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杀线下绝望的死亡:美式资本主义如何围剿底层
“斩杀线”下的美国梦:为什么一次小意外,就足以让人生崩盘?
最近一段时间,“斩杀线”这个词火了。
“斩杀线”原本是游戏用语,是指游戏中的玩家角色血条血量低于这条线时,就随时可能被对手的一套连招打败。
对于美国人而言,这条“斩杀线”是真实存在的。在美国,一旦你的收入和储蓄跌破某个水平线,那么你的平稳生活就随时可能会被会被一次小意外打破,哪怕是一次小病、一场小的交通事故,都可能让你变成homeless。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安妮·凯斯的著作《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描述的正是真实存在、由数据支撑的“斩杀线”。
美式资本主义系统性地摧毁了美国大批劳工阶层的工作、健康、家庭与尊严,最终将他们推向自杀、药物过量和酗酒的“绝望的死亡”深渊。
在书中,我们或许能够找到这个近期被热议的问题的答案:美国究竟怎么了?
一、逆转的生死曲线和绝望的死亡
很难想象,在医学发展、经济发达的21世纪,一个富裕国家的核心人群,其死亡率竟然不降反升。
这正是发生在美国中年非西班牙裔白人身上的骇人现实。1998年后,美国白人的死亡率没有像其他富裕国家一样继续下降,而是完全停止下降,甚至掉头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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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战争等特殊情况,任何一个大型群体的死亡率都不应该不降反升。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触目惊心的现象?
导致“绝望的死亡”的三大“杀手”分别是滥用阿片类药物中毒、因酒精中毒而导致的肝病以及自杀。因这三种原因而死亡的人数在美国,尤其是美国白人中急剧上升,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在其他富裕国家里。
之所以将这三类死亡通称为“绝望的死亡”,是因为它们与痛苦关联,与精神和行为健康关联,且没有任何传染源。
“我丈夫的心里充满内疚,他认为我们的儿子吸毒全是他的错。然后,他开始变得特别沮丧,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枪爆头自杀。”美国肯塔基州的贝基·曼宁讲述了自己的丈夫因为儿子吸毒而抑郁自杀的经历。
在她的叙事中,不仅有死亡,还有病痛和成瘾,以及分崩离析和丧失意义的生活。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经济上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许多人看不到光明的经济前景或生活前景,于是他们成为药物、酒精和自杀的牺牲品。
更关键的是,这场灾难并非均匀分布。它几乎完全集中在那些最高学历为高中或以下的白人劳工阶层身上。迪顿教授与安妮·凯斯教授发现,自 20 世纪最后 10 年以来,美国未受大学教育的白人劳工阶层占了工作人群的 38%,他们的命运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从而成为因绝望而死亡的最大牺牲品,且人数不断增长。
二、跌入“斩杀线”下:生活的全面塌方
凯斯和迪顿尖锐地指出,绝望的死亡狂潮不能简单归因于贫穷或经济周期波动。真正的核心,是支撑数代美国劳工阶层生活方式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跌落“斩杀线”之下,意味着遭遇一场多维度的围剿:
1. 经济基础被侵蚀
过去半个世纪,美国没有大学文凭的男性劳动者,经过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不增反降。
受全球化和自动化影响,制造业岗位外流。新创造的面向高中及以下学历人群的岗位寥寥无几,许多人并非“不愿工作”,而是面对“差工作”或“无工作”的困境,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工作,作为经济来源和身份认同的双重支柱,已然崩塌。
2. 社会结构解体与幸福感缺失
经济基础的动摇直接引爆了连锁崩塌:
家庭瓦解:婚姻率大幅下降,非婚生子女比例激增。因为没有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工作,男人变得不再适婚,并导致稳定生活的一个重要支柱变得遥不可及。
社区凋零:曾经围绕工厂、工会和教堂形成的紧密社区网络分崩离析,美国人越来越不愿参加与他人有关的社会活动。地理隔离加剧,成功者聚居都市与学区,失败者被困在衰败的城镇,社会纽带断裂。
幸福感下降:与工作相伴的仪式感、归属感、对未来的期许一同消失,宗教慰藉也在逐渐丧失,底层群体的幸福感下降。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中,一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报告自己不幸福,并且这一群体的比例在在 20世纪 90 年代后开始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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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疼痛蔓延、精神崩溃
与死亡浪潮并行的,是人群健康状况的全面恶化。他们报告更多的慢性疼痛(背、颈、关节)、更严重的精神痛苦、更高的残疾率以及日常活动能力的衰退。
通常情况下,疼痛总是随年龄增长而稳步上升。然而美国白人报告的慢性疼痛水平,呈现出一种全球独有的怪异模式:在中年时期达到峰值,甚至超过了更年长的老年人群体。而没有大学学位者,在任何年龄段报告的疼痛水平,都远高于有学位的同胞。疼痛,成了他们生活困境最直接的生理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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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酒精和药物成了廉价的“自我医疗”手段。没有大学学位的群体中,短时间内大量饮酒(狂饮)更为普遍,对肝脏造成毁灭性打击。药企大力推销阿片类止痛药,并弱化其成瘾性警告,人们从治疗背痛、牙痛开始,迅速坠入成瘾深渊。
身体的痛、生活意义的崩溃、精神支柱的缺失最终导向了自杀率的飙升,这是心灵疼痛的终极爆发。
三、为何是美国?为何是他们?
有人将美国面临的“绝望的死亡”流行归咎于经济危机、全球化和技术变革,这些因素确实对美国造成了冲击,但他们也冲击了其他发达国家,为何唯独美国出现了如此规模的“绝望死亡”流行病?凯斯和迪顿矛头指向了美国社会经济体系的深层系统问题。
1. 医疗制度是如何戕害生命的
美国的医疗制度吞噬了美国 GDP 的18%,约为美国国防开支的 4 倍、美国教育开支的 3 倍。美国的医疗费用居全球之首,但是美国的医疗制度在富裕国家中则是最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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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医疗服务耗费的成本严重拖累了经济,导致工资长期停滞,这是劫贫济富式再分配的一个典型例子。美国的医疗行业并不擅长增进人民的健康,但它擅长增进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财富。
医疗费用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医疗服务价格更高,以及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工资更高。制新药、新仪器和新的治疗手段不断涌现,很多并没有什么效果,但它们依然被推给病人并收取费用。同时,医院提高价格并不是因为成本上升,而是因为它们正在进行整合,从而减少或消除了竞争,并利用强大的市场势力提高价格。
医院集团、保险公司、药厂、医疗设备商形成了强大的利益联盟,通过游说政治力量,维持有利于自身的政策,比如阻止价格谈判。这就好比一个店主被要求支付保护费,于是他威胁对方要报警,结果他得知,来收保护费的敲诈者本身就是警察。美国的政府已经成为医疗行业敲诈勒索病人的共犯。
2. 好工作消失
全球化与技术进步冲击了所有发达国家,但美国劳工阶层的结局为何特别悲惨?关键在于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独特演变:
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公司拥有工资决定权,他们有意压低工人的工资。比如几家医院会合谋压低护士工资,而由此造成的人员短缺,医院会从合同制劳务派遣公司那里雇用护士来弥补,这种聘用方式使医院无须向较大数量的在编护士支付更高的工资。
工会的衰落:1983 年,20.1%的工人加入工会,而2019 年初,仅有10.5% 的工人加入工会。由于工会势力被削弱,其在华盛顿的游说声音完全被企业游说淹没,这也是尽管 70% 的美国人认为应该提高最低工资,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自 2009 年 7 月以来一直保持在每小时 7.25 美元的原因之一。
好工作的消亡:曾经提供稳定中产阶级生活的制造业岗位大量外流或被自动化取代。新增的就业岗位多是低薪、不稳定、无福利的服务业工作。公司为降低成本,将大量岗位外包,连“正式员工”的身份和微弱的归属感都从劳动者身上剥离。
3.企业权力vs.社会福祉
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逐渐从个人致富同时造福众生,转变为了企业通过牺牲消费者的利益谋求财富。企业为股东的收益服务,尽可能提高股价和股息,关注短期收益而非长期投资和创新。美国的许多行业经历了大规模的兼并整合,占据市场的大公司有能力将产品价格提高,在侵害消费者利益的基础上获取收益。
更重要的是,企业通过寻租实现了“合法的劫贫济富”。寻租是指企业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垄断地位、补贴或有利法规,从而获取财富,比如医院集团游说反对医疗价格透明化,银行游说放宽监管、修改破产法使其更有利于债权人而非债务人。
企业通过巨额政治献金和强大的游说,深刻影响着立法和监管进程。这使得规则制定往往倾向于保护现有企业的利益,阻碍竞争和创新。企业不再专注于生产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而是专注于如何运用金钱和影响力改变游戏规则,而这常常是以普通劳动者、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
四、被分割的美国
《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描绘了一个被分割的美国社会。分界线的一侧是拥有大学文凭、居住在繁荣都市区、从事知识型工作的人群;另一侧是没有大学文凭、居住在衰败工业区或农村地区、从事不稳定低薪工作的人群。
这种分割不仅体现在收入上,更体现在健康、寿命和希望上。前者享受着现代医学和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后者则承受着多方面的痛苦,并且缺乏足够的社会保护网来缓冲这些冲击。
绝望的死亡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系统失败的标志。在中文互联网上讨论“斩杀线”概念的我们,或许可以从美国的经验中获得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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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凯斯(Anne Case)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著
中信出版集团
(Angus Deaton)/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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