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白崇禧不满李宗仁，做出一举动，主席事后拿来调侃

1954年深秋，台北小南门外细雨绵密。五十四岁的白崇禧撑着油纸伞，脚步急促地穿过昏黄路灯，他刚从“国防部史政编译局”领到一沓翻印资料。站在檐下，白崇禧低声嘀咕：“离开桂林才五年，落得如此境地，总得想条路。”这句话并非牢骚，而是心里真正的焦灼。此刻的他已被蒋介石一层层架空，广西子弟兵早被重新编组，账户里的军饷也被严格控制。

与白崇禧的窘迫形成对比的是远在纽约的李宗仁。1955年，他在曼哈顿西八十街租下公寓，客厅墙上挂着两幅宋人山水，茶几上常年放着妻子郭德洁给他煲的草药。尽管代总统头衔听上去风光，实际生活却单调无聊。李宗仁不会英语，只能靠一台短波收音机捕捉家乡调频，傍晚时分便独坐窗边，看哈德逊河的船灯往返。

同年十一月，程思远自香港暗中赴京，再度与周总理碰面。那是一场不到四十分钟的会谈，却奠定了李宗仁回国的基本框架。周总理叮嘱：“他若愿意回，只当回家探亲，不设任何先决条件。”程思远点头记下，当晚乘船南下，将口信和细节用暗号写进日记。

1956年至1960年，程思远五次往返京港美三地，李宗仁每次读完密谈记录，先是皱眉，随后轻轻点头。每日清晨，他都会在公寓楼下的喷泉旁踱步三圈，然后回屋练字。有人看见那张练习纸，写满反复的两个大字：“归根”。

时间来到1961年夏天，香港《新晚报》忽然出现一句耸动标题：“代总统李宗仁可能返大陆。”消息像针扎破防线。岛内特务机关立刻汇报给“国防部”，白崇禧从报纸上得知后，眉头紧锁。身旁侍卫问他是否作出回应，白崇禧沉默片刻，道：“先看蒋委员长怎么说。”

蒋介石自然不乐见李宗仁归去。可他更顾忌桂系旧部的感情，便以“不置可否”来拖。白崇禧忍不住了。1964年3月10日，他在台北衡阳路寓所提笔写下万余字长电。“德公，蒋总统正卧薪尝胆，反攻大陆指日可待。兄此刻归去，等同自毁威望。”字里行间，既有唇枪，也有难掩的焦虑。电报发出时，白崇禧拂袖而去，对管家冷冷一句：“茶凉了，撤。”

电文经多重转递，最终摆在纽约公寓的木质写字台上。李宗仁拆封，看了半晌，把信轻轻折起，转身对郭德洁说：“健生还是那脾气。”然后，他未作任何公开回应，只让程思远带话：“各有前程，勿多费唇舌。”

1964年底，李宗仁决定再度“投石问路”，提出捐献古董字画一批，声称当年在北平行辕斥资十一万美元购得。周总理同意接收。故宫专家接手后发现，多为坊间赝品，价值约三千美元。财政部请示该不该全数照价支付，周总理笑说：“给三万也行。”可他旋即觉得还要再稳妥，遂请示毛主席。

主席听完汇报，抿茶大笑：“他要看咱们的态度，就让他看得真切。既说十一万，那就十二万。”一句定音，款项火速电汇至纽约。李宗仁收到电汇单，连声感叹：“真识货！”正是这番豪爽，让他彻底放下心中顾虑。

1965年7月20日清晨，国航包机降落北京西郊机场。机舱门开启，李宗仁戴草色遮阳帽，步履略显缓慢。廊桥前，周总理带百余人列队迎接，掌声一浪接一浪。周总理上前轻拍李宗仁手背，轻声一句：“欢迎回家。”一句“回家”，李宗仁眼圈发红，却强忍未落泪。

同年8月，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畔会见李宗仁。谈话近两个小时，气氛融洽。主席提到白崇禧的那封责骂电报，打趣道：“他骂你，是‘没办法、无可奈何、很遗憾’三件事搅在一起。”李宗仁微微一笑：“他也有难言之隐。”短短互动，既点明旧情，又留给对方台阶。

李宗仁归国后，生活安排得体，医疗护理周全。郭德洁病情恶化，仍坚持陪伴丈夫走遍北海、颐和园。她常说：“故宫的琉璃瓦，比曼哈顿的霓虹更安心。”半年后，她溘然长逝，终得落叶归根。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病逝。弥留之际，他对看护低声呢喃：“此路，值。”遗体安葬八宝山，礼遇从优。

而台湾那边，白崇禧的处境则持续恶化。搞军事咨询不过是虚衔，行动遭保密局严密监控。1964年底写电报已是他最后一次“主动出击”。1966年2月，白崇禧突感胸闷，被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不久出院，自认无碍，却始终郁郁。1966年12月2日，一名勤务兵在卧室发现他倒卧书桌旁，尸斑已现。官方通报“心脏衰竭”，坊间却议论不休。

两位桂系旧主，一人远赴宝岛，一人归投新生政权，命运恰似岔路分歧。白崇禧晚年抱憾，李宗仁最终安息故土。再看那段兄弟情，起于1920年代梧州讲武堂，盛于抗战硝烟，终于一纸电文。历史并未刻意安排谁成谁败，只是一个“抉择”二字，常能左右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