战略位置。为了防范外来威胁，不断调配一支极其庞大的禁军驻守皇城，这种局面逐渐形成了一种“积弱”式的军事结构。

这道割裂的裂痕，直到明朝四百多年后，才由朱元璋的军队最终修补。石敬瑭的抉择，为了个人私利，将整个民族的国家安全置于风险之中，他所带来的影响极为深远，远远超出了他个人的预料。

晚清时期的慈禧太后，也许是这三人中最为纷繁、多面且颇具争议的一位。她执掌中国政权将近五十年，而这段时间正值中国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极为艰难且屈辱的年代。她的名声常与保守派、愚昧及卖国等词汇联系在一起。

实事求是地看，慈禧一开始并未彻底排斥所有变革，她最初是支持以“自立”和“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也正是在她掌握实权的时期，中国建立了近代意义上的工厂、海军，并在外交方面有所发展。

可是，甲午战败的惨重失利，打碎了洋务运动看似成就的表面成果。接下来，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等人推动的戊戌变法，旨在推进更为深远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因为涉及到核心权力，最终在一百零三天后被慈禧发动政变，进行了激烈的镇压。

戊戌变法未获成功的原因多方面原因交织，但激进且缺乏现实基础的维新派策略（例如密谋围攻园林的行动），无疑为慈禧提供了最有力的借口，让她坚信变革威胁到了自己绝对权威的根基。

在她看来，巩固权势始终是首要任务，变革仅仅是加强控制的手段，绝不能成为威胁现有权威的因素。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慈禧在逃亡至西安之后又返回北京，亲自推动了比戊戌变法更为激进的“清末新政”。

这次变革涵盖了宪政、法律制度、教育体系以及军事建设等几乎所有方面，甚至提出废除科举制度。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成为中国历史上首部宪法性法律文件。

造成如此巨大转变的原因在于形势所逼，此时的清朝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不进行变革，统治便难以持续。

不过，这次变革到来得过晚，且充满了踌躇与谋划，改革被安排了漫长的“筹备期”，在推行过程中亦充斥着贪污腐败。

更为关键的是，尽管改革在激发社会动力的同时，也未能完全满足大众，特别是新兴知识阶层，对于政治参与和民族自主的强烈期望。

《泰晤士报》当时指出，在非官方人士中开始出现一种新兴的、焦躁甚至几乎反抗的情绪，这种情绪逐渐滋长。改革措施不仅未能拯救清朝政府，反而促使其统治合法性的减弱，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慈禧的悲剧在于，她具备条件也有可能带领这个古老帝国实现更早、更彻底的革新，但她对个人权势的执迷，使得她在大部分时期选择了延迟行动和压制变革。

她引领的变革最终变成了一场已为时已晚、难以获得信赖的“演出”，未能逆转帝国逐渐走向衰败的命运。

回顾这三位历史人物，不难发现，将他们轻率地贴上“罪人”的标签，虽然令人快意，却无法帮助我们深入领会历史的多面性。

安禄山的起义，反映出唐朝中央与地方军事力量失去平衡而导致的必然爆发；石敬瑭的割让，展现了五代时期武人政治无底线、忽视国家长远民族利益的极端表现；慈禧的摇摆，则成为一个腐败专制统治在面对现代化发展时犹豫不决、进退维谷的典型写照。

他们个人的抉择虽令人鄙视且令人惋惜，但促使他们采取这些行动的，正是更为深刻、根深蒂固的制度缺陷以及时代所形成的惯性力量。

历史的启示不在于挑选一两个替罪羊，而在于理解那些孕育“罪人”出现和错误决策发生的根本土壤。

讲到安禄山时，应警觉权力失衡的危险；提起石敬瑭，应理解地缘安全与民族大义的崇高地位；谈及慈禧，则需反思变革的勇气和时机的重要性。这些人物的经历，犹如一面镜子，不仅映照出过去的教训，也可能指向未来应避免的岔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