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伦敦一间阴冷的公寓里,曾经风华绝代的黄素琼快不行了。
她躺在床上,最后的力气都用来给远在美国的女儿张爱玲写一封信。
信里没说别的,就一句话:我想见你最后一面。
信跨过大西洋,几个星期后,飘回来的不是女儿的身影,而是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
这钱,不是安慰,更不是亲情的表达。
这是一笔账,一笔算得清清楚楚的账。
黄素琼收到支票后不久就去世了,但在她的遗嘱里,却把自己压箱底的一箱古董,全部留给了这个用钱跟她告别的女儿。
一个临死前想见女儿一面,一个用钱打发了母亲的临终遗愿。
这不像母女,倒像是一场算计了一辈子的生意,直到最后才结清。
要弄明白这里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得把时间倒回到1940年的香港,从那笔要了她们母女关系半条命的800块港币说起。
咱们得先说说张爱玲是怎么跑到她妈身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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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前,张爱玲过的日子,外面看着是公馆小姐,里子却是活在地狱里。
她父亲张志沂,是个标准的清朝遗少,除了抽大烟、娶姨太太,剩下的人生乐趣就是发脾气。
1938年,就因为张爱玲想跟她妈出去,张志沂把她往死里打了一顿,然后关了半年禁闭。
张爱玲得了严重的痢疾,高烧不退,差点就死在那栋阴森森的宅子里。
在她眼里,她那个远在欧洲的母亲黄素琼,简直就是神。
黄素琼这个人,确实是个传奇。
她是清末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拿着祖产,裹着小脚就敢跟丈夫离婚,一个人跑到欧洲去学美术,在阿尔卑斯山滑雪,跟徐悲鸿、蒋碧微这样的人当朋友。
她代表了那个年代一个女人能活出的最自由、最时髦的样子。
对于被关在笼子里的张爱玲来说,母亲就是自由本身,是她活下去的唯一念想。
于是,在一个下着雪的冬天,张爱玲从那座老宅里逃了出来,连夜敲响了母亲和姑姑住的公寓的门。
开门的那一刻,她觉得天亮了,以为自己终于逃出生天,奔向了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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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知道,从一个牢笼逃出来,有时候只是为了走进另一个。
母女俩住在一起的日子,一开始还算过得去。
但很快,问题就出来了。
黄素琼是个在欧洲生活惯了的“新女性”,她讲究生活品质,为人处世要优雅得体,说话走路都有一套标准。
可张爱玲呢,在那个旧家庭里长大,活得粗糙又笨拙。
她不会收拾屋子,走路含胸驼背,吃饭咂嘴,连待人接物的基本礼貌都不懂。
十八岁的大姑娘,吃个苹果都得等妈给削好皮。
黄素琼看不下去了。
她花钱请最好的老师教张爱玲钢琴、英语、礼仪,想把她改造成一个能带得出去的名媛。
但张爱玲天生就不是那块料。
她在文字世界里是天才,但在现实生活里,却笨拙得让人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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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素琼的期待,慢慢变成了失望,失望又变成了不耐烦。
她开始挑剔女儿的一切,从站姿到说话的语气。
那种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件怎么也雕琢不成的次品。
矛盾积压到最后,就变成了语言上的刀子。
有一次俩人又吵起来,黄素琼对着张爱玲吼出了那句最狠的话:“我真后悔当年给你治病,我宁愿你当时死了,也免得你现在活着受罪,也让我跟着受罪。”
这话有多伤人?
对张爱玲来说,等于母亲亲口宣布,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错误。
母亲的爱,不是没有,但它带着条件,带着要求,像一件尺寸不对的漂亮衣服,硬要套在身上,只会让人窒息。
1940年,张爱玲考上了香港大学,拿到了奖学金。
不久后,她给英文杂志写稿,挣了800块港币。
在当时,这笔钱不是个小数目,足够一个普通家庭大半年的开销,也够她交学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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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800块对张爱玲来说,意义太大了。
这不只是钱,这是她第一次靠自己的本事,在这个世界上站住脚的证明。
尤其是在她那个处处都瞧不上她的母亲面前,这是她递上去的一份成绩单,一份“我不是废物”的宣言。
她兴冲冲地把钱拿给黄素琼看,心里想的,可能是能换来一句肯定。
结果,黄素琼的反应让她从头凉到脚。
她根本不信。
在她眼里,这个连路都走不好的女儿,怎么可能靠写几个字就挣到这么多钱?
她的第一反应不是骄傲,而是怀疑。
一种最不堪的怀疑,怀疑这钱来路不正。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成了张爱玲一辈子的噩梦。
黄素琼趁着女儿洗澡的时候,冲进了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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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来关心,而是来进行一场屈辱的“检查”。
她要亲眼确认,女儿还是不是清白之身。
那个场景,在张爱玲后来的小说《小团圆》里有非常隐晦但痛苦的描写。
一个少女的自尊,就在母亲怀疑的目光和冰冷的手下,被撕得粉碎。
张爱玲尖叫着让她滚出去,那一刻,母女之间的那点情分,也跟着滚得一干二净。
事情还没完。
过了几天,张爱玲从母亲的朋友那里无意中听说了一件事:黄素琼前两天打牌,手气不好,“恰好”输了800块。
张爱玲一下子就全明白了。
她辛辛苦苦挣来的,证明自己价值的800块钱,就这么被母亲轻飘飘地在牌桌上挥霍掉了。
这已经不是怀疑了,这是彻底的漠视。
母亲用行动告诉她:你的努力,你的才华,你的尊严,在我这里,一钱不值,甚至不如一场牌局的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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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张爱玲心里的一扇门,对她母亲永远地关上了。
她开始跟母亲算账,一笔一笔地算。
她上学花了多少钱,生活费是多少,她都记下来,写信告诉母亲,说以后会用稿费分期还清。
她们之间,不再是母女,变成了债务人和债权人。
亲情,被她用一种冷酷的商业逻辑,彻底清算。
所以,17年后,当黄素琼躺在病床上,发出最后的请求时,张爱玲寄去100美元,这并不是一时的冷血。
这是她那套逻辑的必然结果。
在她看来,生养的恩情,她用钱还了;欠下的债,她也一笔一笔地结清了。
这100美元,是她支付的最后一笔款项。
账算完了,关系也就到头了。
没人知道黄素琼看到那100美元时是什么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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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最后的举动,却像一个迟来的拥抱。
她留给张爱玲的那箱古董,后来成了张爱玲在美国最困顿潦倒时期的救命钱。
她和丈夫赖雅生活拮据,全靠变卖这些母亲的遗物度日。
母亲活着的时候,没能给女儿最想要的认可。
死后,却用最实际的方式,庇护了女儿的余生。
这份爱,给得太晚,也太沉重,最终变成了一笔永远也算不清的糊涂账。
张爱玲终生没有回国,那箱古董用完后,她与故土的最后一点物质联系也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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