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研读】《红色中华》：一份从根据地走出的 “群众报”

有这样一份从深山密林间走出的报纸，以铅字为笔、以信仰为墨，书写着苏区人民的心声。

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在江西瑞金创刊。作为我国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它以人民为读者、以革命为使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出版，是中央苏区新闻建设的重要见证。

本次“红色研读”活动，本科生新闻学党支部选择报纸《红色中华》，探索它如何始终坚持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办报方向，感受到党群联系不断巩固的磅礴力量。

壹

一纸定音：

红色政权的 “发声者” 与 “连心桥”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它的任务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最终实现全国胜利的目的。

该报《发刊词》明确其使命为：一要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二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三要尽量揭破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

作为党和政府政令发布重要渠道，《红色中华》是红色政权的权威“发声者”，刊登公文、建设动态、军事新闻等，并开展批评报道纠正偏差。博古、毛泽东等领导人高度重视，常为其撰稿，凸显其重要地位。同时，它也是党与群众的“连心桥”，通过严密传播网络将政策精准送达苏区各地，引导群众了解、参与政权建设。其发行量从初创千份增至巅峰近四万份，远超当时的《大公报》，印证了群众的高度认可。

创刊号发刊词

贰

绝境坚守：

封锁线里的 “草木油墨” 与生命排版

《红色中华》的办报史，是一部绝境坚守的英雄史诗。

中央红军长征后，瞿秋白带病留守于都山区，扛起《红色中华》主编重任。彼时国民党推行 “十家联保”、“移民并村”，搜山清剿步步紧逼，报社团队只能昼伏深山编稿、夜下山搜集情报，印刷机被迫拆卸埋藏，报纸发行量从四万余份锐减至两三千份。

病痛挡不住赤胆初心，绝境磨不灭革命信仰。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带领团队在险象环生中坚持出版24期报纸，刻意隐匿红军主力远征消息，成功迷惑敌人、为转移争取宝贵时间。任质斌带病工作，李一氓即便发病也从未中断编报，而瞿秋白最终在转移途中被捕牺牲，以生命践行办报使命。

1935年苏区版《红色中华》停刊后，同年11月随红军抵达陕北瓦窑堡迅速复刊。纵使黄土高原物资匮乏、条件艰苦，这份报纸依旧以笔为枪，持续传递党的声音，让红色宣传的火种在绝境中生生不息。

1935年11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恢复出版

叁

贴近群众：

写在纸上的 “群众故事” 与民生期盼

《红色中华》创刊之初就坚持面向群众。1931年创刊时，报头下标注 “铜元一枚”，让赶集的农民能一眼判断价格。1933年7月，报社发出 “每个读者都做我们的通讯员” 号召，三个月内收到数千件来稿，其中多数是送红军、报田亩的 “小纸条”。编辑按来稿原样排字，只在文末注明 “本刊照登，文责自负”，真正做到把话语权交给百姓。

民生议题是《红色中华》的重要内容。在文化教育领域，报纸积极报道苏区兴办教育的丰硕成果。例如1933年9月6日刊发报道，称赞上杭才溪区49所日校、66所夜校以及70个看图识字处的扎实建设。而在动员群众支援革命方面，报纸的宣传力量同样显著。瑞金下肖区杨荣显一家八子参军的感人事迹，就被完整刊载于1934年5月30日报纸的第三版中。这篇报道一经刊发便引发广泛反响，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并转化为支援革命斗争的坚实力量。

长征开始后，以瞿秋白为首的留守苏区报社人员仍坚持出版《红色中华》。用松烟和桐油自配油墨，报纸印数从四万份降至两千份。尽管原料改变、销量下降，却仍保留 “工农来信” 版面，确保群众声音不断线。1937年《红色中华》更名《新中华报》，后与《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读者来信”栏一直保留。

从瑞金到陕北，《红色中华》“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办报理念一直延续。今天的主流媒体也继续践行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理念，深入群众、反映民意，体现了《红色中华》精神的当代传承。

图为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邓浩亭 摄)

作为一份从根据地走出的“群众报”，《红色中华》把党与人民的关系写在字里行间，把制度设计落实在一封封来信、一块块井栏、一张张花名册上。它记录着群众如何参与治理、监督权力，也见证党如何不断回应群众关切。《红色中华》用实践告诉后来者：新闻事业的根，深深扎在人民之中。

党员学习心得

01

瞿王烨

这份诞生于瑞金的党报，在战火中坚守、在变革中成长，用笔墨构筑起红色政权的舆论阵地，让我穿越历史看到了文字的革命力量。在物资匮乏、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瞿秋白等报人克服艰难险阻，留守苏区坚持办报，陕北复刊后更展开大力宣传，尽显新闻人的担当。其栏目从简约到丰富，内容兼顾政策传达与群众心声，用工农语言扎根大地，诠释了烽火年代党报的党性原则与群众路线，从今日回望更具历史价值与学习意义。

凝望这份穿越硝烟的革命党报，字里行间皆是信仰的力量与责任的重量，不仅记录了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历程，更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根基。它让我深刻领悟到，新闻不仅是信息的传播，更是信仰的坚守、使命的传递。

02

赵涵

重读《红色中华》报，读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一段烽火岁月里的初心与担当。它的生产没有精良的印刷设备，没有供应稳定的油墨，编印者甚至要在敌人枪林弹雨下，躲在山洞或农舍中排版校对；它内容没有过于华丽的辞藻，满纸都是革命区的政策解读、红军捷报的振奋消息、群众来信的民生诉求。这份诞生于根据地的报纸，从不是高高在上的 “宣传册”，而是贴着泥土、带着体温的 “连心桥”。

它让我们看见，真正有力量的文字，从不在精致的排版里，而在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里；真正坚定的信仰，从不在安逸的环境中，而在绝境里依然坚守的勇气里。《红色中华》报早已定格在历史的书页中，但它承载的 “贴近群众、服务群众” 的初心，却跨越时空，成为新时代里依然值得我们传承的红色密码。

来源 | 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党建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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