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象馆到东晋墓：广州动物园地下的2100年时光栈道

当游客在观赏大熊猫时，脚下三米深处，一位东晋时期的广州先民已在墓室中安眠了整整17个世纪。

清晨的广州动物园，熊猫馆外已排起长队。

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片欢声笑语的地下，考古工作者刚刚完成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

他们在1300平方米的范围内，与148位“历史见证者”相遇。

这些“见证者”是自西汉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古墓葬，时间跨度长达2100余年。从南越国到新中国，几乎每个重要历史时期都在这里留下了印记。

而最令人震撼的发现，莫过于两座沉睡近1700年的六朝墓葬。

它们保存之完好，结构之清晰，仿佛时间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

01 千年一遇的完整：两座六朝大墓的“时光胶囊”

在动物园中北部的工地上，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最后一层泥土。

当一座长达10米的青灰色砖室完整显露时，现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这是一座东晋墓葬，更准确地说，是目前广州地区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东晋墓葬。

它的墓室顶部与四壁几乎完好无损，仅有封门处有一个古代的盗洞。

一条长达22米的排水沟从墓室前方延伸而出，即使在1700年后，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建造者的精心设计。

“这种保存程度，在广州这样的湿润地区极其罕见。”现场考古领队感叹道。

虽然墓室早年曾被盗扰，仅出土了滑石猪和残砚，但近1700年来未再受扰动，使得墓室结构、砌筑工艺等原始信息得以完整保留。

距此不远，另一座南朝墓葬同样令人赞叹。这是一座长约6.5米的夫妻合葬墓，采用双后室设计。

墓砖呈红黄色，内部装饰颇为讲究：有砖砌的祭台，还有模仿真实建筑的直棂假窗——这些假窗甚至开在夫妻两人“共用”的墙壁上。

墓中出土的15件随葬品中，一只青釉划莲花纹瓷碟格外精美。

莲瓣纹饰清新流畅，釉色温润，是南朝青瓷中的上乘之作。

三只滑石猪形态憨拙，放在墓主人手中，寓意着逝者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财富丰足。

这两座墓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完整性，更在于它们提供了六朝时期广州地区墓葬形制的“标准器”。

东晋墓的宏大规整，南朝墓的精致装饰，都为我们理解那个动荡而灿烂的时代，提供了最直接的物证。

当我们在动物园观看大象时，不妨想象一下：就在这些场馆的地下，1700年前的广州先民，已经掌握了如此高超的砖室建造技术，已经形成了如此成熟的丧葬礼仪，已经在墓砖上寄托了对来世生活的美好想象。

02 密集的“地下社区”：一部叠压的广州葬俗史

考古人员绘制墓葬分布图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东北部仅300平方米的范围内，竟然密集分布着70座墓葬。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存在着明显的“打破关系”。

明清墓葬的墓坑，常常直接挖穿了唐宋甚至更早的墓葬。

这种“后来居上”的叠压现象，在这片土地上反复上演。

“这就像一个持续使用的社区，”考古专家解释道，“不同时代的家族都选择这里作为安息之地，形成了时空上的重叠。”

仔细观察明清时期的121座墓葬，会发现它们的规模、朝向都惊人地相似，间隔也基本一致。

这表明，至少从明代开始，这里就已经是一处经过规划、管理有序的公共墓园。

这种有序性透露了重要信息：明清时期的广州，城市管理已经相当完善，连城郊墓地的使用都有章可循。

墓葬的整齐排列，反映的是宗族制度的强化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从两汉的4座墓，到晋南朝的8座，唐代的15座，再到明清的121座。

墓葬数量随时间推移显著增加，这背后是广州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是东北郊作为葬区地位的不断巩固。

东汉的“大吉间”陶屋模型，唐代栩栩如生的陶鸡，清代官员的翡翠翎管和朝冠顶珠水晶饰件……

不同时期的随葬品，如同一本翻开的物质文化史，讲述着广州人生活习俗、工艺技术、等级观念的变迁。

这些墓葬的分布规律，还印证了古代风水观念的影响。

动物园位于麻鹰岗，背山面水，正是一个风水宝地。

距离明清广州城大东门约3公里，距离汉唐广州城东侧约4公里——不远不近，既避开了城市的喧嚣，又方便后人祭扫。

一部叠压的葬俗史，就这样在动物园地下静静展开。

每个时代的墓葬，都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切片；所有切片的叠加，就构成了广州城市发展史的独特叙事。

03 当考古遇见公众：把历史“挖”给孩子们看

这次考古发掘有一个特别之处：工地现场时常响起孩子们好奇的提问声。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广州动物园合作，组织了6批近百名青少年，走进考古现场开展研学活动。

“老师，这个砖头为什么是红色的？”“这上面的花纹是什么意思？”“古人为什么要放一只小猪在墓里？”

孩子们的问题天真而直接，却触及了考古学的核心。

一位参与活动的家长感慨：“我的孩子以前对历史课兴趣不大，但来了一次考古工地后，整天追着我问各种历史问题。这种实地体验，比任何说教都有效。”

这种“公众考古”的理念，正是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向。

考古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而是可以与公众分享、让公众参与的文化活动。

事实上，广州动物园历来就是考古的“富矿”。

早在1956年建园初期，这里就发现了南越国时期墓葬，出土了精美的鎏金铜女俑和“辛偃”玉印。同年还发现了带有“建初元年”纪年的东汉墓砖。

2012年，犀牛馆这里挖出4座砖室墓，还发现了最早的生肖陶俑。

有趣的是，这些陶俑都穿着“紧身衣”，只有鼠俑盘腿而坐，其他都作跪坐状，考古学家推测墓主人可能属鼠。

2023年，大熊猫新馆建设时也发掘出古墓群。

似乎每次动物园的建设，都会唤醒一段沉睡的历史。

这种持续不断的考古发现，使广州动物园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

地上是生机勃勃的动物世界，地下是沉默厚重的人类历史；游客在观看动物的同时，实际上正站在历史的“层累”之上。

据了解，此次发现的两座重要六朝墓葬，未来很可能在动物园内实施原址保护，并设计展示方案。这意味着，游客将来可以在参观动物园的同时，近距离感受1700年前的广州历史。

04 城市的“层累”：每一寸土地都有记忆

当我们结束这次地下的时间旅行，重新回到阳光下的动物园，眼前的景象似乎有了不同的意味。

孩子们在熊猫馆前欢笑，情侣在火烈鸟池边漫步，老人在树荫下休息——这一切现代生活的画面，都与地下那些沉默的墓葬形成了奇妙的对话。

考古学家常说：“土地是有记忆的。”广州动物园的这次发掘，就是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解。

从西汉南越国到新中国初期，2100年的时间长河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清晰的年轮。

每一座墓葬，都是一个家庭的故事；每一个随葬品，都是一段生活的缩影；每一处墓葬格局的变化，都是社会演进的见证。

这些地下的遗存，与地上的城市发展史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了广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完整叙事。

对于四五十岁的中年读者来说，这种“层累”的历史或许尤其能引发共鸣。

而考古发现提醒我们：在急速向前的现代化进程中，那些深植于土地的历史记忆，同样值得珍视。

广州动物园的考古工作，提供了一个珍贵的范本：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互促进、和谐共生的。

科学考古为工程建设清除了隐患，重要发现丰富了城市的历史内涵，公众参与则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

这座城市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既充满面向未来的活力，又拥有如此深邃的历史积淀。

而考古，正是连接这两个维度的桥梁——它让我们在拥抱现代生活的同时，不忘自己从何处而来。

历史的回响从未停止，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动物园的欢声笑语中，继续诉说着广州这座城市不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