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后七百年：当礼仪没了实力，只剩待宰的羔羊

公元 1279 年的崖山，南宋最后的军队与蒙古铁骑在此决一死战。陆秀夫抱着幼帝跳海，十万军民相随赴死，华夏的血性与实学，似乎也在这场滔天巨浪里，沉了七百年。

这七百年里，我们从 “经世致用” 的务实智慧，一步步退向了闭门造车的空疏之学。曾经的先贤们，用《孙子兵法》谋国、用《考工记》兴业、用《齐民要术》养民，每一份学问都扎根在现实的土地里，为的是强国、富民、安天下。可到了后期，读书人不再钻研如何解决民生疾苦、如何筑牢国家屏障，反而钻进了 “心学” 的自我感动里，把 “存天理灭人欲” 的空谈，当成了学问的全部。

就像明清时期的科举，考生们背熟八股文就能登堂入室，却连基本的水利、农桑、兵法知识都一窍不通。明朝末年，李自成的农民军逼近北京，朝堂上的大臣们还在争论 “心学” 的义理，没人能拿出抵御外敌的实际策略；清兵入关后，江南的文人依旧抱着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的执念，却连铸造火炮的技术都要向西方传教士请教。这不是智慧的熄灭，而是实学的断代 —— 当我们把 “礼仪” 当成了民族的全部标签，却忘了 “器” 的支撑，礼仪就成了缚住手脚的绳索。

到了近代，这种 “重礼轻器” 的弊端更是暴露无遗。鸦片战争时，大清的官员还觉得洋人是 “蛮夷”，靠着 “天朝上国” 的礼仪就能让对方俯首称臣，可洋人的坚船利炮轰开虎门的那一刻，所谓的 “礼仪之邦”，不过是待宰的羔羊。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的舰船吨位不输日本，可朝堂上的官员们还在为 “礼仪名分” 争得面红耳赤，军费被挪用修建颐和园，士兵们拿着落后的弹药上战场，最终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

即便到了现代，这种思维的影子依旧存在。我们总把 “勤劳”“善良” 挂在嘴边，把它们当成行走世界的护身符。可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没有实力的善良，不过是任人拿捏的软肋。就像某些企业，靠着勤恳的代工赚微薄利润，却因为没有核心技术，被西方企业掐住供应链的脖子；在国际谈判桌上，光靠 “讲道理”“谈礼仪” 远远不够，没有军事、经济、科技的硬实力做后盾，再动听的言辞也无人理会。

崖山的痛，不该只停留在史书的文字里。七百年的教训告诉我们：礼仪是民族的风骨，但实力才是风骨的脊梁。我们可以做 “礼仪之邦”，但更要做 “实力之邦”—— 礼中要有契约之法，礼中要有杀伐之能。只有把实学找回来，把实力筑起来，华夏的智慧才不会再沉寂，我们才能真正摆脱 “被收割” 的命运，让礼仪成为底气，而非软肋。

#崖山##所见所得，都很科学##王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