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名土匪遣人送信：我是王鼎山，希望新四军支援40万发子弹

1944年10月17日深夜，浙东皖南分界的乌龟岭上只有雨点敲打树叶的声音。一对装扮成母女的山民踉跄而行，她们的褡裢里裹着油纸，油纸里是一封急信，落款“王鼎山”。若被国民党宪兵截住，信使和信件都会消失在黑暗里，因此她们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敢说。

沿着崎岖山路下到上虞东郊的破庙，天刚蒙蒙亮。门口站岗的新四军战士喝了一声“口令”。“八月桂花开。”妇女低声对答，随后递出那封被雨水浸得发硬的信。值班兵一摸落款，迅速请来临时办事处主任陈山。

油灯下，陈山展开信纸，只看了两行眉头便紧皱：“被围四十余日，弹药见底，盼借四十万发子弹。”他抬头对副官说了句：“事情麻烦，可人必须救。”副官为难：“四十万发？全团储备也没有这么多。”陈山挥手，吩咐先去司令部汇报。

何克希司令员和谭启龙政委听完经过，沉吟片刻。“子弹凑不够，”何克希低声道，“但人情要给。你带两个连，先把他们接出来。”陈山领命而去，同时让信使带回回信：“子弹不多，人马可援，见字速动。”

事情的缘起要追到七年前。1937年冬，王鼎山还是嵊县一名佃农。地主逼租、兵匪横行，他的老母病死在寒夜，没钱买棺材。第二天他挑着锄头闯进地主家，被家丁打断一根肋骨，那一刻他认定再穷也要活出硬骨头。

1939年春，王鼎山在乱世中结识几位流亡汉子，占据白雾岭，树了面黑旗。“劫富济贫”是口号，也是活路。他们抢的是豪绅的钱粮，却给穷苦人留米留盐，名气一时传遍浙东诸县。当地百姓暗地喊他“王爷”，但官方档案给他盖了俩字——“匪首”。

1942年初，陈山受组织指派潜入嵊县，化名陈力平，以秀才身份投奔王山虎。其间他故意挑起矛盾，扶持王孝明分家，又联手王鼎山击溃王山虎。土匪窝被端那天，陈山将受困的百姓全部放下山，暗中留下十六个兄弟随他撤往山外。王鼎山在篝火旁敬他半碗冷酒：“改日若要用我，一封信即可。”

一年后身份揭开，陈山被调往上虞，继续整合地方抗日武装。王鼎山没立即下山，他挂念的是一千多条兄弟性命，担心共产党纪律太严，众人未必适应。于是他选择观望，但守住一句话：绝不跟汉奸同路。

1944年夏，国民党第十师忽然调防浙东，宣布“剿匪清乡”。几乎同时，日军浦江支队也南下抢粮。双重压力挤向乌龟岭，王鼎山的枪膛很快打空。他尝试夜袭缴枪，却被迫击炮堵在山口。第四十二个清晨，粮桶翻到底，他终于写下那张借条——“愿率众归新四军，惟盼四十万发子弹救命。”

十月下旬，新四军挺进分队悄悄抵近乌龟岭。陈山没带四十万发，他只带了八骡子弹药和两门迫击炮。但夜幕里接应信号一亮，王鼎山便率众冲破西北侧封锁，历时两个时辰全部突围。山谷火光映红天际，步枪声、骂声和山风混成一片，直到东边晨曦浮现才逐渐平息。

汇合后，王鼎山提出三个条件：一、兄弟仍归自己指挥；二、老弱家属需妥善安置；三、之前扣押的三名豪绅必须拿银元赎回。陈山当即答应前两条，对第三条沉了脸：“百姓一文不能碰。”静默半分钟，王鼎山扯断自己腰带：“好，银元退回去，我听纪律。”

乌龟岭队伍编为浙东游击纵队独立三大队，王鼎山任大队长，陈山兼政委。为了让这些出身草莽的兄弟迅速适应，他取消了沿用多年的“黑旗”标志，换成印着红星的袖章。“从今往后，枪口只对侵略者。”这是政工队在第一次队务会上写在黑板上的十个字。

随后几个月，新编大队在曹娥江、会稽山脉连打八场小规模歼灭战，炸毁国民党封锁据点六处，俘虏日军十余人。王鼎山指挥突击时嗓门极大，手臂一挥就往最危险处冲，副官笑称他“还是那股匪劲，只是旗子变红了”。每拿下一座碉堡，他都会先让战士搜出粮盐，分批送回山下村民。

1945年1月，华东野战军前敌指挥部嘉奖“乌龟岭大队”，王鼎山被授少校军衔。不久，陈山向上级提交报告：“此人能征惯战，品行已定，可提副团长。”批准文件送到时，王鼎山独自在营房门口站了许久，他没说感谢，只嘟囔一句：“四十万发子弹，一个子都没要成，倒把命押了出来。”说完大笑，枪背在肩，转身去整队出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