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13日下午两点,北京的雨来得猝不及防。斜风细雨掺着尘土打在行人脸上,帽檐下的路人匆匆闪避。雨幕里,一个四十多岁的军械科员举着黑伞快步穿过东长安街,他的档案写着“陈子平”,可身份证明只是张纸,他真正的名字叫程斌。
那一刻,他被人撞了肩。对面那人抬头瞥见他的脸,脸色猛地一变,嘴角抽动,仿佛见了鬼。“老程?你怎么在这?”一句极小声的话钻进耳朵。程斌愣住,仅一秒,又飞快低头离开,脚步紊乱。两人各自消失在雨里,却同时直奔最近的公安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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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把街面冲成细流,也冲刷不掉二人脑海里的阴影。程斌明白,旧识名叫郑海生,同样当过日伪的“挺进队”向导,一旦郑先开口,他的伪装就彻底完了。于是他抢先举报,自以为握住主动。然而郑海生在另一间审讯室早已把全部细节倒了个干净。两份口供交叉比对,谜底揭开。
公安干警调档发现,“陈子平”三年前才出现在华北军区人事花名册;再往前,却查不到任何正规入伍记录。档案空白是最大的可疑,追问源头,线索迅速连到1948年天津战役后大批接收部队的那一堆混乱卷宗。程斌深谙军务,当时乘乱补写了履历,混进军械处。
调查组把时间线倒回1931年“九一八”。伊春小地主家的程斌彼时二十岁,中文底子不错,性格张扬。九一八炮声后,他跟着同乡报名义勇军,又在1933年进入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文化程度让他在电台、作战计划里出彩,很快被杨靖宇看上,升到第一师师长。
抗联当年白山黑水间打游击,武器缺,粮更缺。杨靖宇用“密营”把部队拴在森林深处,这套体系保命也保心气。程斌对密营分布了如指掌,知道哪一处藏药品,哪一处埋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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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春,他指挥摩天岭伏击,歼守备队一个中队,缴机枪二十挺。杨靖宇在树皮上刻字夸他“胆气可嘉”。局势看似向好,其实暗流汹涌。日军调三个旅团步步紧逼,封锁线越缩越窄。
1938年夏,抗联进入最艰难的“密林孤岛”阶段。弹药见底,补给断线,伤病员缺药。程斌心里打鼓:“再拖下去只有死路”。6月初,日伪开出重赏,叛徒奖五万元伪币、警备司令官头衔。程斌动摇,带115名嫡系夜遁松花江东岸,向驻通化的关东军投诚。
投敌后的第一件事,他画出密营图。日军根据此图扔下燃烧弹,蒙江、通化、本溪的70多个密营皆付之一炬。杨靖宇被迫率残部深入三道沟,靠树皮、棉絮充饥。夜间本是抗联的拿手戏,但程斌熟悉套路,带“挺进队”挑灯夜追。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弹尽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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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汉奸难逃清算。程斌却提前做了两手准备:盐城一小影印铺里,他让伙计仿造了两套出身证明;一套写“冀中游击队”,一套写“新四军随营会计”。随后混进国民党七十一军当少将副师长。
1948年徐蚌会战后,他眼见国民党摇摇欲坠,索性割断旧名,投向解放军。凭借对枪械与后勤的经验,在军械处顺风顺水。新中国成立初期,部队移交、改编快,没人细查他的来路。他自觉云开月明,甚至主动联系昔日抗联残部的幸存者,试图捏造“老战友”叙事。可每次提到杨靖宇,他都语焉不详,逃避目光。
北京那场大雨改变了一切。1951年7月,军委公安部呈交的调查报告列出七条核心证据:密营地图手绘痕迹比对、关东军电讯档案、国民党少将任职令复印件、伪满警务训练班名单等。证据齐全,程斌难辩。
军事法院开庭那天,他被押到席前,神情木然。审判长问:“你的真名究竟是什么?”他低声回:“程斌。”随后再无多言。旁听席坐着几位抗联老兵,其中一人曾在摩天岭战斗给他递过子弹,如今双手颤抖,没流泪,只紧紧盯住法槌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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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2月5日,刑场设在郊外。他在冷风里张了张嘴,没有说出一句遗言。枪声响过,尘土飞扬。档案上“陈子平”三字被划掉,红笔备注:程斌,叛徒,已正法。
对于那些在黑土地上牺牲的抗联将士,记录终于多了一行补充说明:密营被破坏的原因查清,主谋伏法。以往模糊的真空被填补,历史走回原本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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