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 | 数字政府传播（Digital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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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和内涵

数字政府传播是指数字政府在运行过程中的信息流动、主体互动以及价值共享的活动与过程。该概念由重庆大学学者曾润喜等学者在其所著论文中提出。该概念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理解数字政府传播的内涵。

第一，数字政府传播是数字政府的传播，不是传统政府的传播。数字政府本身就可以被理解为链接万物的超级传播媒介——它既是政治系统读懂社会、诠释信息和决策制定的必要条件，也是人、技术媒介与世界之间交互和建构关系的基础。这与前数字时代的政府实体有着本质区别，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国家内部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的话语范式。

第二，数字政府传播不是数字政府与政府传播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的耦合迭代。数字政府既承担了传播任务，本身也是传播的一部分，实现了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的内在统一，以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融合。因此是一种数字政府的整体性传播，代表着政府传播的高级阶段。

第三，数字政府传播是伴随数字政府治理行为全过程的传播。数字政府全天候、永久在线的特性，也决定了数字政府传播“24小时不打烊”。数字政府传播既是传播行为也是治理行为，是实现数字政府善治的重要方式。

第四，数字政府传播已经远超信息传播的单一功能范畴，更强调促进数字政府运行过程中的主体互动和价值共享。在新的节点式和去中心化运作的数字生态系统环境下，数字政府传播更加关注组织特性、人的需求和机器交互。在新的政府传播行动者网络中，各节点的传播地位和话语力量趋于平等，由此模糊了政府传播的传受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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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传播研究体系

数字政府传播研究体系是一个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框架，旨在全面理解和提升数字政府背景下的传播效能。

具体而言，该研究体系包含以下几个核心维度：

①数字政府组织传播转型

研究数字政府内部及与外部组织间的信息传播与互动机制，包括G2E（政府与雇员）、G2G（政府与政府）、G2B（政府与企业）、G2C（政府与公众）等传播模式。重点关注如何通过传播优化组织协同，提升治理效能。

②数字政府人机传播认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数字政府传播研究需深入探讨人机传播的新模式、新挑战。包括AI在政府传播中的应用、人机交互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以及如何防范AI带来的安全风险。

③数字政府国际传播研究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数字政府国际传播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研究内容包括数字政府公共外交、信息和舆论战、全球虚拟组织的交互等，旨在通过国际传播构建中国数字政府的良好形象。

④数字政府公共关系研究

数字政府公共关系研究关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构建、形象塑造及危机管理。通过优化界面传播、提升政策智能传播能力等措施，增强公众对数字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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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组织传播的内容有哪些

数字政府组织传播的内容丰富多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组织内部传播

数字政府通过数字技术改变了组织内部的知识信息流动和激励方式，推动了组织信息的多向自由交互。这包括算法辅助的决策引导、自动化评价与约束机制等，旨在强化组织控制，同时需关注算法控制对组织成员的负面影响。

②跨组织间沟通协作

数字政府依赖部门间信息交互、权力共享和主体协作来实现整体性治理。这涉及创建跨组织的交流平台，实现异质性组织的“超链接”，以及平衡组织边界开放性与信息模糊性之间的关系，促进信息要素的自由交换和全方位整合。

③政务服务传播

政务服务是数字政府传播的重要渠道，通过“一网通办”等信息集成服务，围绕企业和群众的全生命周期提供精准服务。这包括远程虚拟窗口、智能搜索问答等新型政务服务的人机交互问题，以及建立健全信息收集和服务反馈机制。

④参与式传播

数字政府治理包容多元社会主体进行共商共建共享，通过G2C和G2B传播模式，构建民意表达-参与-回应-引导的传播机制，促进公众讨论和参与数字政府传播。同时，通过一体化在线监管政企沟通渠道，构建跨组织的协同响应监管运行机制。

⑤危机传播

数字政府治理持续深化的同时，危机传播与应急管理中的协同共治需求也日益凸显。当前，各类风险源跨时空耦合，政府数字孪生虚实交互，需要转变以往治理场景、主体和手段相对分离的静态认知。从危机协同传播视角，需要构建应急传播协调联动机制，形成促进多元主体应急协同的智能合约等。

⑥政策智能传播

政策智能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新议题，《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已经明确提出“优化政策智能推送服务”等要求。一是政策决策的智能。如政策决策过程会衍生政策信息的在线自动采集、智能论证评估、多主体政策议程协商等需求。二是政策传播的智能。在政策数据共享、模型算法和大数据分析支撑下，数字政府有望实现“政策找人”，并能基于精准匹配推动政策“免申即享”“千人千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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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人机传播的模式有哪些

数字政府人机传播的模式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模式：

①“政府-AI-政府”传播模式

该模式以AI为中介，实现数字政府之间的高效信息共享和互动。AI辅助决策提升了政府内部决策效率，但同时也带来了决策风险，需要警惕AI作为决策暗箱可能减少的组织沟通交互。

②“政府-AI-公众”传播模式

在此模式下，AI扮演“数字客服”角色，辅助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互动。政府后台通过AI收集汇总数据，公众前端通过AI获取服务需求。这种模式实现了更丰富立体的沟通与互动体验，但需关注数字鸿沟问题，提高数字政务的普惠性。

③“AI-政府-AI”传播模式

随着人机交互程度的深化，AI的角色从渠道拓展为信源和信宿，数字政府传播迈向高级阶段。在此模式下，数字政府成为具有自适应、自学习、自反馈和自调节功能的智能组织。然而，需警惕AI主导传播全过程可能带来的短视行为和负面效应，强化对AI技术的审查，提升人机协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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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国际传播有哪些内容？

数字政府国际传播的内容广泛，涉及多个方面，主要包括：

①数字公共外交

数字公共外交是数字政府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新闻、展示形象和宣传政策，取得政治互动效果。同时，借助远程通信、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创新外交实践工具，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②信息和舆论战

面对智能舆论战的挑战，数字政府需借助算法精准提升正面外宣效能，通过海外受众认知图景绘制、信息需求偏好挖掘等手段，改善国际关系。同时，需警惕社交机器人和AIGC传播带来的虚假信息传播和认知域侵略风险，开展计算宣传，智能化对抗负面舆论。

③全球虚拟组织的交互

随着数字政府进入组织虚拟的最高阶段，全球虚拟组织的信息传播发生显著变革。这涉及构建全球虚拟组织传播规则，解决虚拟组织和数字人互访互鉴、成员隐私安全等问题。通过构建访问接口开放机制、加密通信和身份验证机制等安全措施，实现高敏捷度和适应性的平等交互和高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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