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里卡多·豪斯曼撰文指出：委内瑞拉的和平与繁荣来自民主，而非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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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steza não tem fim, felicidade sim。” 这句葡语歌词直译是：悲伤没有尽头，幸福却有尽头。它出自波萨诺瓦歌曲《A Felicidade》，并因电影《Orfeu Negro》(Black Orpheus，中文常译《黑色奥菲斯》)而广为人知。它抓住了欢乐的某种本质：快乐往往脆弱、短暂，因此才显得格外珍贵。

1月3日那天，在几个非同寻常的小时里，委内瑞拉人短暂尝到了这种幸福。消息像野火般迅速传开，人们得知，长期以镇压与破败统治委内瑞拉的尼古拉斯·马杜罗，已在一次极具戏剧性的美国军事行动中被带离出境。那种震撼不只是政治层面的，更是情绪层面的。在加拉加斯和马拉开波，在迈阿密和马德里，委内瑞拉人终于允许自己去想象一个充满尊严与希望的未来，也想象重新回到正常生活的可能。

然而，幸福很快就被忧虑取代。突袭发生数小时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召开记者会称，美国接下来将“接管并管理”委内瑞拉。他大谈石油，却几乎完全不谈民主，唯一提到民主相关人物时，也是在轻蔑地否定民主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玛丽亚·科里娜·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特朗普说，马查多女士并不具备治理国家所需的“威望”，尽管委内瑞拉人在2024年选举中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她的阵营，而那场选举的结果被尼古拉斯·马杜罗窃取。相反，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与马杜罗原本的副总统合作。他说话的姿态仿佛自己拥有这个国家及其资产。委内瑞拉人将被当作他施恩的受益者，而不是塑造自身命运的主体。

委内瑞拉人十分清楚，把一个毒菜者拉下台，尤其是在让他的爪牙集团继续掌权的情况下，并不等同于重建一个国家。而需要重建的东西实在太多。2013年马杜罗上台时，委内瑞拉人的生活水平大致是如今的四倍。此后发生的，是和平时期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收缩。这引发了约800万委内瑞拉人离乡外出，约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这并非外敌入侵或自然灾害所致，而是一场自我酿成的灾难。并且在国内，它还伴随着大量暴行、镇压与腐败。

崩塌的核心，在于权利被系统性拆解。财产权被掏空，契约失去效力，法院丧失独立性，选举不再算数，公开发声竟成犯罪。随着权利消失，安全、投资、信任以及想象未来的能力也一并消散。人们不再为未来作打算，因为未来已不再属于他们。

教训很简单，却意味深长：繁荣并非来自石油，也非来自政令，甚至不是来自仁慈的统治者。繁荣来自权利。权利塑造私有财产。权利带来安全。权利催生公共辩论。权利使人们能够投资、创新、梦想，并把现实改造为他们想要的样子。剥夺权利，社会便会枯萎；恢复权利，复苏才有可能。

委内瑞拉人此刻需要的，既不是对马杜罗的复仇，也不是特朗普式的即兴施政，而是回到自由与和平。人类早已发明出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技术”，那就是民主。民主不只是投票，它是一套制度，既能在保护各项基本自由的同时汇总社会偏好，又能在长期中把政治权威与民众认可重新对齐。委内瑞拉在20世纪后半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曾拥有这种制度，而直到今天，民主依然是全球实现持续繁荣的通行配方。

所谓查韦斯主义工程自1999年开启，循序却从不手软地侵蚀那套制度，一点点蚕食权力制衡、个人自由，最后连民主本身也被削弱。要想走回去，就得把这一过程倒着走一遍。恢复权利与法治，没有任何捷径可抄。

更关键的是，委内瑞拉社会其实已经完成了最难的那一步。这个国家展现出耐心与勇气，在漫长的过程里重新凝聚。2023年，委内瑞拉人几乎一边倒地团结在玛丽亚·科里娜·马查多身后，推举她为民主反对派领袖，却眼看她被任意取消总统参选资格。次年，他们仍然让她的同僚埃德蒙多·冈萨雷斯·乌鲁蒂亚（Edmundo González Urrutia）取得压倒性胜利，几乎在全国每个角落都用选票对毒菜说不。委内瑞拉人的意志再清楚不过。被阻断的，是把这份意志翻译成权力的那一步。

因此，前行的关键路径，始于一个朴素的念头：尊重并兑现这种意志。委内瑞拉需要一个受法律约束的文官政府，尊重个人自由，接受选民问责，并有能力重建制度与机构。

特朗普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他的说法仿佛委内瑞拉庞大的石油储量足以让民主变得可有可无：外来投资，尤其是美国石油公司的投资，可以替代政治恢复常态。即便按这位美国总统自己的逻辑，这也是一种妄想。石油只有在产出能够变现之后才算财富，而要把产出变成财富，就离不开长期投资。要吸引这种投资，法律确定性是必要前提，包括稳固的财产权、可执行的合同、清晰的税制，以及关于油气特许权授予与付款安排的可预期规则。石油公司并不向总统负责，而要对股东、监管机构与法院负责，它们不会把资本投进一个法治真空。没有一个合法而可信的法律体系，指望石油储量拯救委内瑞拉，并让美国从中获利的想法，经不起细致审视，这套说法就会瓦解。

更深层的风险在地缘政治层面。委内瑞拉不应沦为殖民地，不应成为被顺带处理的附属项，更不应变成一个由美国短期利益驱动的交易性项目。二战后，美国最成功的对外实践，并不是从欧洲或日本抽取资源，而是提供公共品（公共产品）：安全保障、制度重建，以及一套让社会得以繁荣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这一战略既为受援者带来巨大收益，也同样让美国自身受益。

委内瑞拉需要同样的自由主义配方：和平、正义、民主与权利。它需要把公民对民主的勇敢渴望转化为建设性的力量，而不是把这种渴望挤到边缘。否则，未来冲突的种子将会滋长，尤其当国家抱负与美国的优先事项发生碰撞之时。

正如那首歌提醒我们的，悲伤没有尽头。委内瑞拉承受的苦难已经远超它本不该承受的程度。但那几个小时的幸福揭示了一件关键事实：委内瑞拉人没有放弃民主，也没有放弃彼此。现在的任务，是把这一切塑造成一种持久的现实，不靠武力，也不靠石油幻梦，而是恢复人民的意志，让他们得以开始那项艰难而需要耐心的工作，恢复权利，重建制度。这是幸福这种脆弱之物最终可能找到延续之道的唯一道路。 ■

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是委内瑞拉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与增长政策研究者。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政治经济学实践教授，并创办并领导哈佛增长实验室。他的研究与政策工作主要聚焦经济增长、结构转型与制度条件等议题，增长实验室也以为多国提供增长诊断与政策工具而知名。

他也有较深的公共部门与多边机构经历：曾担任委内瑞拉规划部长（1992–1993），并曾在委内瑞拉中央银行董事会任职。此外，他曾出任美洲开发银行首任首席经济学家（1994–2000），并参与创建该行研究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