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之岳奉命潜伏延安，给毛主席当秘书，毛主席：此人很可疑

1937年腊月的清晨，延河畔一层薄雾未散，中央保卫部门却连夜贴出了新的值勤表。几个警卫悄声议论：“城里又抓到特务？”一句轻飘的闲话，把延安已然紧绷的气氛显露无遗。那时谁都知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确立，破坏活动也随之升级，陌生面孔一多，警惕指数就要翻倍。

沈之岳就是在这样的节点上，迈进宝塔山下。他报到时递上抗大证明，年仅24岁，笑容谦和，口音干净。所有文件都符合要求，甚至连上级介绍信的墨迹都刚好晾干。审查员盯了几秒，只能让他通过。没人想到，这份看似完美的卷宗由军统暗室里整整打磨了三个月。

再往前推三年，1934年秋，上海夜色正深。复旦校园里，沈之岳站在国文楼前，看北平传来的《梅津协定》消息，气得把报纸揉成团。那会儿他真是血气学生，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爱国请愿”冲散后，他被特务掳走。牢房昏暗，他顶着探照灯，编造了一个“我有亲戚在南京要员任上”的谎话。几句豪赌式的自救，让他赢得戴笠的赏识，随后被拉去苏州训练班。自此，身份徘徊在黑白之间。

军统给他的第一份正式任务，就是“潜入延安，伺机除掉毛泽东等人”。明令冷酷，却也意味着飞黄腾达的捷径。沈之岳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对教官点头：“明白。”这一刻，他把曾经的游行口号封进心底，换成特工该有的沉默。

到延安后，他被分到抗大三期。课堂上，他用半生不熟的湖南腔背诵《论持久战》，迎来一阵善意的哄笑，外表看来跟普通学员没两样。课余时间，他悄悄在地图上标记窑洞方位，却迟迟不敢下手。原因很简单：城里四处都是眼线，枪响一秒，自己五秒内必成枪靶。沈之岳决定慢慢来。

机会似乎很快降临。1938年春，他被调去临时小组，负责文件誊抄。领导评价“字迹端正，执行力好”，于是将他递进下一层——毛主席办公室辅助。他知道距离目标只剩一层门，可也清楚，“层层门槛”背后是层层网。

第一次踏进窑洞，灯芯幽暗。毛主席抬头，淡淡一句：“小沈，辛苦了。”沈之岳递上文件，脸上不显波澜，心里却在掂量：资料不多，如何凑成情报？交谈结束，毛主席忽然笑问：“给我点支烟吧？”沈之岳立刻掏出刚买的‘恒大’烟，熟练地点火，还顺势叼了一根。火苗摇了一下，他咳了两声，生涩地吐了口烟圈。

这一细节落在毛主席眼中，味道不对。延安物资紧张，新人兜里却备足首长常抽的牌子；更可疑的是，抽烟姿势生硬，不像老烟枪。“此人过度用心。”毛主席暗记在心，却未立刻翻脸，只交代组织把沈之岳调往外线。几日后，任命电报发出，理由写得干脆——“浙江白区急需宣传骨干”。

沈之岳背着行囊离开延安的夜里，延河水仍在哗哗流，他却琢磨不透哪步露了底。到了浙江，他重拾军统身份，搜集八路、新四军行踪，并间接参与了1941年皖南事变的情报策划。那场悲剧导致新四军九千将士几乎覆没，叶挺被扣，华中抗日局势一度逆风。沈之岳执行任务的手段令人发指，也让他在军统内部坐稳了“能人”之位。

戴笠死于1946年，“特务王冠”随即落在沈之岳头上。蒋介石撤退台湾，把部分特工骨干带走，他自然在列。岛内白色恐怖年代，他参与情报、暗杀、反情报数职，仍旧游走在光与影之间，却已现疲态。1963年，沈之岳获悉刘少奇将途经澳门，着手谋刺，行动刚启动便被当局识破，仓皇被逐，这一败让他声望骤降。

1990年冬，77岁的沈之岳带着病体抵达北京求医。安排他的竟是钓鱼台国宾馆，规格可比不少前政要。张爱萍将军探望时轻声说：“安心治病。”短短五字，令沈之岳沉默良久。曾经的刺客，如今坐在昔日对手的地盘，看白杨飞雪，没有喧闹，没有提防，内心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明白。

1994年，沈之岳在台北病逝，终年81岁。消息传到海峡彼岸，张爱萍留下一句点评：文武全才，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俱无伤。关于“二主”之说，史学界议论颇多，却缺乏确证。有人推测他在延安已被策反，也有人断言他始终效忠军统。档案尘封，线索稀薄，公案难解。

可以确定的是，沈之岳曾将一支火柴、一盒香烟当作敲门砖，妄图刺探最高机密，却被毛主席一句轻描淡写的“此人很可疑”挡在外围。谍海翻涌，棋高一着即可生，棋差一招便是死。沈之岳自诩老练，却没想到被一支烟出卖；毛主席洞悉人心，凭细节拆穿伪装。风云退散多年，再回头，那一点火光仍让后人感叹：机关算尽，也敌不过洞若观火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