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一位老人在手术台上没能抢救过来，医院事后才知身份特殊

一九九九年的开端，对于深圳这座城市而言，依然充满了世纪之交特有的躁动与喧嚣。

大街小巷都在谈论着跨越千禧年的宏大愿景，广深高速公路上车流如织，满载着往来于两座超级城市之间的追梦人。

一月中旬的一天，这种忙碌的节奏被一起突发的交通事故打乱了片刻。

在从广州返回深圳的途中，一辆行驶中的轿车因为路况原因发生了严重的侧翻。

车身在路面上剧烈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最终瘫痪在路边。

车里坐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刚刚在广州参加完纪念毛泽东诞辰的活动，正准备赶回深圳处理工作。

这位老人，就是孔令华。

01

事故发生后，现场一片狼藉。

孔令华虽然意识尚存，但身体遭受了重创。

剧烈的撞击导致他多处骨折，疼痛像潮水一样不断袭来。

然而，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这位老人并没有表现出那种养尊处优者的慌乱与娇气。

他咬着牙，强忍着钻心的痛楚，配合着随后赶来的救援人员。

很快，救护车呼啸着将他送往了深圳市红会医院。

那时的深圳红会医院，每天都要接收大量因工伤、车祸或其他意外送来的患者。

急诊大厅里人声鼎沸，医生和护士脚不沾地地穿梭在各个病床之间。

当担架把孔令华推进去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任何特殊的关注。

在医护人员眼里，这只是一位普通的伤者。

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褪色的深色夹克，裤脚甚至还有些磨损，脚下的皮鞋也不是什么叫得上名号的大牌子。

他身边既没有前呼后拥的随行秘书，也没有神色紧张的警卫人员。

“叫什么名字？”接诊的护士拿着登记表，头也不抬地问道。

“孔令华。”老人虚弱地回答，声音不大，语气平和。

护士飞快地在纸上写下这三个字。对于年轻的深圳医护人员来说，这个名字实在太普通了，普通到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

他们不知道，他的父亲是开国中将、曾任中央军委炮兵副司令员的孔从洲；而他的岳父，是毛主席。

但在那一刻的急诊室里，历史的光环被彻底隐去。

孔令华仅仅是一个需要排队、需要检查、需要缴纳押金的普通病人。

由于伤情较重，需要住院治疗。

在办理住院手续的整个过程中，孔令华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沉默的配合。

他没有因为疼痛而大声呻吟，也没有因为手续繁琐而向医护人员发难。

更重要的是，他自始至终没有向院方透露哪怕半句关于自己身世的信息。

他没有要求住高干病房，没有要求找院长关照，甚至连就在深圳的熟人都没有第一时间通知。

经过一系列的X光检查和初步处理，医生确诊为严重的粉碎性骨折，需要择期进行手术。

夜深了，医院的走廊渐渐安静下来。

孔令华躺在普通病房的病床上，忍受着断骨的痛楚。

窗外是深圳璀璨的霓虹灯火，但他此刻只是一个孤独的老人。

在这个陌生的医疗环境里，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医生，就像他那一代受过严正家风教育的人一样，相信组织，相信专业，不愿意给社会增添任何额外的麻烦。

02

在医院的骨科病房里，时间似乎过得比外面要慢一些。

入院后的几天里，孔令华主要是在进行消肿和术前观察。

对于负责治疗的主治医生来说，这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病例。

虽然伤者年纪偏大，已经六十多岁，但骨折部位明确，身体各项基础指标在入院检查时看起来也都在可控范围内。

按照当时的医疗标准，只要等到患处肿胀消退，进行一个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修养一段时间，老人就能重新站起来走路。

这几天里，医护人员对这位“孔大爷”的印象出奇地好。

在那个年代的深圳，医院里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

有因为一点小伤就大呼小叫的老板，也有对着护士颐指气使的所谓“有关系”的人。

但孔令华不同，他安静得甚至有些缺乏存在感。

护士来查房量体温，他总是客客气气地道谢；医生来询问病情，他回答得条理清晰，从不啰嗦。

一日三餐，他就吃着医院食堂或者外面买来的最普通的盒饭，没有挑三拣四。

闲暇时，他就躺在床上看书看报，也不怎么和周围的人闲聊家常，更绝口不提自己过去在北京的那些往事。

在那几天的病房记录里，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职工，甚至显得有些拮据和孤单。

谁能想到，这位老人在北京的家里，珍藏着毛主席亲笔签名的书籍和合影？谁又能想到，他本可以一个电话就调动顶级的医疗资源？

但他没有，他把自己完全隐没在“普通患者”这个身份里。

一月二十日，手术的日子定下来了。

术前谈话是在医生办公室进行的。

医生拿着手术知情同意书，按例行公事向孔令华解释手术的流程、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愈后的情况。

“手术是全麻，虽然是骨科常规手术，但凡是手术都有风险，比如麻醉意外、术中出血等等……”

医生语速平稳地背诵着每天都要重复很多遍的台词。

孔令华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点点头。

他没有打断医生，也没有像有些家属那样反复追问“百分之百能成功吗”或者“能不能找主任来做”。

当医生把笔递给他，指着签字栏说“没问题就在这签个字”时，孔令华接过笔，没有犹豫，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一刻，医生扫了一眼那个签名，字迹苍劲有力，透着股读书人的底蕴，但也仅此而已。

医生合上病历夹，心里想的只是明天排班表上的这台手术要准备什么器械，预计几个小时能下台。

手术当天的清晨，深圳的天气有些阴冷。

护士早早地来到病房，协助孔令华做术前准备。

换上病号服，摘掉手表等随身物品，即使是面对即将到来的手术，孔令华的神情依然平静，没有流露出太多的紧张或恐惧。

上午，手术室的推车停在了病房门口。

孔令华被扶上推车，轮子滚过水磨石地面，发出轻微的隆隆声。

穿过长长的走廊，经过一扇扇紧闭的门，头顶的灯光一盏盏向后掠去。

在进入手术区隔离门的那一刻，孔令华或许在心里盘算着，等手术做完，养好了伤，还要继续把手头那几个关于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课题做完。

“家属在外面等着。”护士简单交代了一句。

手术室沉重的大门缓缓合上，“手术中”的红色指示灯亮起。

在所有人看来，这只是一场即将按部就班进行的、没有任何悬念的骨科手术。

无影灯下，器械护士正在清点纱布和钳子，麻醉师在调试设备，主刀医生正在刷手。

一切都显得那么井然有序，那么平常。

03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日，手术室的无影灯投下几束惨白而聚焦的光，将手术台围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

手术按照预定计划开始了。

起初，麻醉师推注药物，监护仪上的波形平稳地跳动着，发出有节奏的“滴、滴”声。

主刀医生接过手术刀，神情专注，准备处理那一处并不复杂的骨折。

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职业生涯中数千台常规手术中的一台，只要几个小时，病人就可以被推回病房苏醒。

然而，意外总是来得毫无征兆。

就在手术进行的关键时刻，原本平稳的监护仪突然发出了尖锐急促的报警声。

那声音在封闭而安静的手术室里显得格外刺耳，瞬间击穿了所有医护人员的耳膜。

“不好！血压测不到了！心率在掉！”麻醉师的声音甚至还没来得及带上惊恐，仅仅是出于职业本能的急促。

主刀医生猛地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抬头看向监护屏幕。

那上面代表生命的绿色波线，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紊乱，然后迅速拉直，滑向那个令人绝望的水平线。

心脏骤停。

“快！肾上腺素一毫克静推！”

“准备除颤仪！”

“开始胸外按压！”

手术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刚才井然有序的宁静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场生与死的肉搏。

主刀医生立即放下了手术器械，双手交叠压在老人瘦弱的胸膛上，开始进行高频率的心肺复苏。一下，两下，三下……医生的额头上很快沁出了细密的汗珠，顺着口罩边缘滑落。

“充电两百焦！让开！”

“砰！”

随着除颤仪沉闷的声响，老人的身体在手术台上猛地弹起，又重重落下。

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监护仪，祈祷着那个波形能重新跳动起来。

一下，没有反应。

再来一次，三百焦！

还是没有反应。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每一秒都像是在被无限拉长。

手术室里只剩下急促的呼吸声、除颤仪充电的电流声和那永不停歇的报警声。

医生们轮流上阵按压，抢救药物一支接一支地推进老人的血管。

他们拼尽了全力，试图从死神手里把这条生命抢回来。

这不仅仅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也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恐慌，在九十年代末的医疗环境下，一个走进手术室时还好好的病人，如果死在了看似简单的骨科手术台上，对于任何一家医院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重大医疗事故。

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

手术台上的孔令华，始终紧闭双眼，没有任何自主呼吸恢复的迹象。

他的脸色在灯光下变得灰败，原本温热的身体正在一点点失去温度。

不知过了多久，主刀医生的动作慢了下来，按压的手臂已经酸痛到麻木，但那种无力感比身体的疲惫更让人绝望。

监护仪上的那条直线，依旧冰冷而顽固地延伸着，发出一声长长的、没有任何起伏的“滴”。

主刀医生颓然地垂下双手，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那是医生最不愿意面对的时刻。

“一点……宣告临床死亡。”

声音低沉而沙哑。手术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机器还在空洞地鸣叫。

医护人员们面面相觑，口罩遮住了他们的表情，但遮不住眼底的震惊与惶恐。

人没了。

一场常规手术，演变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04

手术室那盏显示“手术中”的红灯终于熄灭了。

对于守在门外的家属来说，这通常意味着等待的结束；而对于此刻走出大门的医生而言，这是一场艰难审判的开始。

主刀医生摘下口罩，满脸疲惫，神色凝重。

他必须去面对那个最残酷的环节：告诉家属，人没了。

当时医院的气氛变得异常紧绷。

九十年代末，医疗纠纷开始在社会上频发，对于这样一起“小手术出人命”的意外，院方有着本能的防备心理。

保卫科的人员甚至已经在暗处留意，生怕家属情绪失控，发生打砸或者暴力伤医的事件。

在他们预想的剧本里，接下来即使不是一场肢体冲突，也必将是一场关于赔偿金额的漫长拉锯战。

家属很快赶到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妇人，那是孔令华的妻子。跟在她身边的，是一儿一女，孔继宁和孔东梅。

医生沉重地宣布了抢救无效的消息。

听到噩耗的那一瞬间，那位老妇人的身体猛地一颤，仿佛被抽去了全身的骨头，差点瘫软在地，幸好被身旁的子女一把扶住。悲痛瞬间淹没了这个小家庭，哭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

但让医院工作人员感到意外的是，他们预想中的暴怒、指着鼻子谩骂、揪住医生衣领要说法的场景，并没有发生。这家人虽然悲痛欲绝，却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心碎的克制。

随后，按照流程，医院的行政人员拿着死亡证明书和相关责任告知文件走了过来。

这往往是医患关系最剑拔弩张的时刻，每一个字眼的确认都可能成为日后官司的呈堂证供。

工作人员公事公办，语气中甚至带着几分生硬和防御，只想尽快把手续走完，把遗体移送太平间，平息事态。

“请在这里签个字，确认患者身份和家属关系。”工作人员将单据递了过去。

那位此时已经擦干眼泪、强撑着身体的老妇人，颤抖着接过笔。

她在“死者家属”那一栏，一笔一划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工作人员拿回单据，习惯性地进行核对。

他的目光扫过那一行字：

李敏。

这个名字看着有些眼熟，但在那一秒，他还没反应过来。紧接着，他开始核对家属的身份证件和死者信息。

当他看到死者父亲一栏填写着“孔从洲”，又看到家属李敏的籍贯栏里写着那个在中国无人不知的地名“湖南湘潭”时，一种电流击穿全身的战栗感让他瞬间僵在了原地。

他猛地抬起头，不可置信地盯着眼前这位衣着朴素、满面泪痕的老人。

他又转头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孔继宁和孔东梅——那眉眼间依稀有着那位伟人的影子。

大脑中那些零散的信息瞬间拼凑在了一起：孔从洲将军的儿子，孔令华；湖南湘潭，李敏……

她是毛主席的亲生女儿！

那一刻，这位工作人员感觉天旋地转，手里的圆珠笔差点掉在地上。

这张轻飘飘的纸，此刻却重得让他拿不住。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到了医院高层的耳朵里。

几分钟前，他们还在担心这家人会不会为了几万块钱的赔偿金在医院大闹；几分钟后，整个医院领导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与震动。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那个穿着旧夹克、独自来排队看病、在普通病房里住了好几天都没人多看一眼的“穷酸”老人，竟然是当今中国最显赫的红色后代之一！

而那位被他们当作普通老太太对待的家属，竟然是从中南海里走出来的“第一千金”。

05

院长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得知死者真实身份后，医院的高层领导几乎是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面对坐在沙发上掩面哭泣的李敏，以及站在一旁神色凝重的孔继宁和孔东梅，几位见惯了生死的医生此刻却觉得如芒在背。

他们太清楚后果了。

在那个年代，哪怕是普通的医疗事故，只要家属闹起来，医院都要脱层皮。

更何况，这次躺在太平间的是孔从洲将军的儿子，坐在面前的是毛主席的亲生女儿。

如果这家人动用一丝一毫的关系，或者哪怕只是对媒体表露出一丁点的不满，这家医院的前途、当事医生的职业生涯，恐怕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

医生们低着头，甚至做好了接受最严厉斥责的准备。

有人甚至已经在心里打好了腹稿，想着该如何下跪道歉，如何请求宽恕。

然而，预想中的雷霆之怒，并没有降临。

李敏从巨大的悲痛中缓过神来，她抬起红肿的眼睛，看着眼前这些战战兢兢的医护人员。

这位老人虽然衣着简朴，但此刻身上却散发着一种令人不敢直视的沉静力量。

周围有闻讯赶来的亲友，情绪激动地想要质问医生：“好好的骨折手术，人怎么就没了？是不是操作失误？必须查清楚！”

就在局面即将失控的时候，李敏摆了摆手，制止了亲友的责问。

她深吸了一口气，声音虽然沙哑，却异常清晰：“算了。”

这两个字，像是一记重锤，砸在了所有人的心上。

“医生肯定也不想发生这种事，他们也尽力抢救了。”李敏擦去眼角的泪水，转头看向那些惶恐不安的医生，眼神里没有怨恨，只有深深的无奈和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豁达，

“人死不能复生，这是命，不要难为医生，也不要给组织和医院添麻烦了。”

在场的医护人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面对过无数为了几千块钱赔偿金而在医院大吵大闹的家属，却从未见过像李敏这样，明明拥有把医院“翻个底朝天”的能力，却选择把所有的痛苦都独自咽下去的人。

孔继宁和孔东梅也默默地支持了母亲的决定。

这一家人在巨大的丧亲之痛面前，表现出了一种惊人的默契：维护大局，体谅他人。

事后，有人不解地问李敏，为什么这么轻易就放过了医院？毕竟那是一条人命啊。

李敏只是淡淡地回答：“令华一辈子最怕搞特殊，最怕给别人添麻烦。

如果因为他走了，我们还要大闹一场，搞得满城风雨，他在那边也会不开心的。”

这场本可能演变成惊天丑闻的医疗事故，就这样在李敏一家的宽容下，无声无息地平息了。医院上下从最初的恐惧，转变成了深深的羞愧和敬佩。

望着这一家人搀扶着离去的背影，在场的很多医生眼眶都湿润了。

06

李敏在深圳医院的那句“算了”，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

但在熟悉孔、毛两家家风的人眼里，这却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因为这种“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搞特殊化”的行事准则，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深深烙印在了孔令华的生命里。

一九五九年。

那时候的孔令华，还是北京航空学院的一名高材生。

他长得浓眉大眼，性格沉稳，是那种放在人群里就让人觉得踏实的青年。

他和李敏是八一学校的同学，两人青梅竹马，感情纯真得像一汪清水。

有意思的是，这对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竟然上演了一出“盲盒式”的交往。

李敏性格单纯，从没问过孔令华家里是干什么的；孔令华也是个实诚君子，从来不在女朋友面前炫耀自己的父亲是开国中将孔从洲。

直到两人的关系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这层窗户纸才被捅破。

那天，毛主席看着一脸娇羞的女儿，笑着问那个小伙子是谁家的孩子。

李敏摇摇头说不知道。

主席被逗乐了，语重心长地让她去问问。

等李敏带回“孔从洲”这个名字时，正在抽烟的主席眼睛一亮，高兴地拍了一下大腿。

“哦，是孔从洲啊！我认识他。”主席脸上的笑容舒展开来，满是赞许，“西安事变的时候，他是杨虎城的部下，那是立过大功的。

孔从洲是老实人，他的儿子肯定也是老实人，娇娇嫁给这样的人，我放心！”

一句“老实人”，成了孔令华一生的标签，也成了他日后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两人的婚礼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

按照现在的标准，那简直不能称之为一场“豪门婚礼”。

没有铺张的排场，没有成堆的礼金，也没有大宴宾客。

就在颐年堂里摆了三桌饭菜，甚至连山珍海味都没有，全是家常便饭。

那天到场的宾客虽然级别极高：蔡畅、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来了，但氛围却像普通百姓家过日子一样温馨朴素。

毛主席那天特别高兴，他穿着那件平时常穿的银灰色中山装，举着酒杯，像一位最普通的慈父一样，穿梭在酒席间。

他拉着孔令华的手，一遍遍地向大家介绍：“这是孔从洲同志的儿子，是个老实孩子，学习好，人品也好，我喜欢！”

在那一刻，年轻的孔令华看着岳父慈祥的目光，心里许下了一个无声的誓言：这辈子，绝不因自己是毛泽东的女婿而狂妄自大，绝不给这个光荣的家庭抹黑。

婚后的日子，小两口住在中南海丰泽园。

虽然身处权力的核心，但他们的生活却简单得令人咋舌。

孔令华在学校依然是那个埋头苦读的学生，回到家就是那个帮妻子做家务的丈夫。

这种深入骨髓的低调与朴实，并不是为了做给谁看，而是这个家庭最真实的底色。正因为有了这段历史的沉淀，四十年后，当他在深圳遭遇不幸时，那种不张扬、不闹腾的态度，才显得如此合乎逻辑。

因为对于孔令华来说，无论是做毛主席的女婿，还是做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老实”二字，重于泰山。而这份“老实”的代价，往往意味着要放弃唾手可得的优越，去选择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

07

在中南海丰泽园住了一段时间后，孔令华和李敏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搬出去，独立生活。

这并非因为家庭矛盾，而是这对年轻夫妻有着极强的自尊心。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成年，有了工作，不应该继续赖在父辈的羽翼下吃“大锅饭”。

特别是孔令华，他骨子里那股西北汉子的倔强，让他渴望在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靠双手撑起一个小家。

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想法，毛主席不仅没有反对，反而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老人家一向主张子女要经风雨、见世面，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

一九六三年的一天，中南海的红墙外上演了极具历史反差感的一幕。

没有红旗轿车，没有警卫员帮忙搬运。孔令华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辆北京街头常见的平板三轮车。由于东西多，他还雇了个拉车的师傅，自己也在旁边搭把手。

夫妻俩把铺盖卷、锅碗瓢盆、几箱书，还有简单的家具一股脑地码在车上。李敏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孔继宁，孔令华推着车，就这样吱吱呀呀地走出了中南海威严的大门，融入了北京熙熙攘攘的街头。

他们搬到了兵马司胡同的一间普通民房里。

那日子的滋味，是真苦，也是真甜。对于从小在苏联长大、回国后又生活在主席身边的李敏来说，独立生活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生煤球炉子成了第一道难关，经常是满屋子浓烟滚滚，熏得两人眼泪直流，火却怎么也生不旺；做饭也是手忙脚乱，米饭不是夹生就是煮成了粥。

但孔令华从没叫过一声苦。他把那点微薄的工资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在那条胡同里，邻居们只知道这就住着一对普通的年轻干部夫妻，待人客气，穿着朴素，谁也想不到，这一墙之隔住着的，竟然是当朝“驸马”和“格格”。

这种“隐姓埋名”的生活方式，一直伴随了孔令华的大半生，直到改革开放的大潮涌起。

九十年代，深圳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桥头堡，无数人南下淘金。孔令华也动了心，但他动心不是为了发财享乐，而是为了心中的理想——搞科技实业，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他只身南下，在深圳创办了一家科技开发公司。

按理说，凭他的身份，在那个年代的深圳，只要稍稍在酒桌上暗示一下自己的岳父是谁，或者亮出那张在中南海的合影，什么批文、地皮、贷款，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多少人挤破头想蹭一点“红色光环”来变现。

可是，孔令华却活成了一个商海里的“异类”。

公司初创时期，资金紧张，他就住在简陋的宿舍里，吃着几块钱的快餐。为了节省开支，他甚至连像样的专车都舍不得配。在生意场上，他从不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去拉关系、走后门。很多跟他合作多年的生意伙伴，直到很久以后，甚至直到他去世，才知道这位平时话不多、总是笑呵呵的“孔总”，竟然有着那样惊天的背景。

他常告诫身边的亲友：“我们是毛主席的后代，别人能干的事，我们不一定能干；别人不能干的事，我们更不能干。”

在深圳的那几年，他即使身体不适，也尽量忍着，或者去小诊所拿点药。他把赚来的钱，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毛泽东百科全书》的编撰和红色文化的宣传工作中。

直到一九九九年那场意外发生时，他依然保持着这种近乎“苦行僧”般的低调。没有万贯家财，没有豪车接送，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连一家顶级医院的高干病房都没有住进去。

但这正是孔令华的骄傲。

他用自己的一生，完美地回答了那个时代给予他的命题：作为一个伟人的后代，该如何确立自己的坐标？

答案很简单：在红墙之内，他是孝顺的“老实孩子”；在红墙之外，他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

08

一九九九年一月的深圳，寒风中夹杂着南方特有的湿气。

在红会医院的那场风波平息之后，孔令华的后事处理，也正如他生前所愿，进行得简单而肃穆。

没有隆重的官方讣告，没有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甚至在深圳这座喧嚣的城市里，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一位身份如此特殊的“红二代”刚刚在这里走完了他六十四岁的人生旅程。

在李敏的坚持下，孔令华的遗体在深圳火化。

那是一个灰蒙蒙的早晨，殡仪馆里没有成排的花圈，也没有长长的送行车队。只有最亲近的家属和生前在深圳与之共事的几位挚友，含泪送别了这位并没有发大财、却赢得无数人敬重的“孔总”。

随后，李敏捧着丈夫的骨灰盒，踏上了北归的旅途。

回想当年，他们也是这样并肩从北京来到这片热土，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如今归去，却已是阴阳两隔，只剩孤单一人。

回到北京后，一场小型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

赶来吊唁的人群中，虽然没有当红的权贵和商界大亨，却汇聚了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中有的是看着孔令华长大的老红军、老将军，有的是他和李敏当年的老同学、老战友。

大家站在遗像前，看着照片里那个憨厚微笑的男人，不禁唏嘘不已。有人感叹命运无常，有人惋惜他壮志未酬，但更多的人是在感佩这家人在最后时刻所表现出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