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试论杜甫选择避难梓州的缘由‖魏 浩

试论杜甫选择避难梓州的缘由

魏 浩

一、绪论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善于运用各种诗歌形式抒写社会现实,语言精炼,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为主,被后世公认为我国古代诗歌史上的“集大成者”,其人品被认为是中华民族文人品格的楷模。自晚唐两宋以后,他逐渐诗名远播,后世尊誉杜甫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

杜甫一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亲历和见证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捩过程,特别是“安史之乱”及其以后,国家长期处于战争和动荡之中,人民生活万般苦难,杜甫个人也因此经历了十多年的颠沛流离,直到生命的尽头。

“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壮游》)。安史之乱起,杜甫不幸身陷贼中,后来逃出长安奔赴肃宗行在凤翔,作了左拾遗,不到半月,却因疏救房琯,被逐出朝廷,除官华州司功参军。唐乾元二年(759)七月,由于政治理想的失落和生活的困顿,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历尽艰辛,度陇客秦,几经辗转,于当年十二月底到达成都,开起了他“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其一)的十年漂泊流寓生活。

到成都后,杜甫在裴冕、高适、王十五等一批故旧亲朋的帮助下,很快在西郊的浣花溪畔盖起了一座草堂。“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这里有苍松翠竹,潺潺流水,环境幽雅,仿佛就是一处世外桃源;这里更有一棵传说树龄二百多年的楠树,“楠树色冥冥,江边一盖青”(《高楠》),因此“诛茅卜居总为此”(《柟树为风雨所拔叹》),他不仅爱楠树的苍郁与挺拔,更爱楠树“犹含栋梁具,无复霄汉志”(《古楠》)那种兼济天下的抱负。草堂建成,诗人的心情也开朗了不少。故而他满怀欣喜之情,写下了《堂成》: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

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

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避俗野居,令人沉醉,既可也减少烦扰,也可以销减客愁。居住在宁静的浣花溪畔,江流曲折,水木清华,让长期颠沛流离的杜甫感到心满意足,他作《江村》说:

清江一曲抱村流,

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来自去堂上燕,

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

微躯此外更何求。

家人团聚,其乐融融,即使日子过得清苦一些,自己也愿意。杜甫与邻里的关系也处得相当不错。樱桃成熟时,有村民给他送来樱桃——“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野人送朱樱》);时不时串个门儿,热情的邻居则以鱼鳖相赠——“邻家送鱼鳖,问我数能来”(《春日江村五首.其四》);家里来了客人,只要隔着篱笆招呼一声,邻居老翁就会立马过来陪酒共饮——“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茶余饭后,到邻居家走一走、看一看,散步赏花,多么地惬意自在——“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绝句漫兴九首》》其六)。总之,充满了自由精神和无限生命力的成都,让诗人的仁者情怀大放光彩。

在锦城,杜甫虽然很享受、很满足这种悠闲自得、清远闲放的田园生活,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朝廷、忘记动荡中的国家和人民,他在浣花溪头也写了不少托物言志、借物言事的政治诗,如《恶树》《病柏》《病橘》《枯棕》《枯楠》等。特别是当一场秋风吹破了自己的茅屋,大雨又接踵而至,全家遭遇“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凄凉与痛苦的时候,杜甫由自身的遭遇,联想到许多同他一样,甚至比他生活更加苦楚的贫民、寒士,其忧国忧民的崇高境界和推己及人的仁者情怀又一次凸显出来,他不由得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时间很快到了唐宝应元年(762)。这一年四月,玄宗、肃宗相继驾崩,皇太子李豫即位,是为代宗。新皇帝登基,正是用人之际。六月,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严武被召还朝,充任二圣山陵桥道使。作为世交,又是政治上的同道,杜甫当然要送严武一程,这一送,就送到了距成都两百里开外的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

在绵州逗留少许,正当杜甫要返回成都草堂时,却传来了成都少尹、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造反作乱的消息。这伙叛军在成都肆无忌惮,烧杀掠抢,“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草堂》),而且“一国实三公,万人欲为鱼”,徐知道、李忠厚等叛军首恶,为争夺地盘,滥杀无辜,这让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杜甫大为惊惧。他在绵州徘徊了一段时间,经过慎重思考,决定远赴剑南东川节度使理所梓州(治今四川省三台县潼川镇)以暂避徐知道之乱。

对于杜甫为何选择梓州避乱,新、旧《唐书.杜甫传》均未言及。很多杜甫(杜诗)研究者也往往以杜甫因避徐知道之乱,“流浪于梓、阆间”一句轻轻带过。即使是原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陈贻焮先生所著煌煌百万言的《杜甫评传》,虽有专章讲述唐宝应元年七月杜甫因徐知道叛乱而寄居梓州一年又八个月之事迹,但书中除一句“大概得到了汉中王的慨诺,不久老杜便离开绵州到梓州去了”的推测之语外,再无更多的文字提及杜甫为何坚定地选择梓州作为他的避乱之所。笔者在拙作《杜甫在梓州》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虽有所思考,但未能详论。故今选此论为题,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杜甫画像 梅凯 作(四川省方志馆藏)

二、杜甫避乱梓州的历史与现实成因

唐宝应元年,对于当时的唐王朝来说,仍然是动荡的一年。这一年,一个月之内就死了两个皇帝。四月甲寅,唐玄宗李隆基在神龙殿去世,享年78岁。十多天后,儿子肃宗李亨也随父皇而去,享年52岁。太子李豫顺利继位,也就是后来的代宗。新皇帝登基,正是用人之际。六月,成都尹兼剑南两川节度使严武被召入朝,为太子宾客,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充二圣山陵桥道使,主要工作是负责监修玄宗、肃宗二帝陵墓。

严武,字季鹰,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人,为开元名臣严挺之之子。据《旧唐书•杜甫传》载:“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新唐书•杜甫传》也记载:“武以世旧,待甫甚善。”所谓“世旧”,即世交旧谊,意思是说严、杜两家上一辈就是有交情的人家。严武的父亲“严挺之于武周末年进士及第,或曾受过杜审言奖掖,而严武生母裴氏与杜甫的二姑父同姓,这些线索提示我们,严、杜两家其实有着基于共同仕宦和宗族的深厚关系”(王炳文《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又郭曾炘《读杜剳记》引《养一斋诗话》说:“史称公与武世旧,而武少于公十四岁,则知挺之已与公为交好,公亲见武之成立,故《八哀》诗云:‘昔在童子日,已闻老成名。’明友其父也。”杜、严武两家不仅早有交情,而且杜甫与严武曾同朝为官共事,在政治上又属“房党”一派,故关系密切,友谊深厚。

严武一生仕途顺达,弱冠之年就任太原府参军事,三十岁升任朝中侍御史。“安史之乱”时,随玄宗入蜀,升为谏议大夫。房琯在肃宗朝担任宰相时,因严武为“名臣子,荐为给事中”,出入宫廷,常侍奉皇帝左右。唐至德二载(757)九月,长安收复,严武为京兆少尹,兼任御史中丞。乾元元年(758),因“房琯事件”被牵连,贬为巴州刺史(杜甫也因之被除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升任东川节度使。唐上元二年(761),太上皇诏诰将剑南东西两川合并,严武被提拔为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任剑南节度使,执掌巴蜀军政大权,成为一方诸侯。

所以,严武一到成都,就以诗代简邀请杜甫到节度使府为官,“漫向江头把钓竿,懒眠沙草爱风湍;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鵔鸃冠”(《寄题杜二锦江野亭》)。可见,严、杜政治上契合,交情亦深厚。

如今严武被新皇帝急召入朝,作为世交,又是对自己成都生活关照有加的青年俊杰,杜甫当然要送严武一程。到了绵州,两人仍然依依不舍,杜甫坚持再送,一直送到离绵州三十里开外的奉济驿(今游仙区沉抗水库附近)。

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

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

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

——《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

可是,严武刚走出绵州地界,七月十六日,原成都少尹、剑南兵马使兼侍御史徐知道就在成都发动叛乱。这伙飞扬跋扈的地方军阀,在成都作威作福,滥杀无辜,滥施刑罚,一下子“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成都府》)的成都,血溅长衢,尸横遍野。同时,以徐知道为首的叛军,一方面派军断绝剑阁通道,堵塞朝廷援军入蜀平叛,另一方面西取邛州(治今四川邛崃),联络邛雅子弟与羌兵共同叛乱,西蜀人民顿时陷入一片惊恐之中。

叛军在成都的暴行,让杜甫不得不暂时滞留绵州,他一边急切地关注着成都平叛的消息,一边游赏绵州胜迹。

只身羁滞绵州的杜甫,既为成都妻子、儿女的生活与性命担忧,眼下又不得不为自己、也是为家人谋求一处衣食无忧的避难之所。经过反复的衡量、比较,慎重考虑,杜甫决定离开绵州,前往梓州避难。

杜甫画像 代成华 绘(四川省政协书画研究院)

三、杜甫避乱梓州的缘由分析

滞留绵州的杜甫为啥要舍近求远,选择去梓州避乱呢?此时,绵州的刺史杜济,不就是杜甫的族孙吗?据钱注:“《宰相世系表》:济字应物,给事中,京兆尹。颜真卿在《京兆尹御史中丞梓遂杭三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杜公神道碑铭》中明确记载:公讳济,字应物,京兆杜陵人。晋征南大将军、当阳侯元凯十四代孙。”由此可知,杜预是杜甫和杜济的共同祖先,又都属京兆杜陵人。有了这一层同祖同宗关系,按理说杜甫居留绵州才是最好的选择。

可是,只要我们回头去看看杜甫在唐天宝十三载(754)冬所作的《示从孙济》,就知道天宝十三载春,杜甫从东都洛阳移家长安城南下杜城后,总是有人挑拨杜甫与下杜城杜氏族人的关系,致使其与族人相处不太融洽,侄孙杜济对待杜甫这个外来长辈的态度更是一点不友好。为此,杜甫作《示从孙济》教训杜济说:“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浑。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可能就是这样的肺腑之言,却给少年杜济的心中留下了对杜甫这位长辈的终身怨恨。另外,从杜甫送严武到绵州所作的《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得风字》一诗也可以看出,虽然八、九年时间过去了,彼此都经历了“安史之乱”的生死大动荡、大波折,但是杜济对杜甫的冷淡关系并没有改便,杜甫在诗中也只有一句“此会共能几,诸孙贤至今”(从此句看,与侄孙在绵州相见,杜甫内心还是很激动的)提到这位贤孙杜济。

严武离开绵州后,杜济也曾请杜甫在东津码头吃过美味的鲂鱼,“东津观鱼已再来,主人罢鲙还倾杯”(《又观打鱼》),但是,细读全诗,总觉得老杜与这位绵州主人(杜济)有些格格不入。这种尴尬的窘况,再加之绵州处在剑阁道上,叛军随时可以攻入绵州,鉴于上述种种因素,绵州自然不是安稳的久留之地。思之再三,杜甫便下定决心,远赴梓州避乱。

本文将以唐宝应元年前后,杜甫在绵、梓期间的诗作、人情交往,及梓州在唐代的政治、军事地位和水陆交通优势等为主要依据和线索,探讨、分析杜甫选择避乱梓州的原由。

(一)仗友而生,生活有保障

对于徐知道的叛乱,杜甫和严武是有所预判的。严武在收到朝廷诏书,即将启程进京离开蜀地之时,严、杜二人可能就眼下成都潜伏的政治危机进行过讨论。为什么这么说呢?严武启程赴京时,杜甫写了一首题为《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的诗,诗的末段说:“空留玉帐术,愁杀锦城人。阁道通丹地,江潭隐白蘋。”所谓“玉帐术”,乃兵家压胜之方位。古代兵书上有一种安营扎寨的方法,认为主将某月将营帐安在某个方位,敌人就无法攻破。故,仇兆鳌《杜诗详注》云:“结出送别情绪。兵威尚在,‘留玉账’也。都尹远去,愁蜀人矣。‘丹地’,严将赴朝。‘江潭’,公尚在蜀。‘此生’二句,见江潭不堪久居。‘台辅’二句,见丹地宜思报称。”此时,杜甫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一方面,对严武离开蜀中后的形势表示担忧,主将离开了成都,其玉帐之术还能镇压得住那些的伺机作乱的恶人吗?“空留”二字,就表现了诗人心中极大的隐忧。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严武被诏见“丹地”、“登台辅”的良好祝愿。

诗人都有一颗敏感的心,有时他们就是不折不扣的预言家。因此,绵州分别时,严武对杜甫定有交代,如果成都一旦发生不测之事变,可前往梓州暂时避难。唐宝应元年九月,重阳节来临之时,寓居梓州的杜甫寄诗(《九日奉寄严大夫》)给被叛军困滞于崇山峻岭中的严武表示慰问与关切。严武收到杜甫的慰问,立马作《巴岭答杜二见忆》回复杜甫,其诗第三联说:“江头赤叶枫愁客,篱外黄花菊对谁?”王嗣奭曰“‘江头’想公之所寓,而‘篱外’想公之所居,念公欲还成都而不得也。”看来,严武早已知晓徐知道造反后,杜甫已按他俩事先的商定到避乱策略,来到了他曾经熟悉的梓州。

严、杜二人为什么有这样共同的谋划呢?这是因为严武在梓州有根基、有人脉,杜甫在这里可以得到东川节度使府及州、县各级官员的照顾与帮助。唐乾元元年(758)六月,严武因“房琯事件”被贬巴州刺史,不久调任绵州刺史,随即升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唐上元元年(760)十二月,由东川节度使,升任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权摄东、西两川。而此时,主持东川节度使工作的章彝,曾是严武手下的判官。以严武的政治威望和军事能力,这样的朋友、这样的人脉关系,自然是靠得住的。因此,当徐知道叛乱真的发生、自己暂时回不了成都草堂时,杜甫便可拿着严武的亲笔信奔梓州而去。

同年八月二十三日,叛军被高适击溃,徐知道被其部下李忠厚所杀,成都稍安。秋末,妻子杨氏写信催促丈夫赶快回成都草堂,杜甫诚恳地述说:“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客夜》)。如今我人老计拙,资生太难,只有依靠梓州的朋友苟且偷生罢了。“友生”,典出《诗经.小雅》,即朋友的意思。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杜甫寓居梓州的岁月里,生活上过得无忧无虑,应该说主要是得益于章彝留后、李梓州、严二別驾、韦十郎官、郪县郭明府、通泉县姚县令等这一大帮朋友的关心、照顾和帮助。

特别是章彝被朝廷正式任命为东川节度使留后、侍御史兼梓州刺史后,章彝对杜甫及家人的关照可谓无微不至,“屡食将军府,仍骑御史骢”(《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得风字》),杜甫成了章彝府上的常客。后世还传说,杜甫妻子杨氏喜爱一种叫夜飞蝉的饰品,章彝知道后马上派人送去,“子美携其妻,乞丝向市缠;韵哉章侍御,赠以夜飞蝉”(蒲松龄《杜子美》)。

广德元年冬,杜甫向章彝表明自己决意离开梓州东游吴楚,章彝不仅在梓州最好的酒楼为杜甫设宴饯行,诗人在《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中深情地写道:“眷眷章梓州,开筵俯高柳;楼前出骑马,帐下罗宾友;健儿簸红旗,此乐几难朽。”章梓州还当场为其众筹下峡路费(“相逢半新故,取别随薄厚”。同上);考虑到杜甫体病路远,章彝又送了他两根巴蜀特产桃竹仗,“梓潼使君开一束,满堂宾客皆叹息;怜我老病赠两茎,出入爪甲铿有声;老夫复欲东南征,乘涛鼓枻白帝城”(《桃竹杖引赠章留后》),这让杜甫开心不已、感恩不已。

而台湾大学杨承祖先生所撰《杜甫政治生涯的新探讨——东川奔走真相的解释》一文甚至认为,杜甫避难奔走东川是严武政治与军事谋略的重要安排部署的一部分。文章说严武谋进而求宰辅,退而据剑南,名义上是让杜甫避难东川,实际上是替严武留意旧属,随时掌握东川情况,并为后来严武即杀东川留后张彝提供了某种可能。

(二)李梓州的盛情邀请

杜甫毅然决然选择去梓州,还因为得到了时任梓州刺史的李季真的盛情邀请。

杜甫逗留绵州时,恰遇李某履新梓州刺史。据西南民大徐希平教授《李杜诗学与民族文化论稿》之《杜诗旧註榷证.“梓州李使君”为谁》一文,这位姓李的梓州新刺史,名叫李季真,是唐高祖李渊的弟弟、蜀王李湛的五世孙。萧涤非《杜甫全集校注》也认为,杜甫在绵州相遇的这位赴任梓州的李使君“或谓即李季真”。

杜甫的身体里本来流淌着李唐王室的血液。从杜甫的生母崔氏论,杜甫是货真价实的皇亲国戚。他在《祭外祖母文》中说:“纪国则夫人之门,舒国则府君之外父。”他的母亲崔氏,为唐太宗李世民第十子纪王李慎的孙女、义阳王李琮的女儿;他的外祖父是舒王李元名(唐高祖李渊第十八子)的外孙。可惜的是,杜甫的这些皇室远亲,在武则天当权时几乎被清洗殆尽。

不过,杜甫还是常常以有这种与李唐王室的远亲血缘姻亲关系为自豪;这也是杜甫能够在长安遍交权贵的原因之一。在唐代,历来有攀附宗亲大姓,谋取功名的传统。所以,在绵州,杜甫与李梓州两人一见就面相谈甚欢,分别之际,杜甫作《梓州李使君之任》相赠:

籍甚黄丞相,能名自颍川。

近看除刺史,还喜得吾贤。

五马何时到,双鱼会早传。

老思筇竹杖,冬要锦衾眠。

不作临岐恨,惟听举最先。

火云挥汗日,山驿醒心泉。

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

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

全诗首颂李季真除旧职而新任,次以书信土产为期,再叙离别情景,末托李刺史行射洪县时,代自己为冤屈而死的陈子昂洒一捧热泪。

既然杜甫与李梓州有了这层远亲血脉关系,滞留绵州的杜甫,因徐知道叛乱,回不了浣花溪草堂,李梓州当然会写信,或托人带口信邀请杜甫到梓州以避“徐知道之乱”。

收到李梓州的邀请,杜甫于唐宝应元年七月下旬,便从绵州趋途一百余里来到梓州。由此,开启了诗人“途穷仗友生”的一年零八个月的梓州流寓生活。

杜甫来到梓州后,李梓州就在紧邻州城之东(今三台县潼川镇下东街47号三台中学内)郊外为杜甫物色了一处居所,让杜甫将妻子儿女接来梓州安住。州城东的几间茅屋,虽然比不了成都草堂的宽敞、优雅,但是也足够杜甫一家人生活、居住。茅屋前后有翠竹环绕,又紧邻涪江,还有一大片河滩地可供杜甫使用,杜甫用它来种植药材和蔬菜。翌年初春,当杜甫看到茅屋前这一片田地里长势喜人的药苗和蔬菜时,便得意地吟咏道:“竹风连野色,江沫拥春沙;种药扶衰病,吟诗解叹嗟”(《远游》)。从此,种药、吟诗,成了杜甫打发梓州时光和排解心中忧愁的两件乐事。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可能名”(《客夜》)“秋尽东行且未回,茅斋寄在少城隈。篱边老却陶潜菊,江上徒逢袁绍杯”(《秋尽》),想着乱世中跟随自己艰难奔波的妻子、儿女,杜甫常常彻夜难眠,梓州东道主的美酒佳宴也难以下咽。

是年秋末冬初,杜甫冒险回到成都,将妻子、儿女顺利接来梓州安住。“我行入东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乱罢气萧瑟,浣花草堂亦何有?”(《相从歌赠严二别驾》)后来,诗人又再次回忆道,“偶携老妻去,惨淡凌风烟”(《寄题江外草堂梓州作寄题成都故居》),凌寒历险,终于有了家人在梓州的幸福与团圆。

从此,杜甫便在梓州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一颗流浪的心,也得到了短暂的安宁。唐中叶有僧人在城东原杜甫寓居处建寺,因名草堂寺。清光绪《新修潼川府志》卷八记载:“草堂寺,在城东。《旧志》:‘杜工部客梓州,尝居此,因以名寺。今改为观音禅院。’”

(三)儒士名节不能污

相对于绵州,梓州距离徐知道的叛乱中心成都更远(唐时大约距成都二百六十多里),又是剑南东川节度使的驻节之地,应该说人生安全更有保障。再说,杜甫如果冒险回到成都,他担心的并不是性命之忧,而是害怕像“安史之乱”长安陷落时,陈希列、张钧、张垍、郑虔、王维等一批人,因为来不及逃出长安,结果被叛军抓住授予伪职。唐军收复长安后,这些被授予伪职的人均受到了朝廷的严厉处罚,不仅罢官去职,流放荒远,有的还被杀头治罪。如果杜甫此时回到成都被叛军抓获,被迫接受伪职,这不仅玷污了他是的儒士名节,而且可能犯下“变节”“叛国”的杀头之罪。

杜甫曾经担任过太子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等职,作为叛军首领徐知道,对杜甫的政治、军事才干还是比较了解和很欣赏的。去年(上元二年)冬月的一天,徐知道曾带着随从数人,携着厚礼,专程来到僻静的郊外草堂看望杜甫。

晚景孤村僻,行军数骑来。

交新徒有喜,礼厚愧无才。

赏静怜云竹,忘归步月台。

何当看花蕊,欲发照江梅。

从杜甫的这首《徐九少尹见过》可以看出,这位徐九少尹虽然与杜甫相识不久,但这位“新交”对杜甫的才干很是赏识,且两人谈话投机,似有相见恨晚之慨。临别时,双方都恋恋不舍,相约待到腊月江梅开时,再来草堂共赏“花蕊”。

杜甫诗题中的这位徐姓排行老九的“少尹”,就是造反的徐知道。诗题中的“少尹”,隋唐时代指府、州的副职。黄鹤曰:“少尹与行军自不同。按《唐志》:西都、东都,北都、凤翔、成都、河中、江陵、兴元、兴德府尹各一人,少尹二人。又志云:天下兵马元帅府有行军长史、行军司马。今诗与徐少尹而云‘行马(按杜诗,“马”当为“军”之误:笔者)数骑来’当是其时成都尹兼节制兵马以讨乱,故少尹兼行军也。”诗中有说“行军数骑来”,“行军”,是行军司马的简称。最初,军队官员是不兼任地方行政职务的。唐代以少尹为行军长史,设节度使的地方,即谓之行军司马。成都是剑南节度使的驻节之地,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所以少尹也兼任剑南节度兵马使。另据高适《贺斩逆贼徐知道表》:“逆贼前成都少尹兼侍御史伪称成都尹、兼御史中丞、剑南节度使徐知道”。故,杜甫诗中提到的徐姓“少尹”“行军”,非徐知道莫属。

初来梓州的杜甫,对于要不要回成都也曾矛盾过。背井离乡,难中逃难,如今再一次妻离子散,这样的境况常常让他愁绪满腹,忧思难眠。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

卷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

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

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

——《客夜》

“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中的“未归情”,也就包含着自己一旦回到成都,被叛军所俘虏,授予伪职,这可怎么办的意思。

杜甫是一个道德正统观念很强的读书人,其思想特点是忠君爱国,维护皇权,关心民瘼。因此,著名历史学家洪业说:“如果一个朋友变成了叛乱头子,杜甫最好还是明智地逃走,免得把自己牵扯进去。......高适在给皇帝的奏表中报告说,徐知道是成都的少尹。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徐知道就是那个去年冬天来拜访杜甫的新少尹(《徐九少尹见过》)。因为此人似乎对杜甫的天才有很高的敬意,这就使得杜甫必须在自己被召唤之前赶紧逃走。”(《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所以,《新唐书•杜甫传》说杜甫“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这也体现了杜甫敏锐的政治判断力。

(四)急于与汉中王梓州相会

徐知道及其余部成都叛乱时,汉中王李瑀正做客梓州,这更坚定了杜甫避难梓州的决心。几乎在收到李梓州邀请的同时,杜甫已获知汉中王李瑀从蓬州(治今四川省仪陇县大寅镇)来梓州,与同为李唐宗室的李季真相会,一是共叙亲情,二是祝贺李季真新“除刺史”,三是同病相怜,忆昔伤怀。

汉中王李瑀,是“让皇帝”李宪的第六子,初封陇西公。天宝十五载,李瑀扈从玄宗幸蜀,至汉中,封为汉中王,加银青光禄大夫、汉中太守。唐上元二年(761),因反对唐肃宗诏收群臣马匹助战,被贬为蓬州长使。初入长安求官时,杜甫通过郑潜曜的引见,得以拜会汝阳王李琎,也因为这个途径,后来结识了汝阳王的弟弟,时为陇西公的李瑀。再后来,杜甫就成了李瑀门下的一名清客。清客是古代的一种职业,通俗的说就是身负文采,但科举不中,或者官途不顺的读书人的一种谋生手段,其具体工作就是陪富贵公子吟诗作对、喝酒打牌、聊天消遣。

杜甫从绵州出发之前,先写了一首《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的诗,杜甫以诗代简寄给昔日的贵主汉中王,祈肯在梓州相见共饮。该诗题下原注云:“时王在梓州,初至断酒不饮,篇有戏述。”杨伦说:“按三诗皆索饮意,或未会面先寄以此诗也。”自从唐肃宗乾元元(758)年六月,杜甫除官华州,离开长安后,他们两人已经五年多没有见面了。“西汉亲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双白鬓,一别五秋萤”(《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其一)。同时,杜甫感叹:“群盗无归路,衰颜会远方。尚怜诗警策,犹记酒颠狂。鲁卫弥尊重,徐陈略丧亡。空馀枚叟在,应念早升堂。”(《戏题寄上汉中王》其三)。杜甫说,两京“安史之乱”未平,加之党项、羌人骚扰,边患迭起,而今成都又有徐知道作乱,衰朽的我们只能在遥远的梓州相见。我还记得当年您喜欢我诗文中一些精彩句子,那您也一定记得我酒后的狂放。汉中王您身世尊贵,可叹的是如今国家动荡,您曾经的宾客也大都故去,现在只剩下一个穷病的我了,如果能念及我过去总是早早来到您的厅堂,陪宴赋诗的情分,就不会拒绝我来梓州与您举杯共饮。仇兆鳌说《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三首俱带索饮意,故曰‘戏题’。”陈贻焮先生认为:“这理解固然不错,却是皮毛之见。可以倚靠的严武刚走,境内就发生了兵变。正当进退维谷、走投无路之际,哪能尽开玩笑,只顾缠着汉中王要酒喝?其实,不管‘索饮’也好,‘戏题’也好,只不过是一种较为风雅的表现方式,便于引起对方怀念旧情,便于试探对方是否愿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接待自己”(《杜甫评传》中卷)。其三首联说:“群盗无归路,衰颜会远方。”清人卢元昌解之曰:“我在梓州,以知道叛乱,欲归成都无路耳,不图王亦来梓,忽相晤语。”由此可知,杜甫赴梓州避乱汉中王亦充当了很好的介质。

“大概得到了汉中王的慨诺”,杜甫在汉中王即将离开梓州的头一天晚上赶到了梓州。两人见面的那种激动与今昔对比的那种悲凉和伤感,似可想象。

那天晚上,一轮皎洁的明月将清冷的月光洒满了整个梓州大地。月光下,涪江边,两个饱经沧桑与苦难的男人正襟危坐,若有所思。他们的脸上没有喜悦,也没有忧伤,两颗心却如江城上空那轮秋月一样澄澈透明。

夜深露气清,江月满江城。

浮客转危坐,归舟应独行。

关山同一照,乌鹊自多惊。

欲得淮王术,风吹晕已生。

——《玩月呈汉中王》

汉中王公务在身,即使前路电闪雷鸣,也只能风雨兼程。杜甫不能挽留,便以这一首《玩月呈汉中王》表达缱绻别离深情。

唐宝应元年(763)秋,汉中王再一次来到梓州看望杜甫,杜甫作《梓州水亭时汉中王兼道士席谦在会同用荷字韵》记其事。

(五)梓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梓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又是剑南东川节度使治所,作为诗人的杜甫可以在这里体验、领略“川蜀巨镇”悠久的历史文化,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也是具有家学渊源的杜甫选择梓州避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梓州是一块古老而富庶的土地,它位于巴蜀之间的古郪国的中心地带。“禹贡梁州之域,秦蜀郡地,汉广汉郡,郪广汉二县地。后汉及晋因之。”(《新修潼川府志》卷一•舆地志)。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于公元前285年在原蜀地设蜀郡,蜀郡下辖十九个县,其中就设有郪县(治今三台县南郪江古镇)。后来,汉朝继续在此地设郪县,属广汉郡。南朝刘宋元嘉九年(432)置北伍城县,并设新城郡,郡与县治同在今三台县潼川镇。梁末置新州,西魏兼置昌城郡。隋初废昌城郡,新城郡如故。隋开皇十八年(598),改新州为梓州。“梓州”,因州东域有梓潼江而得名。隋大业三年(607),昌城县更名郪县,属梓州。

“唐代中期剑南道屡次分合,最终形成以梓州和成都府为中心的两大方镇,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为偶’长达数百年,不仅关系西南区域政局发展和玄宗、肃宗的权利交锋,而且一直影响到宋元时期四川政治、经济地域结构的演变。”(马剑、孙琳《唐代剑南道之分合》)在唐代,剑南道的分合,造就了梓州在古代四川地区登峰造极的地位,使梓州成为了与成都齐名的军事文化重镇,从而造就了“自古文人多入蜀”文化奇观。

梓州历史上可谓名人辈出,如汉代的郑纯、王涣、王堂,唐代的陈子昂、严震等。同时,初盛唐时期的杨炯、王勃、卢照邻、郭元震、薛稷、李白等先后在梓州为官或游学,这些政治、文化名流、前贤,大多数都是杜甫崇拜的偶像级人物。

梓州作为“治有能名”王涣和“一代文宗”陈子昂的故乡,杜甫入蜀以来,就一直有想来走一走、看一看的意愿。在绵州他与李梓州相逢惜别时,曾作《送梓州李使君之任故陈拾遗射洪人也,篇末有云》就提到了梓州历史上的两位名人,王涣和陈子昂。诗的首联云“籍甚黄丞相,能名自颍川”,对于即将走马上任的李梓州,杜甫叮嘱他说,您作为一方地方长官,一定要秉清修节,勤政爱民,就像先贤黄霸、陆贾、王涣一样,声名远播。“能名”之典,即指后汉广汉郡郪县人王涣。《雁门太守行》(八解)云:“(王涣)清身苦体,夙夜劳勤。治有能名,远近所闻。”而《后汉书.循吏本传》对王涣的事迹记载更详:“王涣,字稚子,郪县人也。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晚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为太守陈宠功曹。......州举茂才,除温令。在温三年,迁兖州刺史。绳正部郡,风威大行......岁余,征拜侍御史。”《华阳国志》也称王涣聪敏惠断,抑强扶弱,公平廉正,深受百姓爱戴,并引用当时民谣说:“王稚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汉代的王涣曾为兖州刺史,杜甫的父亲杜闲在玄宗朝担任过兖州司马,青年时他曾多次到兖州“趋庭”省亲,于世代“奉儒守官”的杜氏,对郪县人王涣的事迹应该是熟悉的。因此,杜甫在赠诗中顺手以梓州先贤名吏勉励新任刺史李季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陈子昂,不仅是“一代文宗”,而且跟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同朝为官,关系融洽。唐圣历元年(698),杜审言因言获罪,外贬吉州司户参军,杜审言的朋友兼同僚陈子昂等四十余人为之饯行。陈子昂所作《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真实记录了事件缘由与饯别情形。杜甫对陈子昂、宋之问等前辈与祖父的这一番情谊一直牢记在心。故杜甫在梓州把家室安顿下来后,立即前往梓州射洪县凭吊陈子昂。

在射洪,杜甫瞻仰了金华山陈子昂读书台,“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站在凌冽的寒风中,看见读书堂石柱倾斜,长满青苔,诗人的心中不胜悲凉。他为雄才大略的子昂生不见用、才不得展而含冤殒命深深伤悼。接着,杜甫又去武东山参观陈子昂故宅,作《陈拾遗故宅》曰:“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陈子昂的故宅虽然不能长久保存,但是他留下的《感遇》诗篇所表现出来的忠肝义胆必将万古流芳,其儒道“忠义”必将千古共仰。

接着,他又披星戴月,冒寒凌险,继续南行,到通泉县(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并入射洪县)瞻仰郭元振故宅和薛稷留下的书画精品。

郭元振,即郭震。《新唐书.郭元振传》说:“郭震字元振,魏州贵乡人,以字显。”“十八岁举进士,为通泉尉。”为人任侠使气,不拘小节,被则天皇后破格提拔为右武卫铠曹参军,进奉宸监丞。“景云二年,进同中书门下省三品,封馆陶县男。......玄宗朱太平公主也,睿总与承天门,诸宰相走伏外省,独元振总兵扈帝,事定,宿中书者十四昔乃休。进封代国公。”在杜甫的心目中,郭元振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当机立断、关键时刻敢于挺身护主的英雄豪骏。杜甫徘徊流连于通泉县衙代国公曾经住过的老宅,他对代国公卓尔不群,肃清萧墙之乱的政治眼光与卓越功勋赞叹不已。

豪俊初未遇,其迹或脱略。

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

及夫登衮冕,直气森喷薄。

磊落见异人,岂伊常情度。

定策神龙后,宫中翕清廓。

俄顷辨尊亲,指挥存顾托。

群公有惭色,王室无削弱。

迥出名臣上,丹青照台阁。

我行得遗迹,池馆皆疏凿。

壮公临事断,顾步涕横落。

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

——《过郭代公故宅》

在通泉县县衙的一处屋壁,保留着当年薛稷游历通泉时(薛稷与郭震为太学同窗,薛稷游历通泉应为郭震做通泉县尉期间)所画《群鹤图》,近百年了,薛少保所画十一只白鹤,仍然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长人。佳此志气远,岂惟粉墨新。万里不以力,群游森会神。威迟白凤态,非是仓庚邻。”(《通泉县署屋壁后薛少保画鹤》)

薛稷不仅是唐代有名的绘画大师,还以书法名满天下,他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称为“初唐四大书法家”。在通泉县的惠普寺,杜甫还欣赏到了薛稷所画西方诸佛画像和书法珍品,“我游梓州东,遗迹涪江边。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观薛稷少保书画壁》,下同)。对于从小就十分爱好书法的杜甫来说,看到寺庙正门牌坊上薛稷撰写的“惠普寺”三个字,至今文采郁郁,他格外兴奋,“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

李白与梓州也有一段深厚的渊源。旧《潼川府志》载:“白,彰明人。隐居大匡山,尝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岁余而去。白在淮南,有《卧病书怀寄赵征君》(即《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诗。”李白十八岁时,心怀匡时救世之志,绵州从彰明来到梓州郪县,拜隐居于梓州城北长平山下的纵横家赵蕤为师,学习剑术与功名之道。师徒相处一年后,李白仗剑出蜀,离开梓州。

唐宝应元年年末,杜甫从通泉回到梓州,剑外终于传来了因“安史之乱”而误投永王李璘幕府的李白“遇赦东还”,目前正在当涂养病的消息(其实这年十一月,李白已在当涂病逝)。十六年的相思之苦,奔来眼底,杜甫一气呵成写下了《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

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

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

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

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

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

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

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

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

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

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

几年遭鵩鸟,独泣向麒麟。

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

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

已用当时法,谁将此义陈?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

莫怪波恩隔,乘槎与问津。

这首诗饱含深情,既浩然正气又寓意深长,表达了诗人杜甫对自己的超级偶像李白的一片深情,明末文学家王嗣奭说:“此诗分明为李白作传,其生平履历备矣。”而清人卢世㴶认为杜甫的这首诗,是“天壤间维持公道,保护元气文字”。

这次梓州南行,特别是拜谒了“一代文宗”陈子昂后,也由此引发了自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法自儒家有”(《偶题》)的杜甫,对有唐以来的诗文创作现象和一些重大文学理论的思考,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和体会,提出了自己的文学史观(诗论观),写出了《戏为六绝句》,开启了以诗论诗的文学评论先河。

第二年春末,杜甫又专程到梓州盐亭县寻访在国家危难时刻,疏财仗义的严震家族。严震,字遐闻。唐乾元年间(756-760),“安史之乱”未平,而又边患迭起之际,严震多次捐出家财资助边军,被授予梓州长史、王府谘议参军(正五品上)。后累官至宰相。贞元十五年去世时,因当年护驾德宗有功,追赠太保谥号“忠穆”。对这样的忠君爱国志士,杜甫由衷称赞道“全蜀多名士,严家聚德星”(《行次盐亭县聊题四韵》)。

寓居梓州期间,杜甫经常在涪江两岸寻幽访胜,先后游历了牛头山、兜率寺、惠义寺、香积寺官阁等地,还专程到东川节度使所辖中江县、涪城县,以及绵州、阆州等地游历,让诗人充分感受到了巴蜀丘陵地区的山川形胜和历史文化。同时,避乱梓州期间,杜甫对唐王朝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思考越来越多、认识越来越深,其忧患意识和政治洞察力也越来越强,他先后创作了《述古三首》《警急》《王命》《西山三首》《伤春五首》《忆昔二首》这类政治诗篇,它体现了杜甫高明的政治器识,也为后来的夔州诗风开了先河。

(六)回乡之路更便捷

梓州重要的军政地位和便利的水陆交通优势,也是杜甫选择梓州避难的原因之一。

梓州,山连三蜀,水散五溪,是连接巴蜀,通向三峡,交通吴越的水陆要冲和枢纽。公元757年,唐置剑南东川节度使,梓州为东川节度使驻节之地,由此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军政重镇,“为剑外一都会,与成都相对”。因此,梓州成为了是涪江流域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晚唐诗人、曾为东川节度使幕府书记的李商隐在《为河东公梓州谢上中书门下启》中说梓州“地接二江,镇分三蜀”,为“蜀川巨镇,郪道名邦”。

涪江古称涪水,发源于岷山主峰雪宝顶,经松州、龙州、绵州,流入梓州;再经梓州流入遂州,在合州与嘉陵江汇合,在渝州汇入长江,通江达海,直连吴越。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说:“涪江水运甚盛,盖自绵至合渝,多取水路而行也。”特别是在金牛古道不通、剑阁受阻的情况下,经梓州选择米仓道进入长安,或者沿涪江顺流而下,过三峡,登陆襄阳,北上进入中原,是一条既安全而又快捷的通道。

杜甫入蜀以来,心中一直有一个回乡梦、长安梦。他在秦州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赴蜀途中,杜甫来到五盘岭(又名七盘岭。即今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七盘关),眼看西蜀在望,而诗人却忽动乡关之思,“故乡有弟妹,流落随丘墟。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五盘》)。在成都,小日子虽然过得很安逸,但是思乡之情依然未断,“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绝句二首.其二》),“江动月移石,溪虚云傍花;鸟栖知故道,帆过宿谁家”(《绝句六首.其六》),“冬至日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至后》),看到严武被诏入京,杜甫回归故乡、回归长安的态度就更加坚决了,“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他来到梓州后,更是时刻地、焦急地筹划着出峡归乡事宜,“始欲投三峡,何由见两京”(《悲秋》)。在射洪,他跟李四丈人谈及自己归乡的心事时坦言,“东征下月峡,挂席穷海岛;万里须十金,妻孥未相保”。

念家思归,几乎成了此时杜甫的一块心病。同时,杜甫是一位极具家国情怀的诗人,他虽然难中逃难,身在梓州,然而他的心里时刻装着国家。“异方同宴赏,何处是京华”(《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似闻胡骑走,失喜问京华”(《远游》),“帝乡愁绪外,春色泪痕边”(《泛江送魏十八仓曹还京因寄岑中允参范郎中季明》),“叹君能恋主,久客羡归秦”(《送司马入京》),“中原消息断,黄屋今安否”(《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早花》)等等,这些诗篇所表现的都是诗人对国家、对朝廷的时刻牵挂,因此杜甫选择梓州避难也是他忠君爱国思想的自然流露与体现。

还乡归京,无论是从成都出发,沿岷江进入长江,过三峡,上襄阳;还是从梓州出发,沿涪江进入长江,过三峡,上襄阳,这条回乡之路、这条回京之路,杜甫不知在心中、在图纸上,规划过、涂写过多少遍。唐广德元年(763)春天,当唐王朝的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等被安史叛军占领土地和人民的消息忽然穿越秦岭,传到梓州时,杜甫喜极而泣,写下了他“生平第一首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从梓州出发,沿涪江顺流而下,“从巴峡”“穿巫峡”“下襄阳”“向洛阳”,杜甫将回乡返京的这四个必经地点,用“即从”“穿”“便下”“向”这些表示快捷的字眼将它们串联起来,其喜悦之情跃然纸上。

杜甫像(中国画) 蒋兆和 作(图源:光明日报)

四、结论

就这样,经过反复的考量,杜甫于唐宝应元年(762)七月下旬,从绵州来到了梓州,开启了他以梓州为中心的一年零八个月的难中逃难的避乱生涯。

可以说是梓州这方山水在杜甫最困难、最走投无路的时候,接纳了无家可归的诗人,是梓州这方山水给了晚年杜甫更多的人生与政治思考,是梓州这方山水使杜甫对大唐帝国的命运与自己的现实遭际,看得更加清楚与透彻。

对于杜甫在梓州的寓居生活,《新修潼川府志•人物志•流寓》是这样记载的:“宝应元年,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冬复归成都迎家至梓。十二月,往射洪南之通泉。广德元年,在梓州。春间往汉州,秋往阆州。冬晚复回梓州。是岁,召补京兆功曹,不赴。二年春,复自梓州往阆州。严武再镇蜀,春晚遂归成都。”

从唐宝应元年七月至广德二年(764)二月底,杜甫重回到成都草堂,他在梓州生活了共一年零八个月,并以梓州为中心创作诗歌一百六十余首。梓州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对杜甫的心理气质、价值观念、审美倾向,乃至语言风格等构成了新的影响,为他后来夔州诗风的形成开了先河,为他走向“诗圣”的殿堂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去蜀》)。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春夏之交,诗人带着满腔的悲愤与牢骚离开成都,也远离了梓州。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诗人远去的背影,将永远留在巴蜀大地,留在三台人民的心中,其诗风、人品将永远被人民景仰。

来源:巴蜀文史

作者:魏 浩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