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难将军香港求生记：从中将到码头苦力的十年

一九四九年九月，张际鹏随人潮走出香港码头，他手中紧握一只旧皮箱，里面装着全家最后的积蓄，那是从湖南老家带出的几十两黄金。他回头望向北方，大陆的炮火声似乎已遥远。这位四十五岁的湖南醴陵人，几年前还是国民党第十四军军长，腰佩中正剑，如今他成了流亡者，前路茫茫。

随后他和家人拖着行李，在九龙山林道租下一间屋子。安顿下来后，窗外电车声终日叮当作响。人生之路，有时一转弯，便全然不同。

一九二四年，张际鹏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中有后来成名的陈明仁，也有在台北担任高官的袁守谦。从军校毕业后，他从排长起步，经历东征和北伐，在枪林弹雨中逐渐晋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终于得以独立带兵。

一九三八年，他担任第八十三师二四七旅少将旅长。一九四三年，他接掌第十四军，隶属刘戡的第三十六集团军，率部在晋南抗击日军。他作战踏实、肯拼命，但因不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晋升速度总比嫡系慢一些。

抗战胜利后，战争并未结束。内战随之而来，张际鹏的军人生涯也走到一个尴尬阶段。一九四七年，南京方面任命他为“主席特派战地视察第十一组”中将组长。该组负责巡查前线部队，直接向南京汇报。名义上如同“钦差大臣”，实际却失去兵权。

那段时期，他走遍徐州“剿总”防区，看到部队缺编和士气低落，都如实写入报告。这种检查他人疏漏的工作并不好做，他终日小心谨慎，深知此职容易得罪人。

一九四九年初形势急转直下，一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张际鹏的“视察组长”职务也随蒋介石失势而没有意义。老长官李默庵劝他返回湖南，去重建他曾带领的第十四军。他满怀希望赶到长沙，才发现情况复杂。

当时湖南军务由他的黄埔同学陈明仁把持。陈明仁给了他第一兵团副司令官一职，表面是晋升，但指挥第十四军的实权却交给了另一位将领傅正模。张际鹏成了光杆司令，没有兵可调。

那年八月，长沙酷热难耐。四日夜间，街上突然宵禁，气氛紧张。次日消息传来，程潜和陈明仁宣布湖南和平起义。张际鹏在通电名单中见到自己名字，顿时就愣住，起义这事没有人事先和他商量。

他心中惊惶纷乱，回家对妻儿说，留在此地，未来祸福难料。他急忙托人弄到几张机票，带着妻子和七个儿女，仓促飞往还没有解放的广州。在广州他也没有敢久留，一家人继续南行，最终踏上香港土地。

初到香港的一两年，依靠箱中黄金，生活还可维持。他们在九龙城区租房，附近住有许多来自内地的军人和官员。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时常往来，打麻将既为消遣，也为打听消息。牌桌上随时都能见到丢失地盘的省主席和战败的司令。

麻将声哗啦作响，众人谈论的总是过去某场败仗，或感叹眼下处境艰难。但黄金终会花尽。家中七口人要吃饭，香港物价昂贵。坐吃山空，张际鹏心中日益焦急。

一九五零年前后，有人上门提供一条“财路”。几位旧相识神秘表示，能弄到港英政府在新界填海的批文，转手即可赚大钱。张际鹏急于为家庭寻找生计，咬牙投入剩余黄金。钱交出后，他便开始等待。

左等右等，那几人却如蒸发般再也没有踪影。张际鹏最后的老本就这样赔光。钱财既失，没有能力租住好房，全家只得搬到九龙郊外元朗的乡下，挤在破旧木屋阁楼里。餐食从一日三餐减为两顿，后来常只有稀粥咸菜。

妻子外出替人洗衣补袜，双手因终日泡水而红肿溃烂。孩子们也无法上学，衣衫鞋袜破旧不堪。张际鹏明白，必须出门工作养家。但港英政府不信任他们这些“来历不明”的流亡客，不发放工作许可。

此时他已近五十岁，除带兵打仗外没有别的技能，求职四处碰壁。最终走投无路，只好去九龙码头当苦力。每天拂晓前，他就到码头与年轻工人们挤在一起，等待工头挑人。百斤麻袋压上肩前，他必须先蹲稳和憋足气，才能摇晃站起。

夏日码头地面滚烫，空气弥漫汗味和海腥。一次他中暑晕倒，工头用脚尖拨拨他说，“老张，扛不动就别硬撑，回家歇吧。”他没有吭声，慢慢爬起，拍拍灰尘，走向下一个麻袋。

一九五零年冬天，香港湿冷刺骨。夜里在昏暗灯光下，张际鹏铺开信纸反复修改。这封信要寄往台北，收信人是他的老同学和时任“国防部”次长的袁守谦。信中细述同窗之谊，极力解释自己并不是真心参加长沙起义，只是形势所迫。

他写下家人在港惨状，“衣物鞋袜都不周全，一天三餐难以为继，七个孩子失学，妻子双手溃烂”。末尾几乎是哀求老同学相助。信寄出后便是漫长等待。每天听到邮差声，他的心便提起。

一个多月后，回信终于到来。袁守谦信中表达同情，但提到赴台事宜只含糊说“须待合适时机”。随信附有一张一百美元汇票。这点钱支付房租后所剩没有几。捏着信与汇票，张际鹏心里明白，在台北眼中，他“起义将领”的身份难以洗清，对方信不过他。

求援结果遥遥无期，张际鹏只得回到码头扛麻袋。那身象征过去的将官呢制服早已当掉换粮。唯有一枚黄埔一期毕业证章，他仍偷偷藏在身上。在码头苦干四年，他皮肤晒得黑黄，肩头磨出厚茧。

当他在香港码头艰难挣扎时，台北的袁守谦并没有完全忘记这位老同学。袁守谦曾向主管情报政工的蒋经国进言，若将来反攻回去，还是需要熟悉内地情况者。这番话逐渐产生一些影响。

一九五五年初。台北方面终于批准张际鹏的赴台申请。消息传到码头时，他正扛着一袋南洋面粉。他放下麻袋，走到货堆旁蹲下，摸出皱巴巴的烟盒，手有些颤抖。

与他同样流落香港的旧识结局各异，曾任师长的余程万前两年在家中被劫匪打死；另一位名列起义名单的副司令熊新民，选择返回内地后遭监禁。张际鹏清楚，自己能走的只剩眼前这条窄路。

一九五五年六月，张际鹏携全家登上赴台轮船。船行渐远，海风吹面，他望着逐渐模糊的香港海岸，那六年多的挣扎犹如一场漫长而疲惫的梦。

到达台北后，“国防部”为他重新定阶，最终他以陆军少将身份办理退役，可领取退役俸禄。这比他实际担任过的中将军衔低了一级，但相比在香港扛麻袋和喝稀粥的日子，总算有了安稳归宿。

在台期间，他重逢不少故旧，各人境遇不一，一九七零年，张际鹏在台北去世。按他生前嘱咐，家人把三件物品放入棺木，黄埔一期毕业证书、三等云麾勋章证书，以及袁守谦当年那封回信。这三样东西静静陪伴他走完最后一程，也把他一生起伏封存在时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