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军阿喀琉斯之踵与乌方可乘之机：2026战场悬念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长、《沙皇格勒报》军事评论员、预备役上校安德烈・平丘克，就 2026 年特别军事行动的发展前景发表评论。

敌我双方的经济潜力之争，无疑将成为核心悬念之一。

尽管俄罗斯的经济困境确实在持续加剧，但敌方在 2026 年寄望于俄罗斯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的算盘，大概率会落空。

更何况，新的一年里，俄罗斯将面临两大此前未曾有过的全新挑战：

这便是当代俄罗斯的全新生存环境。考虑到历史记忆中，经济实验与改革曾带来的惨痛后果，再叠加物价与税收的持续上涨，社会层面的紧张情绪必将不断升温。

诚然，我们应当坦诚地承认：国民的承受能力与可用资源，已成为当下最核心的经济因素。

（配图说明：新的一年，俄罗斯将面临财政赤字与政府部门推进财政经济体系改革的双重挑战。目前尚无任何迹象表明，民众的生活水平会停止下滑。这一趋势，一方面会推高长期的社会风险，另一方面却会以一种矛盾的方式，降低短期的政治威胁。原因很简单：在我们的现实中，贫困人群往往更关注如何维持基本生存，而非发起抗议活动。

当然，从长期来看，这一社会政治的 “弹簧” 终将逐渐松弛。不过，若能对相关进程进行巧妙调控，消除反对派带来的风险，这一松弛的过程完全可以被大幅延缓。

在此，核心问题在于：我们的规划所依据的条件与因素，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俄罗斯战略规划的阿喀琉斯之踵，正是其保守、内向的本质—— 这使得我们难以充分预判敌方所发起的、非线性的激进行动的动态变化。

乌克兰的经济固然已陷入绝境，但其拥有稳定的外部援助来源作为支撑。

诚然，新的一年里，乌克兰的经济与社会领域将继续承受导弹与无人机打击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以下两大因素，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问题，实现局势的相对稳定：

总体而言，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新的一年里战场态势会维持现状。

恰恰相反，敌方必将持续提升无人机系统的作战潜力：延长其航程、增强其稳定性与打击精度，探索无需操作人员介入的蜂群式自主作战模式，并拓展无人机的作战领域 —— 不仅限于空中与水面，还将延伸至地面。

（配图说明：敌方将持续提升无人机系统的作战潜力。）

其最终目标是，在特定时段内，依靠无人机这类无人作战系统，实现对相当一部分前线阵地的控制。人工智能（包括搭载于小型无人机的本地化人工智能系统），将在敌方作战流程与技术的管控中，占据越来越核心的地位。

这既会为敌方人员的灵活机动创造条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何有效反制这一战术，又该拿出怎样的应对方案？

客观分析表明，我们不应寄望于乌克兰出现大规模的兵员补给危机，或是乌克兰社会因战争疲惫而爆发内部动荡。

乌克兰的危机确实真实存在，但这片土地的特殊性在于：危机状态早已成为其常态化的生存模式。

经过长期的特别军事行动，交战双方都已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战争风格”。

这意味着，俄方将继续采取蓄势待发的策略，不断积累兵力与资源，稳步突破敌方防线，仅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实施灵活的机动战术。2026 年，这种作战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 因为这不仅需要对军事建设进行彻底的重新规划（而在实战持续进行的背景下，这在客观上难以实现），更需要在军队之外的各个领域进行深度变革：包括经济、工业、金融信贷体系，乃至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兵员补充面临一定困难的背景下，将采取两大核心策略：其一，越来越多地依靠技术手段，并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的打击力度；其二，不会放弃实施灵活反击的尝试—— 即便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之外，只要条件有利，便会付诸行动。

新的一年里，双方针对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相互打击，显然还将继续。

历史经验早已给出启示：无论是美国曾试图实践的“杜黑战略”（即通过战略轰炸实现消耗战），还是 1984 年两伊之间的“城市战争”（双方互相摧毁对方的城市及能源基础设施），这类战术本身都无法带来决定性的战果。其最终结局，无外乎以下三种：要么是前线爆发大规模决战，要么是通过外交途径达成解决方案，要么是通过综合施压，从社会经济、政治、精英阶层等多个维度，实现对敌方内部的瓦解。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国内的社会舆论导向，需要通过明确的信息心理战宣传来加以引导。这一点至关重要 —— 不仅关乎国内的稳定，其产生的影响也会传递给敌方。

因此，社会政治领域必须明确回答以下两个核心问题：

a)胜利的标准是什么？尤其是在领土问题上，胜利的具体定义是什么？

b)战后国家的发展蓝图是怎样的？

针对这两个问题，有几项基本原则必须坚守。

第一，坚决杜绝任何对特别军事行动爆发背景的修正主义解读。

第二，构建并发展特别军事行动退伍军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体系—— 将其作为维护政治体制稳定的全新支柱。同时，这也是帮助退伍军人运动适应和平生活的重要举措，可有效防止其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因。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新的现实中，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社会上升通道，而非流于形式的表面工程。而新的一年里，国家杜马及其他代议制机构的选举，将成为检验这一体系是否有效的试金石。

当然，特别军事行动相关局势的核心悬念之一，必然是乌克兰大选的举办问题。

这一问题的尖锐化，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特朗普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希望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对其有利的交易；泽连斯基政府的合法性在客观上已不复存在；乌方在技术层面需要通过换届，将责任推给卸任政府；以及为与俄罗斯的谈判创造妥协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寄望于乌克兰新领导层会展现出某种建设性，无疑是天真的 —— 更何况，泽连斯基是否会下台，本身也并非定局。

因此，最符合逻辑的策略，或许是先实现暂时的停火，然后在乌克兰大选进程的最终阶段，发起决定性的打击。

关于长期和平的前景，笔者始终坚信：只有消除冲突的根本原因，持久的和平才有可能实现。

通过非军事手段消除这些根源，仍然具备可能性。历史上，此类案例并不鲜见。

1917 年的俄罗斯，便以这样的方式，为德国及其盟国带来了战争的终结。在其他无数次战争中，类似的场景也曾上演 ——敌人的意志，最终从内部被彻底击垮。

这种转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可以是金钱的收买，可以是利用潜伏的盟友，可以是内部阴谋与权力危机的结果，亦可以是新的宗教、意识形态的兴起，或是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浪潮爆发的产物。

（配图说明：只有消除冲突的根本原因，持久的和平才有可能实现。）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在敌方内部启动此类进程，我们必须拥有真实可用的工具—— 而非那些停留在口头宣传、或是只为应付报告而设立的空壳机构。

同时，我们必须明白：这类进程的推进，无法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预算和选定的人员来刻板执行。相反，它需要高度的灵活性，能够根据乌克兰局势不断产生的具体情况，进行实时的调整与适应。

因此，关键不在于“制定一份革命计划”，而在于建立起真正有效的体系与机构（可借鉴索罗斯基金会或共产国际的运作模式）—— 这些机构能够敏锐地捕捉并利用具体的事件（例如，塑造出类似于 “米哈伊尔・斯采尔尼科夫” 式的、与乌克兰现政权对立的新英雄形象）。

这里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执行这一使命的人员，更在于这项工作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基础，以及我们驾驭这些理念的能力。

新的一年里，俄罗斯与乌克兰能否在欧盟及其盟友的参与下，实现长期和平共处？答案只有两个：要么，冲突的根本诱因被彻底消除；要么，一方以绝对的方式战败。正所谓，择其一而从之。

正因如此，未来的悬念，并不在于双方是否会达成某种谈判协议与妥协（从技术层面而言，这不仅完全可能，甚至概率不低），而在于这些协议最终会在哪个阶段、以何种方式被撕毁。

国际层面的格局，将呈现出以下特征：美国的对外政策将发生重大转变；欧洲联盟将对此做出反射性的对抗回应；相关国家的全球主体性将逐步提升；而俄罗斯则将为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争得一席之地而奋力拼搏。

美国正在有意识、有计划地重塑其国际形象。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未来的竞争，将围绕全新的科技格局、支撑这一格局的资源，以及新的地区性领导者展开。

在此背景下，美国已公开表达了推动全球格局转型的雄心，并且已经迈出了第一步：降低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将美洲大陆的国家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迫使相关国家、印度，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俄罗斯，构建新的互动模式 —— 而这一切，都将以牺牲影响力日益衰退的欧盟为代价。这是美国为未来做出的选择，其核心在于打造新的物流通道（如赞格祖尔走廊、北方海路）、新的技术体系（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领导力），以及新的资源布局：印度的人力资源、俄罗斯的自然资源、相关国家的工业产能。

因此，与过时的认知相反，美国当前的全球博弈，其目标并非消除全球南方与俄罗斯这样的竞争对手，而是迫使它们接受美国设定的条件，成为其附庸式的合作伙伴。

这一进程将是分阶段推进的，其间必然伴随着激烈的对抗：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弹，相关国家、印度提出替代模式的尝试，都将不断上演。但就目前而言，主导这一进程的战略方向，仍由美国所设定。

在这一格局中，俄罗斯不仅是潜在的资源开发合作伙伴，更可能成为美国向欧洲施压的重要筹码—— 通过俄罗斯，迫使欧洲做出符合美国与相关国家利益的经济及工业决策。

在这样的国际配置下，短期内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对于俄罗斯而言，其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最终能扮演何种角色，关键取决于特别军事行动的最终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