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活捉老蒋的孙铭九，解放后上级破例批准：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过去不过五年，东北流亡将士中最能“闹事”的年轻军官非孙铭九莫属。大马金刀、嗓门洪亮，他常拍着桌子嚷：“要命我认了，可要我忘了东三省的雪仇，门儿都没有！”那一年，他才二十出头，跟着张学良辗转关内，一腔热血无处安放。谁也没料到，这个外表豪爽的关东汉子，此后竟在爱国、误国、卖国之间兜兜转转，走出一条波折得让人唏嘘的曲线。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两点。华清池外一片黑暗。孙铭九率着一个骑兵连摸至临潼骊山脚下，五分钟后冲锋号响起，枪声四起，宪兵哨卡瞬间哑火。逼蒋抗日的“捉蒋”行动，就此写进了中国近代史册。清晨六点，蒋介石衣衫破碎、脚扭伤，被孙铭九等人“请”下山。张学良见到手下完成使命，只对他说了一句：“辛苦了，兄弟。”这一役，使蒋介石被迫改变内战优先的方针，也把孙铭九写进了新闻纸。

然而荣耀只维系了短短数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 良被蒋介石押赴南京。东北军失去主心骨，旧将与少壮派矛盾骤然升级。1937年2月2日凌晨，震惊西安的“二二事件”爆发。孙铭九等七人闯入王以哲住处，枪声过后，元老派瞬间坍塌。结果却并非他想象的“掌握军权”，而是士气尽失、营垒瓦解。那一夜，他第一次尝到“好心办坏事”的苦果。

事后蒋介石一句“你敢对我，怕不怕部下也对你？”像钉子一样钉在张学良心头。东北军彻底乱了套，孙铭九为了躲避报复，只得由周恩来暗中护送到陕北，再转北平、天津。那段日子，他夜夜惊醒，枕下压着一把手枪，灯不开不睡。更尴尬的是，没了军饷也没了身份，生活一下子跌进谷底。

1943年春，汪伪政府在南京招兵买马。汪精卫抛出“曲线救国”说法，还放话要重整东北义勇军。孙铭九此时失意已久，自觉仍可凭武装为张学良“换个自由”。“只要给我兵，我自有办法。”他被虚名和权柄迷晕了头，投入伪政权，成了汉奸名单上的脸面人物。汪精卫将他包装成“少帅旧部”，安排赴东北策反旧识，试图撕开我党抗日根据地的侧翼。

1944年夏，他在济南获任山东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可好景仅一年。日本一投降，南京伪政权土崩瓦解，孙铭九仓促转投国民党。此时的他，既惧蒋介石的报复，又惶惑于自身多舛的履历。有人在茶馆议论他：“当年捉了委员长，如今还敢回来？”流言如同阴影，步步紧跟。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孙铭九奉命南撤途中被俘，押往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部。军调干部询问其旧事，他竹筒倒豆子般全盘托出，并再三解释自己从未亲手与共军为敌。专案组调查后发现：一则，西安事变中对实现国共合作起过作用；二则，虽在汪伪、国民党挂职，但未犯下血债。材料层层上报，最终送到华东局。1950年初，组织决定：留用观察，安排到上海市政府任参事，享受科级待遇。这在新政权对原国民党军官的处理里，可谓破格。

新岗位的薪水不高，却足够维持朴素生活。孙铭九搬进愚园路一套旧里弄，日日骑辆破自行车上下班，常跟年轻干部讨论城市粮食配给、电力修复这些“和平时期的大仗”。有人好奇地问他：“孙先生，当年枪口对着谁都不眨眼，如今伏案批公文，憋闷吗？”他笑得有些自嘲：“打打杀杀算什么本事，把百姓生活弄好，才是真难。”寥寥数语，道尽过来人心曲。

1980年代，海峡两岸风云渐缓。电视台采访旅美的张学良，镜头前的白发少帅坦言：“最想见的还是老孙，他救过我。”那盘录像辗转到了上海。画面里，张学良慢慢抬起头，说出“孙铭九”三个字时声音有些哽咽。已年近八旬的孙铭九默默看完，抑制不住泪水。他对旁边的老友低声道：“我这一生，若能再敬个礼给少帅，也就心安了。”

2000年4月8日，92岁的孙铭九在华东医院病房离世。按照遗嘱，遗体捐给医学院解剖教学。医学院志愿者在整理清单时发现，他的心脏曾受旧伤，胸骨有旧年弹片痕迹，或许是1936年西安城下留下的纪念。骨灰盒最终安放在龙华公墓，无碑无名，只留一串编号。

有人说他是民族罪人，也有人赞他有过血性功劳。两面评价交织，正映射出其命途之曲折。若仅用黑白分明的划线，人们或许轻易给出评语；但若把时间线展开，便会看到一个军事天才在时代漩涡中被裹挟、挣扎、悔悟的全过程。历史不为任何个人让路，个人却总在历史的激流里左右浮沉。孙铭九的履历，正是一页无法涂改的注解：热血易得，方向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