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母进化史：从辅助到“C位”

2025年11月5日，我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入列，华夏大地为之沸腾，航母热潮席卷全网。从螺旋桨战机到隐身舰载机，从蒸汽弹射到电磁弹射，从常规动力到核动力……航母用百年时间完成了从“边缘辅助”到“海战C位”的华丽蝶变。它不仅是技术迭代的缩影，更是大国实力的象征，见证了海战模式的颠覆性变革。

我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入列

由边缘到“C位”

飞机诞生后不久，人们便设想能否让这一颇具军事潜力的新装备与军舰相结合。一战前，已有国家成功进行了飞机自军舰起降的试验。然而，受限于诸多配套技术的滞后发展，直到一战结束后，才出现了专门建造的航母。

早期航母曾被普遍视作战列舰的“侦察辅助舰种”，其主要用途是利用舰载机拓展舰队侦察范围，提高侦察效率。随着舰载机性能的飞速进步，航母的航空打击能力也初露峥嵘。

1940年11月11日夜间的塔兰托袭击战，首次证明了航母有能力对无防备且处于静止状态下的战列舰构成毁灭性打击。1941年，在围猎德国海军“俾斯麦”号战列舰的战斗中，航母证明了自己完全有能力在战列舰火力打击范围之外，对身披重甲的昔日“海上霸主”实施海上追歼。发生在1942年的珊瑚海海战，美日舰队在互不照面的情况下，全靠舰载机对敌方舰艇实施攻击。这意味着海战由传统的二维平面变成了三维立体空间，水面舰艇的功能、定位和战场价值由此发生巨大变化。航母取代战列舰，成了新一代“海上霸王”。但凡没能及时转变观念，抛弃过时的“大舰巨炮主义”，全力拥抱航母时代的海上强国，均在二战中付出了昂贵的学费。

二战结束后，再没人怀疑航母的能力与作用，航母成了公认的海战核心，迄今未有取代者出现。从那时起到当下的80年间，虽未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各种局部战争、地区冲突和政治军事危机不断。纵观其间各国航母表现，其作用可谓无可替代。

在和平时期，航母编队可用于保护海上交通线和海上贸易航道，维护本国权益。当出现矛盾摩擦时，航母编队可通过在对方沿海的军事存在，给对方施加压力，同时为已方增添谈判砝码。如果矛盾进一步升级，航母编队还可以通过海上封锁、港口封锁、海上袭扰等各种准军事行动，限制甚至阻止对方海上力量的展开及其商船的自由航行。一旦双方兵戎相见，航母编队可通过实施海上进攻作战控制海洋，摧毁敌方海上力量，切断敌国海上贸易线，这就是所谓的“海洋控制”。

为遂行上述不同类型的任务，航母的战时和准战时编组也经历了显著调整，并派生出航母战斗群和航母打击群（亦称航母打击大队）两个概念。

航母战斗群以夺取战区制海权为首要目标，强调对海、对空、反潜综合防御，通过构建多层次的攻防圈形成一个绵密的作战体系，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战场环境和威胁挑战，旨在与对手在远洋展开高强度对抗。以航母拥有数量最多、使用经验最丰富的美国海军为例，其航母战斗群通常由1至2艘航母、2艘以上巡洋舰、超过3艘驱逐舰、1艘护卫舰、2艘攻击型核潜艇和1至3艘补给舰组成，其对空对海警戒半径可达900千米拦截、远洋决战、支援其他舰艇和特种部队行动等。

冷战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高强度远洋对抗再难重现，传统航母战斗群规模过大，组织指挥协调复杂，应对地区冲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时灵活性有所不足，因而出现了规模明显缩小的航母打击群。仍以美国海军为例，其典型的航母打击群通常由1艘航母，2至3艘驱逐舰或巡洋舰，1至2艘攻击型核潜艇和1艘补给舰组成。在佩里级护卫舰全部退役前，美军航母打击群还会酌情考虑编入1艘该型护卫舰充当“打杂”角色。从实际应用情况看，航母打击群主要用于遂行远洋威慑任务、参与地区冲突、实施海空封锁、利用己方舰载机的优势对敌方目标实施不对称打击。其典型作战任务包括保护海上通道安全，对敌方岸上目标实施空中打击，以及支援登陆作战等。

进入新世纪以来，“网络中心战”概念日渐深入人心。其旨在整合各军兵种资源，建立起强大的战场空间态势感知能力，通过联合作战提高部队指挥效率，发挥出" 1 + 1 > 2 "”的战斗效能。而航母凭借其完善且功能强大的探测、预警、指挥、引导系统，当仁不让地成为“网络中心战”理想的海上中枢节点。在新军事革命的浪潮中，航母的地位不仅没有发生动摇，反而进一步增强，持续稳坐海战体系的“C位”。

关键技术革新

为更加有效地完成作战任务，航母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尝试了多种技术路线，经实践检验后去芜存菁，逐渐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发展路径。

纵观航母百年发展史，虽然曾衍生出护航航母、直升机航母、两栖攻击舰、制海舰等分支，但战争实践表明，但凡军事上有需求，资金方面有保障，技术储备亦允许，各国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舰队航母上。因为只有舰队航母才是航母大家庭中的“王者”，其综合战斗效能绝非其他旁支所能相提并论。

山东舰是滑跃起飞航母

对于舰队航母来说，随着其吨位提升，其综合战斗力急剧增长，效费比也稳步提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舰队航母的满载排水量，从二战时期的2万至3万吨，增长至如今的超过10万吨。

早年间的航母，其飞行甲板设计布局多样。但随着舰载机体量的增大和速度的提升，直通甲板成为满足舰载机起降要求的主流选择。为此，航母上层建筑越来越倾向于集约化和小型化设计，最终浓缩成舰岛，且偏置于舷边，以便为舰载机起降腾出足够的甲板空间。

历史上，曾出现过将舰岛置于航母左舷的设计。但人们发现，飞行员驾机降落时若遇到突发情况，会本能地操纵舰载机向左急转，因此将舰岛设置在右舷可大大降低舰载机着舰时撞上舰岛的概率。

即便确定右舷布局，集成了航海舰桥、航空舰桥等多种指挥与设备系统的舰岛，其位置仍需平衡两类矛盾需求：航海舰桥为获得更好的视野，客观上要求越靠近船头越好；而航空舰桥为便于指挥舰载机起降，却要求越靠近船艉越好。此外，航母动力类型也直接影响舰岛布局。比如常规动力航母，其进气道与排烟道一般要求靠近主机，以减少空间占用、降低进排气阻力。近年来，部分常规动力航母尝试双舰岛设计，虽能分别满足航海舰桥和航空舰桥的需求，但需要以动力系统采用分散布置为前提，这就对航母内部功能区划分和舱室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双舰岛产生的紊流较单舰岛更为复杂，这对舰载机着舰显然是不利的。

前苏联“基辅”级航母安装了大量自卫武器

二战结束后，喷气式飞机取代螺旋桨战机成为舰载机的主流。前者起降重量和起降速度的明显提升，催生了两项关键技术革新：斜角甲板和助降系统。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舰载机“同时放飞和回收”，且为舰载机在着舰失败时能拉起复飞预留了空间。不过，斜角甲板中轴线与航母船体中轴线夹角的选择可不能任意而为。夹角太小，会导致航母甲板起飞区和降落区发生部分重叠，影响舰载机放飞和回收作业。夹角太大，不仅会令航母舰体过于外飘，对稳性设计不利，还增加了飞行员驾机降落时的操纵难度。

舰载机的起飞方式也经历了多轮迭代。早年间重型舰载机从航母甲板上起飞时，往往需要航母逆风全速飙车，为之助力。后来，人们发明了形形色色的弹射器，最终经过实战检验，蒸汽弹射器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成为重型舰队航母的标准配置，弹射起飞、拦阻着舰也成了舰载固定翼战机的标准起降方式。不过，蒸汽弹射器虽然原理简单，技术成熟，却存在着体积与重量过大，能量利用率过低，结构复杂维修困难，以及淡水消耗量大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故而人们又发展出新锐的电磁弹射器。就目前情况看，只要不选错技术实现路径，电磁弹射器无论是体积重量、平均无故障间隔，还是弹射范围、弹射过程中的柔顺性，抑或是能量利用率，均明显优于蒸汽弹射器，已成为航母弹射器的未来发展方向。

暂时无法突破弹射器技术难题的国家，曾尝试发展垂直起降固定翼舰载机，或引入滑跃甲板。但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垂直起降固定翼舰载机存在最大起飞重量受限、作战半径不足的先天缺陷。滑跃甲板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起飞重量问题，但对舰载机的推重比要求较高，且不能从根本上突破起飞重量限制，此外，上翘的甲板难以长时间停留、系留舰载机，客观上压缩了甲板整备区的面积，对航空整备作业影响较大。因此，滑跃起飞航母本质上是技术受限下的“退而求其次”，故而为“非主流”，弹射型航母方为“王道”。

舰载机的转运与存放同样推动着配套系统演进。舰载机不可能长时间停留在飞行甲板上，升降机便成了舰载机在飞行甲板和机库间摆渡的工具。早年间流行的是舷内升降机，其优点是对舰体强度削弱程度较小、受海浪影响小，但其分割机库空间，工作时影响舰载机起降，且严格限制了舰载机外形尺寸的缺点不容忽视，因此目前舷外升降机已成主流。

在机库设计方面，航母发展初期，一些国家为增加舰载机携带量，曾设计双层机库甚至两层半机库。不过，多层机库会令航母重心升高，继而导致稳定性下降，在高海况时纵摇与横摇更为剧烈。加之舰载机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十分明显，即便折叠垂尾，其机高仍颇为可观，因此现代航母均统一设计成单层机库。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采用双舰岛设计

二战结束前，开放式机库最受各国海军青睐，其以机库甲板为承力主体，通风性能好，结构重量较轻，库内有效利用面积大，易于将意外着火的舰载机紧急推入海中。战后，随着航空煤油安全性提高和损管设备的完善，以飞行甲板为承力主体、与舰体结构一体成形的封闭式机库优势开始凸显，最终“一统江湖”。

在航母动力类型方面，常规动力与核动力各有千秋。论造价和维护难度，后者显然高于前者，但由此换来的更高作战效能，却再次证明了“一分钱一分货”这个朴素的道理。不过，航母动力类型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故而未来航母动力类型仍将维持核常并重的格局。

攻防体系演进

航母本质上是海上移动作战平台。早年间的航母，曾有过配备大口径火炮的设计，理论上拥有和敌舰展开“舰炮对决”的能力。但实践证明，由舰载机实施超视距打击才是航母的正确使用方法，故而从二战开始，航母配备的武器主要负责实施末端防御。

不过，冷战期间，苏联发展的几型航母配备了射程远、威力大的导弹作为进攻性武器，以弥补舰载机攻击力不足的缺憾。从这个角度看，苏联将这类航母称为“重型载机巡洋舰”，倒也不仅仅是为了规避条约限制-其兼具航母与巡洋舰的混合功能，确与主流航母有明显差异。不过，这种技术路径存在固有缺陷：进攻性武器占用过多舰内空间，限制了舰载机的使用，同时增大了整合各种打击手段的难度，不利于航母核心优势的释放。因此，“重型载机巡洋舰”只是特定国家在特定情况下，为完成特定任务而对航母进行特异化设计的结果。在百年航母发展史上，这种特异化的航母不过是昙花一现。

舰载机作为航母的核心作战力量，从诞生到现在，其大型化、重载化的发展趋势非常明显，其攻击手段也从早年的自由落体炸弹和鱼雷，升级为如今的各种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战斗力与早期型号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时代发展，如今的舰载机越来越强调隐身设计。舰载机种类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再由繁趋简的发展过程。早年间的舰载机受飞行性能和机载设备所限，多强调“专机专用”，先后发展出侦察、战斗、攻击、预警、电子干扰、伙伴加油、反潜、运输等不同功能的固定翼舰载机，若再加上必不可少的搜救和通用勤务直升机，航母看似搭载的舰载机数量可观，但具体到每个机种，运用调度却未见得有多宽裕。为此，航母在遂行不同任务前须酌情调整舰载机携带方案，而这又导致使用灵活性不足，难以应对突发情况。因此，冷战结束后，舰载机更趋向于多用途设计，以期压缩舰载机种类。例如，美军F/A-18E/F舰载机不仅兼具侦察、战斗、攻击功能，通过外挂吊舱还能客串电子干扰机和伙伴加油机。因此，哪怕未来无人机上舰，舰母舰载机品类仍会较高峰期有明显减少。

航母作为海上的核心战力，历来是敌方重点打击目标。早年间，航母的主要威胁来自敌方战机凌空攻击，敌潜艇在特定情况下也有对航母“打闷棍”的可能性。二战后，随着技术进步，射程远、威力大的各种反舰导弹成为打击航母的主要手段。对此，航母强调遂行体系作战，集各种作战平台之合力，对来袭的各种威胁实施层层干扰、破坏和拦截。而航母自身只配备必要的末端拦截武器。

美军航母封闭式机库

二战结束至今，航母参与的战事不少，但鲜有被敌方毁伤的案例，充分证明了其综合防御体系的可靠性。不过，矛与盾是互相促进发展的，近年来出现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及方兴未艾的无人机，着实给航母防御带来了全新挑战。

反舰弹道导弹的高速特性，超出了既有舰载反导拦截武器的能力范围，偏偏又选择了航母编队防御能力偏弱的方向实施“过顶攻击”，着实令航母难于招架。而高超声速导弹大部分弹道处于临近空间，且弹道飘忽，在当前技术条件下更显防不胜防。若这两类武器技术合二为一，对航母的威胁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航母只能束手无策地被动挨打。要想很好地运用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组织起一场有可能毁伤航母的攻击，需要一个庞大的、系统性的体系支持。其核心是拥有对远海目标的远程战略实时监视能力与通信能力，同时对数据链，目标侦察、锁定，末制导等配套技术提出了极高要求。作为防御方的航母，同样可以依靠己方作战体系，有针对性地对敌方攻击航母指挥控制链条中的各环节加以反制。只要瘫痪其中一个环节，就能瓦解反航母攻击行动。至于航母编队本身，同样可以采取诸如实施严格的电磁信号管制、施放各种干扰、通过电子欺骗为对方模拟出假目标、实施高速机动等，想方设法提高对手的目标定位误差。至于发展新一代海基反导武器，就如同现今的舰载末端防御武器一样，只能作为对付“漏网之鱼”的最后自卫手段，而不能将全部希望皆寄托于此。

至于时下风头正劲的无人机，其对航母的威胁主要源于其“低、慢、小”的目标特性-易被传统雷达当成杂波过滤掉。就目前无人机的攻击威力看，尚不足以对体型庞大的航母构成致命威胁。但是，无人机技术更新迭代速度极快，拥有航母的国家亦应未雨绸缪。

应对无人机威胁，航母可采取多层次防御策略：凭借强大的远程攻击能力，通过舰载机主动出击，摧毁或压制敌方无人机整备阵地、发射机场及操控中心等，从根本上解除无人机威胁；若未能实现源头打击或出现“漏网之鱼”，也可通过电磁干扰阻断来袭无人机与后方操控终端之间的卫星通信、无线数据链联系，令其成为“无头苍蝇”。对于那些“发射后不管”、靠预先设定目标参数实施自主攻击的一次性巡飞弹，因其在攻击前也需获取目标对外辐射的光学、红外或电磁信号，并与预设参数进行比对才能确认攻击目标，因此，航母也可用电子战手段对其信号接收装置进行欺骗和压制，令其产生逻辑误判。

东风-17超高音速弹道导弹对航母形成巨大威胁

当然，为稳妥起见，未来航母仍有必要配备专门针对无人机的末端拦截硬杀伤武器，同时需要重点解决尽早发现、有效甄别和持续稳定跟踪这三个制约反无人机作战效能的关键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