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作弊野史：学渣的花式求生指南

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堪称史上最卷的人才选拔大赛。一千三百年间，进士总数不过十万之数，这概率比现在考清北还低，妥妥的千军万马走钢丝。上至名门望族的公子哥，下至寒门苦读的穷书生，都挤破头想闯过这道龙门。可学霸就那么几个，学渣们咋办？总不能坐以待毙吧。于是，自打科举诞生那天起，作弊这项“地下产业”就应运而生，各种奇葩作弊手法层出不穷，简直能凑出一本《科举作弊葵花宝典》。
要说最经济实惠、老少咸宜的作弊方式，那必须是小抄。这玩意儿成本低、上手快，堪称学渣作弊的入门级神器。不过唐宋时期的科举，那考试时间选得相当魔幻——大冷的初春二月，在京城的考场里通宵达旦地答题。天寒地冻的，考生们得自备粮草和取暖装备：干粮、木炭、蜡烛一样不能少，身上还得裹着厚重的棉衣，活脱脱像个移动的小包袱。更离谱的是，那会儿居然允许考生带工具书进场。好家伙，装备这么多，夹带点小抄简直是小菜一碟。

而且唐宋早期，科举的含金量还没那么高。南朝到北宋前期，朝廷选官主要靠举荐，考试更像是走个过场，所以官府对小抄的打击力度基本等于佛系随缘。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就出过这么一档子奇事：十八个揣着小抄进考场的青年被当场抓包。换作别的皇帝，估计得龙颜大怒，轻则取消考试资格，重则打板子流放。可宋真宗不走寻常路，非但没处罚他们，还大手一挥：“来，再考一次！”谁也没想到，这重考的十八个人里，居然有十二个顺利合格。宋真宗一琢磨，突然觉得自己这操作好像有点侵犯人权，当场拍板定下新规：以后科举考试，不许搜身！这道圣旨一下，简直是给学渣们发了作弊通行证。
有了政策撑腰，小抄的藏匿地点那叫一个花样百出。有的把小抄卷成细卷，塞进笔筒里，乍一看就是根普通的毛笔；有的折叠得方方正正，藏在考场的观台下面，趁监考不注意就偷偷摸出来瞄两眼；还有的更绝，直接缝在腰带夹层里，或者塞进鞋子的鞋底中。胆子大的，干脆把必考的四书五经抄满大衣内侧、衬衣、衬裤，甚至连内裤都没放过。反正那会儿不搜身，只要藏得够隐蔽，就没人能发现。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明清两代，科举成了读书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朝廷对作弊的打击力度也直线飙升，搜身环节严格到让人怀疑人生。考生进考场前，得先经历一场“扒皮式”检查：从头到脚被扒个精光，监考人员像审视犯人一样盯着你看；帽子要拆开看夹层，衣服要抖搂出每一根线头，鞋子得掰开鞋底看有没有猫腻，就连后脑勺的辫子都得解开，生怕里面藏着纸条。以前那些藏衣服、藏鞋子的老套路，在这种“无死角”搜查面前，彻底歇菜了。
但你以为这样就能难倒学渣们吗？太天真了！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应付严苛的检查，考生们的作弊手段也跟着升级，简直是把“科技与狠活”玩到了极致。有人专门定制蜡烛，把八股范文密密麻麻写在蜡烛芯里，外面再裹上一层蜡，进考场后点燃蜡烛，蜡油融化，小抄就露出来了；有人把小抄藏在馒头里，把馒头掰开一个小口，塞进纸条再捏紧，监考人员总不能掰开馒头检查吧；还有的脑洞大开，用乌贼汁把小抄写到裤子上，再在裤子表面涂上一层泥巴。进考场时，泥巴糊着根本看不出痕迹，等坐定了，偷偷把泥巴搓掉，乌贼汁写的字就清晰可见了。更妙的是，这乌贼汁还有自动消字的功能，等考完试，字迹自己就消失了，简直是完美的“无痕作弊”。
要说作弊者的黄金时代，那必须是南宋。那会儿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南一隅，日子过得岌岌可危，为了笼络天下的知识分子，朝廷也是拼了：不仅疯狂扩招，把科举的录取名额翻了好几倍，还对作弊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南宋的考场上，小抄都算低级操作，根本没人玩了。你往考场里瞅一眼，那场面简直比菜市场还热闹：张三和李四隔老远就用眼神交流，偷偷互传答案；王二麻子更嚣张，直接把试卷扔出考场，让场外的亲友团代笔；考场外面更离谱，刘五花钱买通抄写员，把别人的高分答卷改成自己的名字；赵六干脆贿赂阅卷官，直接把自己的试卷和学霸的调换；就连监考人员都不务正业，在考场边上支起小摊，扯着嗓子喊：“花生瓜子八宝粥，啤酒饮料矿泉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里面的考生让一让啊！”这哪是科举考场，分明是大型集市。
当然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很多时候，规定严归严，执行起来却全看监考人员的心情。比如清初大词人朱彝尊的孙子，就是个作弊界的“显眼包”。他进考场时，故意把衣服的里外扣子全解开，对着监考人员嬉皮笑脸：“你看我这衣服里，小抄可多了去了。”监考人员瞅着他这副无赖样子，实在没兴趣跟他耗着，摆摆手直接放行了。这位朱公子就这么大摇大摆地揣着小抄进了考场。还有同治年间的状元徐郙，也是个夹带小抄的高手。他摸透了考场的规律——检查都是前严后松，于是故意磨磨蹭蹭，排在队伍最后面。等轮到他的时候，监考人员早就累得没力气了，草草看了两眼就放他进去了。
到了明清时期，作弊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朝廷的反作弊手段越来越狠，考生们的小抄也被迫升级。以前的小抄，都是用毛笔手写，可毛笔字再小也有限，写不了多少内容。后来考生们发现，用鼠毫笔、狼毫笔这种细毫笔，再配上不容易渗墨的油性墨，就能写出比米粒还小的字。再后来，印刷术越来越精进，一种叫**“巾箱本”**的微型书籍横空出世。所谓巾箱本，顾名思义，就是能塞进头巾盒子里的迷你书。泰州博物馆就藏着一套《五经备旨》，一共六册，每册长才6.3厘米，宽4.2厘米，跟个火柴盒差不多大，可里面居然浓缩了五经的全部重点内容。考生们把这种巾箱本藏在指甲缝里、发髻里，简直是神不知鬼不觉。

不过话说回来，夹带小抄这种操作，说到底还是穷书生的无奈之举，属于作弊界的“底层玩法”。真正有实力的富二代，根本不屑于干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他们有的直接花钱请枪手替考，找个才华横溢的穷书生，冒自己的名去考试；有的则走“通关节”的路子，提前贿赂考官，把自己的名字、籍贯或者试卷上的特殊标记告诉对方，考官阅卷时就会“特殊关照”。大名鼎鼎的江南才子唐伯虎，就栽在了“通关节”的案子上。他当年科举高中解元，本以为前途无量，结果却被卷入科场舞弊案，不仅被革去功名，还差点蹲大牢，一辈子都没能翻身。
科举作弊，自古就是一场猫鼠游戏。被抓的倒霉蛋不在少数，轻则取消资格，重则发配充军；可成功的幸运儿也大有人在，靠着作弊一朝登科，从此飞黄腾达。虽说作弊的风险不小，但相比于金榜题名后的荣华富贵，这点风险实在算不了什么。

也正因如此，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史上，才会上演一幕幕让人啼笑皆非的作弊丑闻，成为科举考试里一道奇特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