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五个军团十二个师，这些师长都是谁？授什么军衔？

1934年10月7日夜，湘江北岸，篝火不旺，寒气已浓。“跟我来，冲过去！”短促的一声令下划破夜色。就是在这样的紧张气氛里，中央红军宣布按五个军团、十二个师重新编组，八万六千余人即将踏上一条生死未卜的道路。很多人不知道，那张整编命令背后，几乎囊括了当时红军全部的骨干力量，十二位师长也在此时被定格在历史的坐标上。

临行前，指挥部把番号排布得极为紧凑。第一军团握有一师、二师和少共国际师十五师。先锋一师由湖南安化的李聚奎掌旗，他在平江起义时因掷弹果敢被誉为“硬骨头”。乌江之战他率部夜涉激流，三十二小时后打开南岸缺口。1955年授衔时，他虽已转入后勤体系，但依旧补授上将。二师师长陈光则是湘南起义锤炼出的猛将，长征后期一度代理彭德怀的军团长职务；惜因性格激烈，1946年意外身亡，未赶上授衔。至于臂上只剩一只袖管的十五师师长彭绍辉，强渡大渡河时曾用残臂攀藤缆，被战士们抬进船里还在高喊“别停桨”。建国后，他与在旁督战的政委萧华双双列入上将序列。

第三军团由四、五、六师支撑。四师最先由洪超带队，他是黄埔四期，与林彪同宿舍。老同学相见无言，却在湘江边以身殉职，弹片击穿心脏。接任者张宗逊在草地里挺了过来，建国后补上上将肩章。五师师长李天佑出身广西临桂，百色起义后一路冲杀，翻越夹金山时他脱下棉衣丢给负伤警卫，自己披单衣行进，被战士私下称作“铁人”，1955年理所当然跻身上将。六师的曹德清和政委徐策没那么幸运，一个病逝扎西鱼井，一个在滇西游击中倒在枪火里，名字没有出现在授衔名册，却留在川滇老乡的山歌里。

第五军团兵力略少，仅十三师与三十四师。十三师师长陈伯钧黄埔毕业，井冈山时抢救因枪走火误伤同志而背负沉重心理包袱。抗战初期，他在山西辽县和日军遭遇时一巴掌扇走旅长头衔，却凭硬仗打回上将军衔。三十四师是全军总后卫，师长陈树湘在湘江一役左腿中弹被俘，烈火中撕腹取肠殒命，留下八个字：“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政委程翠林同日战死，整师牺牲率高达九成七，在中央档案馆的花名册几乎被黑线划满。

第八军团则是后来“拼”出来的部队。二十一师师长周昆资历老，却在1938年携公款失踪，至今成谜；政委黄甦于1935年贵州金沙江北岸掩护主力时中弹牺牲，同伴只来得及在乱石中竖根木棍为碑。二十三师师长孙超群仅授少将，原因很简单：此师原是地方武装扩编，战斗力有限，长征途中多半时间负责警戒和筹粮。政委李干辉后来留在敌后坚持游击，1942年在皖南被捕遇害，未能列入授衔行列。

第九军团虽规模不大，却有两位硬汉。三师师长罗炳辉号称“罗疯子”，滇军旧部出身，在泸定桥畔把绑腿当绳索抛向对岸桩木，桥面烈火烧焦他的眉毛。1946年梅雨时节，他因积劳成疾病逝南京，错过授勋。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在皖南事变的山谷里最后一次吹响冲锋号，随项英、袁国平同时阵亡，政委王开湘则因积弱成疾在1940年病逝新四军军部。

沿着湘江、乌江、金沙江、岷江、嘉陵江一路北上，再转西出草地，跨雪山，十二个师不断换番号、换指挥员，也不断有人倒下。统计显示，1934年10月瑞金出发时，十二位师长平均年龄仅29岁，最小的26岁，最大的已经步入而立。一年后到达陕北，存活的师长只剩七人，再后来能走进1955年授衔大礼堂的只有五人：李聚奎、赖传珠、彭绍辉、张宗逊、李天佑。大将黄克诚虽不是师长，却在长征中以三军团政委身份记下了全线牺牲数字——逾五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长征结束时的番号并未直接沿用到解放战争。第一军团改编为陕甘宁野战集团主力，第三、第五军团则分散进入新四军与八路军。那些曾经的师长，有人进入高等军事院校任教，如宋任穷；有人转行至后勤医药，如李聚奎；有人因意外错失军衔，如陈光、周昆。不同轨迹，却都起步于1934年那张整编令。

细看授衔榜，十二位师长仅孙超群是少将，其余存活者全部为上将，未授衔者不是牺牲就是病故或失踪。军衔只是符号，背后是体温、是呼吸，也是无数夜行山川的脚印。长征并未把所有人带到延安，却把他们的姓名写进了史书：或沉甸甸的勋章，或一行注解——“牺牲于湘江”“病逝于扎西”，简单，却足够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