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上海一职员发现一张足以乱真的假钞！牵出22名犯罪团伙

01

1950年6月上海黄昏，暑气渐渐被江风吹散。

位于新成区新闸路的人民银行办事处里，却是一派与外界悠闲截然不同的紧张景象。

日光灯洒在每一个埋头苦干的职员身上，算盘珠子被拨得如同雨打芭蕉，噼啪作响，与纸币清脆的摩擦声交织成一曲金融战线上的交响乐。

这是日终清点，一天中最关键的时刻，容不得半点马虎。

角落里，一个五十来岁的老人正襟危坐，他就是陈伯。

在这家新成立的银行里，陈伯算是个“古董”。

他没读过什么新思想的书，也不会喊什么响亮的口号，但他有一双在旧上海滩各大银行的钱庄里浸淫了几十年的手。

这双手，摸过的钞票比年轻人吃过的米还多。

无论是法币、金圆券，还是美钞、英镑，只要从他指尖过一遍，真假、新旧、甚至有没有被水浸过，他心里就有了七八分底。

同事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称他为“点钞圣手”。

此时，陈伯的面前堆着一摞崭新的一万元大钞。

这种印着深绿色兵舰图案的钞票，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中的大面额，代表着新生政权的信用。

他神情专注，双手动得飞快，手指如同有生命的精灵，在钞票边缘轻巧地弹、捻、滑、听。

一张，两张，三张……纸币在他手中发出的“哗哗”声清脆悦耳，带着新墨的独特气味。

突然，那行云流水般的动作戛然而止。

陈伯的右手食指和中指，捏住了一张钞票的边角。

不对劲，这感觉不对！

他缓缓地将那张钞票从整沓钱中抽了出来。

这是一张崭新的、票面为一万元的“兵舰”券，连折痕都没有一条。

陈伯举起那张钞票，对着头顶惨白的日光灯。

“老陈，怎么了？发现什么了？”营业所的王主任巡视时，注意到了陈伯的异样。

陈伯放下钞票，表情严肃地对王主任说：“主任，您来看看这张。我感觉……有点问题。”

王主任接过钞票，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又从旁边抽出一张真钞对比，眉头也渐渐锁紧了。

事情非同小可，他立刻拿着这张钞票冲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拨通了办事处的电话。

这张疑似假钞，被层层上报，从办事处，到分行，专家们拿着放大镜，在各种仪器下反复比对、化验。

最终，一个结论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这是一张伪造的人民币，而且是一张伪造水平极高、足以乱真的假钞！

当天深夜，消息通过加密电报，火速传到了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总行的指示言简意赅：严密监视，注意动向，立刻报案！

与此同时，一份加急文件也送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办公桌上。

常务副市长潘汉年看到报告后，脸色凝重。

在新生的人民政权立足未稳之际，伪造人民币不仅仅是经济犯罪，更是对国家金融体系的公然挑战，背后很可能隐藏着更深的政治图谋。

他没有片刻犹豫，拿起电话，亲自给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下达了命令：“连夜行动，给我彻查到底！”

上海市公安局的灯火，因此彻夜未熄。

新成分局的侦查员李谋谷和宋得新，接到了这个棘手的任务。

李谋谷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公安，经验丰富，心思缜密，办起案子来沉稳老练。

宋得新则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刚从警校毕业不久，充满干劲，观察力敏锐。

第二天一早，两人便赶往了新闸路银行办事处。

从陈伯和王主任那里详细了解了情况后，他们顺着线索，找到了那笔存款的来源——一家名为“兴隆公司”的私营百货。

兴隆公司在当时的上海滩算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商行，老板姓金，是个四十来岁、体态微胖的中年男人。

他戴着一副时髦的玳瑁架眼镜，脸上总是挂着一种生意人特有的、恰到好处的谦恭微笑。

听完两位侦查员的来意，金老板表现得十分震惊，并且非常配合。

“哎呀，警察同志，这可真是……真是没想到啊！我们兴隆公司做的是正经生意，怎么会有假钞呢？快，快把财务股长叫来！”

财务股长被叫来后，面对警察的询问，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最后，还是金老板提议，把昨天当班的各个柜台的柜长都召集起来，开个座谈会，大家一起回忆回忆。

会议室里，七八个柜长围坐一圈，表情各异。

李谋谷开门见山，说明了情况，希望大家能提供线索。

然而，一番七嘴八舌的讨论下来，结果却令人失望。

谁都不记得自己收到过这么一张“特别”的钞票。

每天经手的钱款成千上万，顾客来来往往，谁会特意去记某一张万元大钞是从谁手里接过来的？

调查似乎陷入了僵局。李谋谷虽然有些失望，但也觉得这是情理之中。

他正准备收队，却发现搭档宋得新的目光一直若有所思地停留在金老板身上。

在回去的路上，宋得新忍不住开口了：“李哥，你觉不觉得那个金老板有点不对劲？”

“哦？怎么说？”李谋谷点上一支烟，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年轻人。

“他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就是一种感觉。”

宋得新努力组织着语言，“他表面上很配合，甚至可以说是热情过度。但在提到财务问题，让财务股长去核对账目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神闪了一下，很不自然。而且，你注意到没有，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右手手指总是不自觉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节奏很乱，这通常是内心紧张或者有所隐瞒的表现。”

李谋谷吐出一口烟圈，笑了笑，拍了拍宋得新的肩膀：“小宋啊，观察得很仔细。不过，生意人嘛，跟官家打交道，心里有点紧张也正常。况且，这事关乎他公司的声誉，有点反常反应不奇怪。没有实质性证据之前，我们不能凭感觉去怀疑任何人。”

宋得新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但他心里的那个小小的疑团，却并没有因此解开。

这条线索，就此中断。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

就在李、宋二人从兴隆公司无功而返的几天后，上海的各大银行、米行、百货公司，甚至在摇摇晃晃的公共汽车上，都陆续发现了更多的假钞！

除了那种深绿色的“兵舰”万元假钞，还出现了一种黑蓝色“拖拉机”图案的五千元假钞！

数量从几张，到几十张，再到数百张，如同一场无声的瘟疫，迅速在这座城市扩散。

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一时间，市民们在交易时都变得格外谨慎，拿着大额钞票翻来覆去地看，生怕自己成了下一个受害者。

很显然，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规模的严重伪造人民币大案！

上海市公安局立刻决定，正式立案，成立了由市局和新成分局侦查员共同组成的联合侦查组。

李谋谷和宋得新，自然也名列其中。

02

时间一晃，就到了1950年9月。

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假钞时不时地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冒出来，他们的侦查工作，彻底陷入了僵局。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封来自无锡市公安局的协查公函，一个看似与假钞案风马牛不相及的案子，即将为他们的僵局掀开些许缝隙。

这事儿，还得从1950年的5月说起。

那时候，江苏无锡的一家私人医院，通过一个名叫郭真峰的西药掮客，从一个自称叫钱品君的上海药商手里，花大价钱购入了一箱盘尼西林注射剂。

在那个年代，这玩意儿的价值堪比黄金，简直就是救命神药。

可怪事就这么发生了。

当医生把这“神药”给病人用上后，别说药到病除了，连个屁的作用都没有。

一个两个病人没效果，可以说是病情特殊，可接连几个用下去都跟注射了白开水一样，院长心里就咯噔一下，知道坏事了。

他赶紧把剩下的药剂拿去化验，结果出来，差点没把他气得当场中风——那一个个密封严实的玻璃小瓶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盘尼西林，他娘的全是蒸馏水！

这可是捅了天大的娄子。

医院方面起初还不想把事情闹大，毕竟这年头，私立医院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

他们找到了中间人郭真峰，想让他去上海找那个钱品君，把钱退了，这事就算私了。

郭真峰是靠在药商和医院之间牵线搭桥、赚点辛苦费吃饭的，这行当，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字。

听说自己介绍的货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他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要是传出去，他郭真峰以后就别想在无锡地面上混了。

于公于私，他都必须把这事摆平。

郭真峰跟那个钱品君也算不上熟，就两年前去上海跑行情的时候，在一起吃过顿饭，交换过名片。

交情不深，但好歹有联系方式。

当下，他揣着那张已经有些发黄的名片，二话不说就跳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可到了上海，按照名片上的地址找上门去，郭真峰当场就傻眼了——那地方，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哨兵，已经成了一处军事驻地！

他定了定神，硬着头皮上前，跟哨兵说明来意。

哨兵倒是客气，通报之后，一位参谋接待了他。

可人家参谋说了，部队进驻的时候，这里早就人去楼空，至于原来的住户去了哪里，他们一概不知。

参谋看他一脸焦急，还好心建议他去公安局问问看。

“公安局”三个字，像一盆冷水，把郭真峰浇了个透心凉。

他这才猛然醒悟，这卖假药可是犯法的勾当，真要报了官，那姓钱的固然跑不掉，他这个中间人也得脱层皮。

想到这里，他哪还敢去自投罗网，只好悻悻地返回了无锡。

思来想去，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和名声，郭真峰狠了狠心，决定自认倒霉，自己掏钱把医院的损失给赔了。

那可是一大笔钱，他砸锅卖铁，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才勉强凑够。

为此，他老婆跟他大吵大闹，最后俩人打了一架，老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赔了钱，医院那边自然也就不再追究。

这桩糟心事，本以为就这么过去了。

郭真峰也死了再去找钱品君算账的心。

可老天爷有时候就爱开这种玩笑，你越不想见的人，他偏偏就让你撞见。

9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郭真峰去无锡火车站接个北方来的朋友。

火车晚点了，他就在车站外头百无聊赖地闲逛。

当时的无锡火车站，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他逛得口干舌燥，就走到一个小摊前，想买杯酸梅汤解解渴。

摊前站着两三个人，正埋头喝着。

郭真峰挤上前去，刚要开口，眼角的余光扫过旁边一个男人的背影，心里猛地“咯噔”一下——这身形，怎么这么眼熟？

他不动声色地挪了两步，凑到那人侧面，借着要钱的动作一瞅，顿时血往上涌，猛然伸手，一把死死抓住了对方的胳膊，嘴里爆喝一声：“姓钱的！你他娘的干的好事！”

那人正是钱品君！

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无锡火车站被郭真峰这个冤家给撞上。

一瞬间，他那张还算白净的脸“唰”地一下就变得惨白，愣愣地看着郭真峰，嘴巴张了半天，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过了几秒，他才反应过来，开始拼命挣扎，嘴里还倒打一耙地嚷嚷：“神经病！你谁啊你！我不认识你！光天化日之下你想干什么？”

郭真峰见他还敢嘴硬，心里的火气“噌”地就窜上了天灵盖，二话不说，抡圆了胳膊就是一巴掌。

“啪”的一声脆响，打得钱品君眼冒金星。

钱品君也不是善茬，当即还手，两人就这么在大庭广众之下扭打成一团。

这一下可热闹了，看客们“呼啦”一下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没等他们打出个胜负，巡逻的警察就来了，把两个鼻青脸肿的家伙都揪进了派出所。

这一下，钱品君卖假药的案子，算是彻底捂不住了。

无锡市公安局一审，钱品君就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给招了。

他交代，那批假盘尼西林，是他从上海一个叫徐俊德的人手里“批发”来的。

至于这个徐俊德现在住在哪，他也不清楚。

于是，便有了那封发往上海的协查公函。

此时的上海市公安局，也正在为几起假西药案头疼。

接到无锡的公函，发现案犯里居然也冒出来一个“徐俊德”，立刻就引起了重视。

承办假药案的侦查员当即决定，动身前往无锡，亲自提审钱品君。

在无锡的审讯室里，钱品君见来的是说上海话的“家乡警察”，态度也缓和了不少。

侦查员又破例给了他一支烟，一来二去，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他唾沫横飞地吹嘘着自己跟那个徐俊德的“交情”，为了显示自己不是小角色，更是把徐俊德的“本事”夸得神乎其神。

说着说着，他聊到了那批假盘尼西林的包装，脸上露出一种既佩服又嫉妒的神情，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对侦查员说：“两位同志，我跟你们讲，那个徐老板，本事大着呢！你们是没看到那包装盒，做得跟真货一模一样，标签、说明书，一个字都不差！我跟你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听说他连钞票都能造！”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这句话，就像一道闪电，瞬间劈中了两个上海侦查员的神经！

他们虽然不直接办假钞案，但对案情是再清楚不过了。

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极度的震惊和兴奋。

一个侦查员不动声色地弹了弹烟灰，看似随意地追问：“哦？还有这种事？你听谁说的？”

“这个……这个我也是道听途说，当不得真，当不得真。”钱品君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连忙摆手，再也不肯透露更多。

但这一句话，已经足够了！

侦查员返回上海后，立刻将这个惊人的细节向领导作了汇报。

假钞案侦查组的成员们闻讯，精神为之一振！

他们火速赶往无锡，从物证科要来了一盒收缴的假盘尼西林。

东西一拿到上海市局的技术鉴定科，灯火通明之下，专家们立刻展开了工作。

显微镜下，包装盒上的印刷纹路被放大到极致。

经过与假钞样本的反复比对，一个惊人的发现浮出水面：两者在印刷工艺和油墨特征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随后，一份更为具体的鉴定报告摆在了侦查组的案头：假药包装盒上，用于印刷商标的一种特殊的绿色油墨，经过化学成分分析，其光谱数据与“兵舰”假钞上的绿色几乎完全吻合！

这是铁证！

压抑了数月的阴霾，终于被撕开了一道刺眼的裂口。

上海市公安局当即做出决定：将假药案与假钞案并案侦查，那个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徐俊德，正式被列为两案的头号嫌疑人！

原以为抓住了线头，顺着往下摸，就能把整张网给扯出来。

可所有人都低估了这个徐俊德的狡猾。

侦查员们满怀信心地投入了新的战斗，他们几乎把上海滩翻了个底朝天，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和线人，试图找出这个徐俊德。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结果却令人沮丧——这个徐俊德，凭空消失了。

他们连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年龄相貌、家庭住址都一无所知。

当时的上海，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各类案件堆积如山，警力严重不足。

市局领导不可能让一个专案组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影子而无限期地耗下去。

最终，一道无奈的指令下达了：暂时停止对该案的侦查，人员调配至其他更紧急的案件中去。

03

时间转眼就到了1951年的春天。那桩曾经轰动上海滩的伪造人民币大案，在经历了最初的喧嚣和恐慌之后，似乎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沉寂。

尽管假钞的幽灵依旧时不时地在市面上闪现一下，但对于日夜奔波的公安干警来说，它已经成了一块又硬又难啃的“冷骨头”，被暂时搁置在了积案的档案柜里。

然而，命运的罗网，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收紧。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这条线索已经彻底断绝的时候，一声惊雷，在当初故事开始的地方——新成区，再次炸响。

1951年3月17日，一个穿着长衫、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行色匆匆地走进了新成公安分局。

他叫聂仙凌，是附近“仙凌诊所”的主任。

一见到警察，他便气急败坏地开始控诉。

原来，就在前一天，他通过一个叫宁国宝的西药掮客，购进了两箱盘尼西林针剂。

聂仙凌也是个老江湖，多了个心眼，没直接用，而是托关系送到大德制药厂去化验。

结果一出来，他差点没把后槽牙咬碎——又是他娘的蒸馏水！

聂仙凌当即就找到了宁国宝，想讨个说法。

谁知那个宁国宝比他还横，拍着胸脯说自己卖的绝对是真货，反咬一口，说是聂仙凌自己玩了调包计，想讹他。

聂仙凌是个体面人，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一怒之下，便跑到公安局来报案，请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

接待聂仙凌的，正是当初最早接触假钞案的李谋谷和宋得新。

一听到“假盘尼西林”这几个字，两人心里那根尘封已久的弦，瞬间就被拨动了。

这案子，兜兜转转，怎么又回来了？

他们不动声色地安抚了聂仙凌，记下宁国宝的地址，随即就找上了门。

可不巧，宁国宝不在家，他老婆说他去浦东乡下收货了，当天可能回不来。李谋谷留了话，让他回来后马上去分局一趟。

本以为这事还要费一番周折，可第二天一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报案人聂仙凌自己找上门来了，一脸尴尬地对两位侦查员说：“警察先生，辛苦你们了，这事……就算了吧。你们不用再去找宁国宝了。”

李谋谷一怔，追问道：“怎么回事？他威胁你了？”

“不不不，”

聂仙凌连忙摆手，“是这么回事，那姓宁的昨天半夜突然跑到我家，又是赔礼又是道歉，不仅把那两箱假药的钱全退了，还额外多付了两成的赔偿金。您看，这钱都给了，我也就不好再追究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算了吧。”

“算了？”

宋得新在一旁冷笑一声，“聂先生，这可不是简单的买卖纠纷，这是造假卖假，是犯罪！你说算了就算了？”

李谋谷也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

宁国宝这“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举动，简直就是不打自招。

他越是想息事宁人，就越说明他心里有鬼，而且这个鬼还不小！

两人对视一眼，立刻决定：再去会会那个宁国宝！

这一次，宁国宝在家。

他昨晚听老婆说了警察上门的事，吓得魂飞魄散，连夜跑去给聂仙凌赔钱，以为花钱就能消灾。

此刻正蒙着头在家睡大觉，做着天下太平的美梦。

没想到，警察还是找上门了，而且态度强硬，直接把他从热被窝里薅了出来，带回了分局。

到了分局的审讯室，宁国宝那点江湖伎俩哪里还够看。

他本来就心虚胆寒，被李谋谷黑着脸一拍桌子，几句政策攻心的话砸下来，心理防线当场就崩溃了，竹筒倒豆子一般，把所有事情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警察同志，我冤枉啊！我就是个跑腿的，那假药……那假药都是从徐老板那里弄来的！”

“徐老板？”

李谋谷和宋得新的心，同时狂跳起来。他们强压住内心的激动，李谋谷的语气依旧平静得像一潭深水：“哪个徐老板？叫什么名字？”

“就是……就是开远东药厂的那个徐老板，他以前叫徐鑫山，解放后怕人查他以前的事，就改名叫徐俊德了！”

徐俊德！

又是徐俊德！

查了快一年，这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幽灵，终于露出了他的真身！

然而，当侦查员追问伪造人民币的事情时，宁国宝却连连摇头，说自己只是跟着徐老板做假药生意，从未听说过他造钞票的事。

看来，要揭开最后的谜底，还得从这个徐鑫山身上下手。

可就在警方准备实施抓捕的时候，却发现徐鑫山已经像一只受惊的兔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显然从宁国宝那里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提前开溜了。

为了尽快将他缉拿归案，警方心生一计，决定将宁国宝立即释放，让他像往常一样在外面活动，充当诱饵，暗中则布下了天罗地网，只等徐鑫山自投罗网。

但这一招，似乎并未奏效。

宁国宝在外面晃荡了将近两个月，徐鑫山如同石沉大海，既没有联系他，他也没打听到对方的任何消息。

5月10日，宁国宝垂头丧气地来到分局报告，说他听到风声，徐老板可能已经逃到香港去了。

就在警方准备核实这个消息，几乎要再次放弃的时候，事情却在当天下午迎来了戏剧性的转机。

宁国宝像一阵风似的再次冲进了分局，脸上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兴奋：“找到了！我找到徐鑫山的下落了！”

原来，就在一个小时前，宁国宝心里烦闷，独自一人到新闸路一家小饭馆喝闷酒。

正吃喝着，一个十三四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的小姑娘提着个铝锅走了进来，跟老板说要打包一份炒菜。

宁国宝起初没在意，可无意中多看了那小姑娘两眼，越看越觉得面熟。

他眨巴着眼睛想了半天，脑子里突然“轰”的一声，一个激灵：这不是徐鑫山的那个养女吗？！

关于这个养女，宁国宝也只是听徐鑫山偶尔提起过。

据说是徐鑫山早年一个结拜兄弟的遗孤，父母双亡后，徐鑫山讲义气，就把她收养了，视若己出，一直带在身边。

一个念头在宁国宝脑中飞速闪过：如果徐鑫山真的去了香港，他不可能不带上这个比亲闺女还亲的养女！现在小姑娘既然在上海，那就说明，徐鑫山也一定在上海，而且就藏在这附近！

想到这里，宁国宝哪还有心思喝酒，他扔下两张钞票，连找零都不要了，起身就出了饭馆，像个老练的猎人一样，悄无声息地吊在了小姑娘身后。

他跟着她穿过两条马路，最后看着她拐进了一条不起眼的弄堂。

宁国宝不敢跟得太近，怕被发觉，他死死记下了弄堂的名字和位置，然后拔腿就往分局狂奔。

分局接到报告，立刻行动起来。

侦查员火速赶到那条弄堂，通过里弄居民委员会一打听，情况很快就明朗了：该弄37号的王姓人家，前不久确实搬来了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那男人的相貌特征，与他们掌握的徐鑫山的情况高度吻合！

“行动！”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几名侦查员如猛虎下山，直扑37号王家。

此时的徐鑫山，刚刚吃完午饭，正悠闲地端着一杯茶准备润润嗓子。

他以为自己已经躲过了风头，却没想到，死亡的阴影已经笼罩在了他的头顶。

当房门被“砰”的一声撞开，几个警察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手里的茶杯“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徐鑫山到案后，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了，对自己制造假药的罪行供认不讳。当

侦查员追问伪造人民币的主谋时，他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吐出了一个名字：“这事……不是我干的。是我的一个朋友，叫娄寿昌。版子是他刻的，钱也是他印的。”

他还交代，这个娄寿昌不仅精通美术雕刻，对化学和机械也有很深的研究，伪造用的印刷设备都是他自己动手改装的。

他还无意中提了一句，娄寿昌是个老烟枪，鸦片瘾极大，每天的花销是个无底洞，这或许才是他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

市局闻讯，连夜调集警力，根据徐鑫山提供的线索，在新闸路一带展开了地毯式的排查。

终于，在午夜时分，于新闸路221弄21号的一间阴暗小屋里，将睡梦中的主犯娄寿昌抓获。

然而，这个娄寿昌却是个硬骨头。

被捕后，他以自己有病为由，躺在床上一言不发，拒不回答任何问题。

但这难不倒经验丰富的侦查员。

第二天上午，警方对娄寿昌的住所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搜查。

很快，在壁镜的后面、衣橱的夹层、台灯的底座、甚至米桶的底部夹层里，搜出了大量的假钞、半成品、伪造的银行印章和全套的制假工具！

就在搜查接近尾声时，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发生了。

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大大咧咧地推门走了进来，嘴里还喊着：“老娄，老娄，快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当他看清屋里全是警察时，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整个人如同被点了穴一般僵在原地。

他眼珠一转，随即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结结巴巴地说：“哎呀，对……对不起，我……我走错门了！”说着就要往后退。

“站住！”一声断喝，将他钉在了原地。

这个自投罗网的倒霉蛋名叫郑庆华。

警方当即赶往他位于大通路的住处，在那里，又搜出了一套完整的印制假钞的设备！

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娄寿昌那看似坚固的心理防线，终于彻底垮塌了。

根据娄寿昌和郑庆华等人的交代，一张笼罩在上海上空的巨大犯罪网络被彻底撕开。

警方顺藤摸瓜，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收网行动，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将岳和生、姜效章等22名同案犯一网打尽！

至此，这起建国后首例伪造人民币大案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首犯娄寿昌，原系国民党区分部的执行委员，凭借一手精湛的美术和雕刻手艺，早在解放前就干着伪造解放区货币的勾当。

上海解放后，他不思悔改，反而纠集了魏福寿（国民党特务）、郑庆华（前国民党便衣警察）等一批社会渣滓和前朝余孽，组成了庞大的犯罪团伙，疯狂伪造人民币，总额高达3.37亿元！

与此同时，他还受不法奸商徐鑫山所托，为其伪造了1200套假药包装。

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钱财，更是妄图通过扰乱新生政权的金融与市场秩序，进行一场不见硝烟的破坏。

1951年9月29日，上海市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宣判。

法庭之上，庄严肃穆。随着法槌的落下，娄寿昌、岳和生、郑庆华、姜效章等10名罪大恶极的主犯，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其余罪犯，也分别被处以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正义的枪声，宣告了这群金融蛀虫的末日，也为这桩跌宕起伏的惊天大案，画上了一个血红而决绝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