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史视野下的个人、社会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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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史研究是当下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西方书籍史名著，尤其是海外中国书籍史论著的译本已有不少，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也颇具规模。所谓书籍史研究，严格地讲，是上个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书籍史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文献学、版本学，也有别于以往的出版史、印刷史，而是转向更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流传等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的全面历史。将这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应用于以书籍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无疑会带来一番别开生面的景象。

作为一种新的学术范式，书籍史研究具有交叉性和开放性，正如1998年《书籍史》杂志创刊辞所说：“我们将忽略学科界限。杂志对学者和非学者开放，对历史、文学、社会学、经济史学、艺术、教育、古典文学、传播学、新闻学、宗教和人类学学者开放，也对出版专业人士、藏书家和图书馆管理员开放。”浏览2025年出版的几部中国书籍史专著，也会发现作者都是在各自学术领域找到与书籍史的交叉之处，借助书籍史研究的路径而有所创获。

书籍命运与个人命运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一书写的是郑振铎——“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留守沦陷区上海的文化抗战史”。在漫长的八年间，许多迁往内地的友人都曾责怪他为什么不离开。面对日军的侵略暴行，郑振铎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报国途径：“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作者吴真通过解读当事人的回忆、不断公开的私人书信日记以及敌我双方的档案，展现了当年身处黑暗之中的郑振铎与各方周旋、打斗，抢救保护文物古籍的戏剧性经历。这是一场文化保卫战，也是一部书籍劫难史。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吴 真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出版

作者原是研究古代戏曲文献的专家，自然熟悉将说唱戏曲纳入文学史、开创中国俗文学研究的郑振铎，但从书籍史和抗战史的角度“深描”郑振铎，进而阐述“一个人与一群书以及一个时代”，却是源自她偶然翻到的一本日本随军记者所写《广东战后报告》。书中记录了广州各大学图书被劫的情形。于是，追查战时中国大学包括其母校中山大学被劫图书，成了作者访学日本时的“业余爱好”。一边从事古代戏曲文献研究，一边追查中国被劫图书的相关资料，这两条线索最终聚焦在郑振铎的身上。

郑振铎写过《劫中得书记》以及《烧书记》《售书记》《失书记》《求书日录》《“废纸”劫》等文章，留下众多的书目、题跋、日记、书信，详细记录了侵略战争对于书籍的伤害。“一部书就是一个受害者”。郑振铎将“劫中书籍”作为主角，同时也呈现了个人在战争中的命运挣扎。烧书以逃死，售书以求生，抢救书籍以抗日，保全书籍以延续文化血脉。书籍的苦难也是人类的苦难，书籍命运与个人命运共沉浮。

郑振铎留守上海时期的书籍事业，正是书籍史和抗战史交叉领域的珍贵素材，最能反映个人、书籍、战争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在掌握大量“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的基础上，将郑振铎抗战八年的“生命史”作为重点，采用一年一章的结构安排，依次八章，每章讲述当年发生的一个核心事件，揭示“书籍流转”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合作与博弈。

除了郑振铎当时的记录、事后的回忆，作者还参照了同时代人的日记、年谱和中国台北“国家图书馆”保存的档案，查阅日本战时档案图书，最终拼接出这场文化保卫战的完整拼图。这里有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甚至当时也不为当事人所知的隐秘历史。如郑振铎周围的友人、抗日救亡团体的“聚餐会”“文献保护同志会”、上海和北平的书商以及日本文化间谍的种种活动。各方势力之间明争暗斗，明枪暗箭，有时甚至分不清是敌是友，正如京剧《三岔口》中所表演的“黑暗中的打斗”。古籍文物的抢救、守护、秘密运送、遇难被劫、追索举证的离奇经历，简直可以拍摄一部惊心动魄的谍战连续剧。

借鉴书籍史研究的视角，关注书籍背后的个人生命状态，作者阐幽发微，不仅详细描述了郑振铎留守上海时期的书籍事业，也生动再现了战争年代各色人等的群像，完成了一部书籍世界里的文化抗战史。

焚书之人与好读之人

书籍的劫难，也即作为历史事件的书厄，除战乱之外就要数焚书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众所周知，镇压儒生、拒绝法家之外诸子百家之书的专制帝王形象，已在后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始皇好读：帝业与人生的书籍史》一书则意在考察秦始皇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接触到的书籍，并在其实施的种种政策中找到某些书籍的影响，从而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和误解，重新认识这位颇受争议的帝王。焚书之人也是好读之人，中外古今皆是如此。

《始皇好读：帝业与人生的书籍史》，[日]鹤间和幸 著，章潇逸 译，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出版

本书作者鹤间和幸的研究方向是秦汉帝国史，已出版的专著有《始皇帝：秦始皇和他的时代》《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和《始皇的地下宫殿：隐秘的埋葬品之真相》。在后一部书里，他推测秦始皇陵地宫随葬品中，除了行政文书，也应该有许多书籍。《始皇好读》一书，可谓由此猜想衍生出的续作。从书籍史的角度回顾秦始皇的一生，本书为理解这位千古一帝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借助《史记》的记载，作者首先区别了司马迁的“读书”与秦始皇的“见书”。所谓“见书”，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看书”。而“观看书本”，不仅是指采用默读的方式，也包括观看书籍的外观。始皇时代的书籍统称“简牍”，有的是多枚单行书写的竹简或木简编缀而成的，有的是在较宽的木片（牍）上多行书写的。每枚简上不会超过25个字，每枚牍上不会超过五行、每行不会超过22个字。当时的书籍是以“篇”（编缀成束的竹简）为单位的，体量较大，字数却不多。《史记》上说“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孤愤》大约57枚竹简，《五蠹》大约160枚竹简。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秦始皇，读的都不是后人整理的《韩非子》全本，而是这些由一束或多束竹简构成的“单篇”之书。

秦始皇的一生可能接触到哪些书籍，又是以何种方式阅读它们呢？本书正文四章，按照其人生的不同阶段，逐次予以考察。在青年秦王时期，他开始阅读《商君书》《韩非子》，也热心倾听李斯之言，从中学习帝王之术。吕不韦死后，秦王亲政，他热衷阅读《吕氏春秋》，尤其是《十二纪》，钻研其中的军事和外交策略。统一天下之后，他再次阅读吕不韦之书，专注于帝国秩序的建构，并阅读邹衍《五德始终》之书，采纳其“五行”和“大九州”学说，让大一统的天下观为己所用。步入晚年，他阅读方士之书、卜筮之书，追求长生不老，同时也接触老庄之书，意识到难免一死而关心陵墓的建造。秦始皇的阅读倾向，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变化。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从书籍中获得知识并应用到自己的政治实践与人生之中。“好读之书”的深刻影响，显而易见。

本书的原名，直译为《始皇帝爱读的书：支持帝王的书籍之变迁》。正标题改为“始皇好读”，据说是仿照“君子好逑”。而副标题改为“帝业与人生的书籍史”，则是因为在译者看来：“书籍不仅支持了作为帝王的始皇成就帝业，也伴随他作为个体的人走完了一生。而始皇所接触、阅读过的书籍，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知识体系。”在书名上直接出现“书籍史”三字，确实较原文更加突出了本书的主题和研究方法。

书籍之交与书香社会

“书籍之交”也称“书籍社交”，指的是书籍的社交属性及相关活动。几年前，有一部译著《以书会友：十八世纪的书籍社交》（[英]阿比盖尔·威廉姆斯著，何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颇受国内读书界的重视。那本书中所讲述的，其实是在家庭聚会等活动中朗读书籍成为流行的社交方式，以及这种“社交性阅读”催生的书籍文本和形态的变化。《明清士大夫的“书籍之交”》一书所关注的“书籍之交”，则是所谓“非商业性的书籍交流”。相对于将书籍视为商品，中国传统士大夫更愿意将其视为文化身份的象征，用于阅读、收藏，也用于赠送、借阅、传抄、交换。当年文人之间，这种社交性的书籍往还颇为常见。作者正是由此作为切入点，展开了明清书籍史的研究。

《明清士大夫的“书籍之交”》，张 升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

从书籍史的角度入手，本书作者更新了既往的文献学观念，重新梳理和解读了出版史、藏书史的原始资料，更加全面、准确地考量了明清书籍传播的方式，进而探讨了书籍交流对士大夫日常生活、治学倾向以及地方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书籍之交”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私家刻书的普及。私家刻书的普及带来了私家藏板之普遍。传统文献学往往只关注藏书，而私家藏板、随时印刷，为搜书之道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以成书相赠、出工本费索赠、自备纸张来印刷、赁板印刷，甚至出售板片等等。在作者看来，赁板印刷无疑展示了“书籍之交”的一个面向。

明清时期“书籍之交”最主要的方式是“以书为礼”。书籍不是作为商品，而是作为礼物在士大夫间相互赠送，以获取名声、增进交游。就大多数私家著述和刻书而言，书籍就是为了赠送而出版的。当然，士大夫在赠书时会考虑到收益和成本的平衡，也即好名与好利的平衡。求名的赠书者有时十分慷慨，有时也会婉拒不合情理的索赠。如何才能做到既合理又合情呢？《流通古书约》以及《古欢社约》等提供了一种互通有无的示范，即在对等的条件下可以互抄各自所缺的书籍。这些“流通之约”，明确显示了藏书家之间“书籍之交”的通用途径。

除了赠送和互抄，明清士大夫的“书籍之交”还有多种方式，包括购买、受赠、借阅、知见（临时展示）等。本书作者借助大量书目、题跋、日记、书信、笔记、杂著，说明当年书籍流通的渠道还是比较通畅的。尽管我们经常读到有关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多“藏而不借”的记载，“书籍之交”在一定范围内仍是相当活跃与发达的。在熟悉的圈子内，书籍不但可以借阅，还可以赠送。再说，“书籍之交”并不只是针对藏书家而言，而是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藏而不借”与“书籍之交”这一对矛盾，始终相伴着贯穿整个中国书籍流通史。

“书籍之交”自然是书籍背后人与人的交流。书籍的流通，拓展了士大夫的社交圈。社交圈有多大，获取书籍的范围就有多大。一个人的学问，往往取决于他能看到多少书；而他能看到多少书，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书籍之交”。此外，在士大夫的书籍社交圈中，由于阅读经历和范围相近，大家很容易产生共同的学术兴趣、治学倾向，以至于聚众修书、结社联咏，甚至形成“学术共同体”，导致某个学派的诞生。明清江南文化学术的区域化特点，乃至江南书香社会的构建，或许都可以从“书籍之交”的角度获得新的阐释。由此观之，一部书籍史，确实就是一部“书籍的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