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潼往事：千军昌“三个有利于”

文=贞观108坊 图/网络

1994年的临潼，空气里飘着两种味道。

一种是兵马俑坑里千年黄土的干燥气味，另一种是街上开始多起来的摩托车尾气味。

那一年，中国南方的打工潮正热，北方的国企改革阵痛初显。而在西安东边这个小县城里，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千军昌，正在办公室桌上写下一段话。

这段话后来被称作临潼的“三个有利于”。

01

文件背后的现实困境

让我们先把时间拨回1994年的县委大院。

那时的办公楼没有空调，夏天靠电扇，冬天靠煤炉。干部工资经常拖欠，有的单位甚至拿土特产抵工资。县城里的工厂半死不活，农村青年一车车往广东拉。

千军昌面临的情况很具体：县财政穷得叮当响，干部职工等着发饷，老百姓看着隔壁县慢慢富起来，眼神里都是问号。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那份写着“三个有利于”的文件出台了。

文件核心很简单：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群众富裕、有利于干部职工福利，只要不违法、不贪进自己口袋，什么办法都可以试。

这话在今天听起来可能平平无奇，但在1994年的基层官场，它像一颗石子扔进平静的池塘。

02

“擦边球”的艺术

那个年代的基层干部，都明白一个道理：完全按条文办事，很多事情办不成；完全放开手脚，又可能踩雷。

千军昌这段话，其实是在划一条模糊的安全线。

我听过几位当年在临潼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文件下发后，最直接的变化是：一些拖着不敢批的项目批了，一些绕着走的干部开始往前走了。

有个镇想搞农产品加工厂，但土地审批卡了半年。文件下来后，分管副县长开了个现场会，说“这符合三个有利于”，一周后手续走完。

有个村集体把闲置仓库租给外地商人，之前怕被人说“国有资产流失”，文件明确后，村干部腰杆硬了：“租金入了集体账，解决了三十个就业岗位，有什么不对？”

这些事今天看来可能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每个决定背后都可能藏着政治风险。

千军昌那段话最妙的是最后一句：“都要理直气壮地给予支持。”理直气壮——这个词在官场文件中很少见，它传递的是一种姿态，一种背书。

03

“三个有利于”的潜台词

我们细读这段话，能读出三层味道：

第一层是发展焦虑。“加快临潼经济发展”放在第一条，因为当时临潼太需要发展了。兵马俑的门票收入大部分不归县里，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让县财政常年紧张。

第二层是民生压力。“人民群众的生活富裕”不是空话。1994年，县城里很多家庭还没有彩电，农村很多房子还是土坯墙。干部着急，老百姓更着急。

第三层是现实考量。“改善干部职工的福利待遇”这话说得直白。当时很多基层干部工资都发不全，你让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总得先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

这段话最核心的是那句“只要不违法乱纪，不装入个人腰包”。它划出了一条底线，也打开了一扇窗——底线之上，可以大胆探索。

04

三十年后的回望

站在2026年回头看1994年，很多事已经恍如隔世。

那个允许“试错”的年代，催生了一批敢闯敢干的基层干部，也埋下了一些后来需要整顿的问题。有些当年的“灵活变通”，在今天严格的监管体系下已经行不通；有些当年的“创新突破”，后来被证明需要更规范的制度约束。

但有一点值得思考：在发展的关键时刻，总需要有人站出来说“可以试试看”。

千军昌的“三个有利于”没有突破法律红线，但它提供了一种解释空间，一种免责预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这种地方性的“政策解读”，往往比红头文件更能推动具体工作的开展。

05

历史的灰度

我写这篇文章时，联系了一位现已退休的临潼老干部。他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说：

“那时候穷啊。穷的时候，很多道理都简单。能把经济搞上去，让大伙儿过上好日子，就是最大的政治。千书记那几句话，给了我们这些具体办事的人一个‘说法’。有了这个‘说法’，我们才敢去做事。”

这话很实在。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在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县城，发展是硬道理，但怎么发展没有标准答案。千军昌的“三个有利于”，是一个地方主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给出的参考答案。

它可能不完美，可能被后来人从不同角度解读，但它真实反映了那个年代基层治理者的现实困境和破局尝试。

三十年后，临潼早已撤县设区，GDP增长了数十倍。当年那些靠着“三个有利于”推动的项目，有的成了今天的支柱产业，有的早已消失在时代变迁中。

只有那份发黄的文件，还记录着一个县委书记在1994年夏天的思考：如何在原则与现实之间，找到那条既能推动发展又不越界的路。

这条路，每一代干部都在找。

而老百姓评判的标准始终没变：日子是不是真的变好了。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发展逻辑。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过去，很容易发现其中的问题，却往往忽略当时的约束条件。历史最公平的一点是，它最终只认结果——那块土地上的生活，是不是一代比一代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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