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间到智库，他为何执着于“给风险画像”？

来源：梅花商业评论

农村出身的经历，让刘尚希始终保有"人"的维度。

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简朴办公室里，成摞的书籍与资料堆至墙角，见证着一位学者三十余载的深耕不辍。卸任院长职务后，刘尚希仍以研究员的身份伏案耕耘，将"不确定性"与"风险"这两个关键词，熔铸为审视经济社会的思维底色，也书写成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学术答卷。这位从湖南农村走出的经济学家，用独立之精神开辟学术新境，以民生之情怀诠释财政温度，让多项凝聚风险智慧的建议上升为国家决策。

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重塑央地财政关系，"财政无风险"成为主流共识。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研究让31岁的刘尚希抛出颠覆性设问："金融有风险，财政呢？"这一问，打破了传统财政理论的认知桎梏。面对"财政依托国家权力，何惧无钱"的质疑，他如同开垦荒地的拓荒者，在无人涉足的领域艰难探索。1997年，《财政风险：我们的看法与建议》获全国人大财经委重要批示，首次构建起财政风险分析框架；1999年，《论公共风险》一文直指问题核心——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的公共风险，最终都可能需要财政兜底。多年深耕后，风险财政学、公共风险论等理论体系应运而生，为中国财政研究开辟了全新维度。

刘尚希的学术突破，源于跨学科的知识滋养。从大学时期订阅《哲学研究》，到从量子力学中汲取灵感，他打破主客观二元论的认知局限，提出经济发展无绝对规律，风险潜意识是驱动利益追求的核心。这种思维范式让他的研究始终走在前沿：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他提出适度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非常规建议，引发学界激辩。面对"破坏央行独立性"的质疑，他以历史视野回应：赤字并非无度，货币化也不是洪水猛兽，关键在于适配风险场景。2025年出版的《货币之母与风险之锚》中，他进一步提出"财政是现代信用货币的母体"，将财政与货币的协同关系提升至新的理论高度。

将风险思维转化为改革实践，是刘尚希学术生涯的鲜明特质。央地财政关系改革中，他三次提出关键性原则，均被中央采纳。2005年陕西调研时，蓝田县作为水源地难以发展工业的困境，让他意识到"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局限性，进而提出"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新原则，为转移支付制度完善提供理论支撑，这一主张被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吸收。随着时代发展，地方支出大于全国财政收入、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的新问题浮现，他于2023年提出"事权与能力相匹配"原则，主张适度上移部分事权与支出责任。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高中央支出比例"，正是对这一风险治理逻辑的制度回应。

作为国家高端智库的学术带头人，刘尚希始终坚持"调研出真知"。2016年起，他牵头"地方财政经济运行"和"企业降成本"两项大型连续调研，足迹遍布全国。在企业调研中，他发现隐性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往往比显性成本更伤企业：一家企业投入数百万改造锅炉后，环保标准突然调整导致设备淘汰，巨额沉没成本令人痛心。为此，他带领团队呼吁提升政策稳定性与可预期性，推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这种"治未病"的风险预警思维，让智库建议更具针对性，也让制度创新更能精准对冲风险。

农村出身的经历，让刘尚希始终保有"人"的维度。坐飞机时俯瞰散落的乡村民居，他忧心两三代农民积累的财富因人口迁徙而空置朽坏；关注到2024年仍有52％的户籍农民，他深知城乡要素市场化滞后是财富增长的瓶颈。为此，他倡导"农民的市民化"，主张打通农村"三块地"市场化配置渠道，让土地财富转化为发展资本。他提出现代人的"三性"理论，强调以"人支配物"的主体性、激发创造力的能动性、倡导利他精神的文明性，为共同富裕注入理论内涵，也让财政政策始终锚定"人的全面发展"目标。

如今，年过六旬的刘尚希仍在学术前沿探索。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挑战，他敏锐洞察到超级AI可能重构社会秩序的风险，坚持"要继续研究风险如何产生，怎样控制与防范风险"。从田间地头到国家智库，从财政风险理论到央地关系改革，从企业减负到农民增收，他的研究始终立足中国实际，纵览国际风云，让冰冷的财政数据承载起民生温度。

刘尚希曾说，真正的理论创新是给下一代看的。这位深耕财政领域四十载的学者，用风险思维解构复杂现实，用学术坚守回应时代命题，让财政智慧成为国家治理的"风险之锚"。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他以学者的良知与担当，为大国发展寻找确定性，也为中国特色财政理论书写了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时代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