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到死也没搞明白：为什么陈宝仓一被捕，吴石就全部都招了！

一份写得滴水不漏的供词，有时候不是案情的终点，而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

1950年，台湾保密局的审讯室里，谷正文看着眼前这份白纸黑字，心里头那叫一个舒坦。

这玩意儿，是“密使一号”吴石亲手动笔写的，前因后果，人物时间，交代得明明白白，逻辑严丝合缝，直接拿去当审讯教材都够格了。

谷正文，这号人专攻心理，多少硬汉在他手里都得把心窝子掏出来，他觉着自个儿又一次把那套颠扑不破的道理给验证了：人，终究是人，只要是人，就有弱点，甭管你嘴上喊的信仰多高尚。

可他到死都想不通，他手上这份让他功成名就的“铁证”，压根就不是什么供词。

那是一份吴石给自己签发的死亡通知，是用自己的命，给整个地下战线拉上的一道防火墙。

谷正文跟那些只懂得上家伙的酷吏不一样，他好琢磨人。

他有自己的一套“公式”，在他看来，人这种东西，无非就是求生怕死，再加上点亲情友情的牵挂。

把这些东西跟大刑、票子、女人掺和到一块儿，就没有撬不开的嘴。

他最得意的一笔，就是拿下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

对付这位老革命，谷正文压根没废话，直接把上好的牛排、洋酒，还有蔡孝乾那个年仅十六岁的小姨子往跟前一放。

结果，信仰的堤坝说垮就垮。

蔡孝乾一开口，台湾地下党组织基本就瘫了，四百多号人的名单，哗啦一下全到了谷正文手上。

这事儿办完，谷正文自信心爆棚。

他认定，所谓的信仰，不过是欲望还没得到满足时的一层窗户纸。

揣着这份自得，他走进了关押吴石的牢房。

吴石，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军衔，这是个真正的硬茬。

审讯一开始，谷正文还是老套路。

他先打感情牌，说只要吴将军合作，保你家人平安富贵。

吴石眼皮都没抬一下，就一句：“为国尽忠，死而后已。”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老虎凳，辣椒水，这些都是小儿科。

谷正文让人把电流接到吴石身上，那滋味能让人的神经一根根断掉。

他甚至让人用细电话线缠住吴石的眼皮，另一头连着手摇发电机，硬是把吴石的眼球玻璃体给震裂了。

吴石的左眼就这么瞎了，可嘴里除了喘息，还是一个字都没有。

谷正文那套百试百灵的“人性公式”，在吴石这儿，头一次算出了个乱码。

他纳闷，但他不觉得是公式错了，他认为，是自己还没找到那个最关键的“变量”。

这个“变量”，似乎没过多久就自己送上门了。

当谷正文得知，吴石的老搭档、保定军校的同窗陈宝仓中将也被抓了进来，他感觉自己一下子就抓住了吴石的命门。

陈宝仓是谁？

那是能跟吴石在战场上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人，是几十年的生死之交。

他立刻把这个消息，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吴石，还特意描述了陈宝仓正在遭受的折磨。

他就像个老猎人，安静地趴在草丛里，等着猎物最后那一下崩溃。

吴石那张始终像石头一样坚毅的脸，终于有了一丝松动。

听到老友的遭遇，他一直挺得笔直的身体，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谷正文都快没耐心了，才抬起头，用几乎听不清的沙哑嗓音说：“拿纸笔来，我写。”

那一瞬间，谷正文心里乐开了花。

他觉得自己的剧本写对了：一个铁血军人，为了保全兄弟，最终选择了妥协。

他的“人性公式”又一次显灵了，他赢了。

吴石写“供词”的过程，顺利得让人难以置信。

他下笔极快，把自己怎么跟地下党接上头，怎么传递情报，来龙去脉写得清清楚楚。

时间、地点、人物、方式，细节详尽到让谷正文找不出一丁点破绽。

这份供词把所有的线索，都像蜘蛛网一样，最终汇集到了吴石他自己这个中心点上，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谷正文拿着这份供词，如获至宝。

但他认知里有个巨大的盲点：他能理解一个人为了活下去，会做出什么样的妥协；但他根本无法想象，有人会为了体面地去死，布一个如此周密的局。

吴石交出去的，哪里是什么供词。

那是一场用命当赌注的信息战，是整盘棋的最后一步“将军”。

这步棋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是消极的抵抗，而是主动出击，用一份看着天衣无缝的“假口供”，去换整个战线的“真安全”。

他这么干，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救陈宝仓。

吴石太了解自己这位老战友了。

陈宝仓年纪大了，早年在抗日战场上打罗店血战，左耳朵就被炮火震聋了，身体底子早就垮了，根本扛不住保密局那套折磨人的手段。

吴石自己可以忍受皮肉之苦，但他见不得情同手足的老伙计在自己面前被活活整死。

所以，他必须“招”。

只有他这个“主犯”把所有事都扛下来，让谷正文这些人觉得案子已经见底了，对陈宝仓这种“从犯”的酷刑才会停下来。

这是用自己的“全盘托出”，换兄弟一条活路。

第二个，也是更深远的目的，是保全整个地下情报网络。

蔡孝乾叛变，那份四百多人的名单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如果吴石选择硬扛到底，最后被折磨死，那帮疯狂的特务只会觉得他嘴硬，背后肯定还藏着更大的鱼，搜捕和审查只会变本加厉，永无宁日。

可吴石这份“完美供词”一出来，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交代”的那些情报，要么是国民党特务已经掌握的，要么就是些无关痛痒的陈年旧事。

这份供词就像一个巨大的吸铁石，把特务们所有的调查方向都死死吸在他一个人身上，然后“啪”一下，线索到此中断。

他用自己“国防部次长”的身份，无声地告诉谷正文这帮人：“到我为止，后面没人了。”

这就给了谷正文和保密局高层一个巨大的错觉：案子破了，大功告成。

最高级别的“共谍”都画押认罪了，这案子可以封卷了。

这种心态，让整个特务系统迅速松懈下来，停止了对其他潜在关系网的深挖。

吴石就这么用自己的命，给那剩下的四百多个幸存同志，拉起了一道谁也冲不破的防火墙，硬生生掐断了那场由蔡孝乾叛变引发的，本会无限蔓延的恐怖抓捕。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

吴石穿着一身笔挺的国民党中将礼服，表情平静地走向刑场。

临刑前，他留下一首绝笔诗：“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和他一同就义的，还有女交通员朱枫。

身中七枪后，朱枫用尽最后一口气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谷正文作为监刑官，就站在不远处。

他亲眼看着这一切，心里却没多少胜利的喜悦，反而第一次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发虚。

他看到了某种他那套“人性公式”算不出来，也永远不可能战胜的东西。

他花了一辈子去琢磨人性的弱点，却从来没试着去理解信仰的高度。

在他的世界里，什么东西都有价码，都可以交换。

他搞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心甘情愿地搭上自己的性命、名声，甚至家人的前途，去换一个跟他个人八竿子打不着的，宏大的目标。

谷正文赢了审讯，却在信仰面前输得一败涂地。

这个疙瘩在他心里存了一辈子，直到晚年，他还在自己的手稿里念叨这份挫败感：“我输就输在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看到的，是一个人的屈服；他没看到的，是一个战士，用自己的死亡，发起了最后一次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