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倍LPR与20%利率红线，会导致信贷市场供给萎缩吗？

作者 | 董云峰

来源 | 新金融琅琊榜

最高利率上限，一个足以改变行业命运的数字。

四季度以来，助贷新规落地实施，24%利率红线板上钉钉；此后不久，监管部门向消费金融公司下达压降个人贷款综合成本至20%的窗口指导。

最近流传的小贷公司监管文件，要求所有新发贷款综合成本不得超过24%，且原则上要在2027年底前降至4倍LPR（按照最新LPR，即12%）以内。

利率悬剑逐渐落下。实际上，就算24%的利率上限，在全球范围内也属于绝对低值。

如果12%左右的利率红线成为中长期的常态，消费金融与互联网贷款市场的格局将面临巨震。
山雨欲来，市场正在加速洗牌。头部机构加速调整定价与客群策略，部分中小机构因成本压力退出市场，长尾客群信贷可及性面临考验。

一个常识是，那些风险定价在红线之上的需求不会消失，而是很可能转入地下，传统高利贷与地下钱庄将更为活跃。除非政策性信贷供给与社会救济力度大幅提升。

然而，在压降融资成本的政治使命面前，很多机构、很多从业者以及很多客群的命运，都只能让位，或者被牺牲。

在下文中，新金融琅琊榜将梳理美国、英国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信贷利率监管实践，以期对中国市场提供些许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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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信贷利率监管的核心矛盾在于平衡市场效率与消费者保护。不同国家和地区基于金融市场成熟度和社会治理目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监管范式。

1、美国：双层监管架构下的灵活规制

美国构建了联邦与州政府分工协作的双层监管体系，形成“立法兜底+州权自主”的监管格局。

联邦层面虽未设立统一的全国性利率上限，但通过《联邦诚信借贷法》《公平债务催收法》等一系列法规，确立了强制性信息披露核心规则，保障消费者知情权。针对特殊群体，《纳尔逊修正案》明确军人及其亲属的消费贷款年利率不得超过36%，形成刚性保护红线。

州层面则呈现差异化监管态度，分为禁止型、允许型和有条件允许型三类模式。阿肯色州等设定消费信贷年利率17%的固定上限，部分州则采用“联邦贴现率+浮动点数”的动态定价机制。

此外，监管机构通过限制贷款展期次数等措施，遏制以贷养贷乱象，美联储还设立流动性支持工具，应对市场波动引发的信贷收缩风险。这种分层监管既适应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也为消费者提供了多层次保护。

2、英国：刚性价格上限与全流程管控

英国针对高成本短期信贷推出全球最严格的价格管控体系，由金融行为监管局主导实施“三位一体”监管规则。

其一，设定0.8%/天的日利率上限，确保贷款成本与期限成正比；其二，明确逾期费用双上限，固定罚金不超过15英镑且逾期利息不得超初始利率标准；其三，设立总成本天花板，要求利息和费用累计不得超过本金总额的100%。

在监管执行上，英国将利率合规与市场准入直接挂钩，所有高成本信贷机构必须持牌并承诺遵守利率规则方可运营。

配套制度方面，《消费信用法案》对信贷合同缔结、违约责任、营销行为等全链条进行规范。

最终英国政府构建了“价格管控+行为监管+法律保障”的闭环体系，有效遏制了掠夺性借贷。

3、日本：危机倒逼下的强监管重构

日本消费信贷利率监管经历了从放松扩张到严格规制的转型。

上世纪90年代，为刺激消费放松监管后，消费贷公司通过自动放贷机等便捷渠道快速扩张，年利率高达30%以上，引发个人破产潮。

惨痛的社会代价推动监管体系重构，2006年修法确立三大核心规则：将消费信贷年利率上限强制降至20%；设定借款总额不超过借款人年收入三分之一的量化标准；要求所有放贷机构接入全国统一征信系统，遏制多头借贷。

日本监管的突出特点是“事后纠偏+源头治理”并重，不仅要求机构退还过去收取的超额利息，还大幅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倒逼不合规中小机构退出市场。

《贷金业规制法》同时规范债务催收行为，严禁骚扰式催收，成功扭转了行业野蛮生长的局面。

4、德国：审慎导向下的合规化监管

德国消费信贷利率监管以稳健审慎为核心，构建了“法律兜底+行业自律+监管协同”的三重体系。

法律层面，《德国民法典》《消费信贷法》明确利率监管底线，禁止收取不合理费用，要求所有信贷产品必须以清晰易懂的方式披露年化利率及总费用。与其他国家不同，德国未设定全国统一的固定利率上限，而是通过“公平定价原则”进行柔性约束。

在监管执行上，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与消费者协会形成协同机制，对信贷机构的定价行为、合同条款、催收流程等进行全维度审查。

行业自律层面，德国银行业协会制定统一的行为准则，引导机构自觉遵守公平定价原则，同时建立纠纷快速解决机制，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维权渠道。

通过这三重体系，既维护了市场定价灵活性，又通过严格的行为监管遏制了非理性定价，使得德国消费信贷不良率长期保持低位。

5、澳大利亚：责任导向的成本管控

澳大利亚《国家消费者信贷保护法》于2009年通过，是澳大利亚首部全国统一的消费信贷监管核心法律。

2013年，修订后的《国家消费者信贷保护法》引入针对小额短期信贷（发薪日贷款）的严格价格上限：设立费不超过贷款金额的20%，月费不超过4%，综合年化成本限制在约48%以内。

与单纯利率限制不同，澳大利亚监管强调“负责任的贷款义务”，要求放贷人必须在放款前充分核实借款人还款能力。配套措施包括强制加入全国统一征信系统、限制债务催收行为频率、禁止对逾期贷款收取复利等。

澳大利亚模式的特点是用结构化费用替代僵化利率限制，并通过强化机构主体责任实现源头风险防控，为成本敏感的长尾客群提供了相对平衡的保护方案。

6、中国香港：基于“两线三区”的审慎实践

香港对放债业务实行历史悠久的“两线三区”利率管制体系，集中体现于《放债人条例》。

该条例以年利率48%和60%为界限划分合法区、可质疑区与违法区：低于48%的借贷合法有效；48%至60%之间被推定为“苛索”，是否构成超额利率完全依赖法官自由裁量；超过60%则属刑事犯罪，放贷人最高可被判罚款十万元及监禁两年。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未对小额短期信贷设立利率豁免或特殊条款，所有贷款统一适用上述标准。实践中，为避免司法争议和刑事风险，持牌放债人普遍将利率自律控制在48%以下。

在配套机制方面，香港持牌放债人公会制定《放债人营运守则》作为行业自律规范，对营销宣传、合同订立、债务催收等环节提出更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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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启示

纵观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监管实践，固定上限抑或柔性定价并不绝对，也仅仅是信贷监管的一部分。相对共性的经验，则是信息披露透明化、风险防控全链条与法律保障体系化等。

1、构建分层分类的监管框架

中国信贷市场呈现头部合规与长尾高风险并存的二元结构，需借鉴美国、英国经验，建立差异化利率监管体系。

针对核心客群相对优质的大中型商业银行等头部机构，可以采用基准利率+风险溢价的市场化定价机制，赋予机构合理定价自主权。

针对市场参与主体多元的助贷市场，应设定全国统一的综合资金成本上限，将利息、手续费、服务费等全部计入年化利率，明确不得突破的刚性底线，参考国际经验设置合理的保护阈值。

针对不同客群的风险特征，还需强化特殊群体保护。对年轻人、灵活就业者等偿债能力不稳定的群体，可引入收入负债比管控规则，限制其信贷总额不超过年收入的一定比例，并要求机构采用更审慎的授信模型，避免过度放贷。

同时，应正视长尾市场的运营成本现实，在设定利率上限时充分考虑获客、风险、运营等综合成本，防止一刀切压降导致市场供给断层，确保合规机构可持续运营。

2、完善信贷全链条监管规则

国际经验表明，有效的利率监管需贯穿信贷全流程，而非仅聚焦利率本身。

其一，建立强制信息披露制度，统一利率计算标准，要求机构在广告宣传、合同签订等各环节，以“醒目字体+单独提示”的方式披露年化利率、还款计划、逾期责任等关键信息，杜绝低息诱惑与隐性收费。

其二，强化贷前审查与贷后管理，要求机构建立适配当前经济环境的信用评估模型，将就业状况、收入稳定性、共债情况等纳入评估维度，限制贷款展期次数，对借新还旧行为进行严格管控。

其三，征信体系建设是风险防控的核心支撑。应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征信平台全覆盖，强制要求所有消费信贷机构接入，实现借款人负债信息实时共享，从源头遏制多头借贷和过度负债。

3、健全法律保障与配套机制

信贷利率监管的长效化离不开完善的法律体系支撑。尽快制定更高层级的信贷法规，明确利率监管标准、各方权利义务、违法处罚规则等核心内容，弥补当前监管规则分散、法律效力层级低的短板。

在债务处置方面，推广深圳、浙江等地的个人破产制度试点经验，建立合理的债务豁免与重组机制，为确实无偿还能力的借款人提供缓冲空间，同时降低金融机构坏账风险。

此外，有必要构建监管引导、机构自治与消费者教育并举的多元共治体系。

监管部门应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定期监测利率政策对市场供给、消费者权益的影响，及时调整监管力度；金融机构需强化主体责任，提升风险管理能力；社会层面应加强金融知识普及，重点向年轻人讲解信贷成本计算、债务管理等知识，从源头减少非理性借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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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全球经验表明，贷款利率管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模式，每种选择都是权衡取舍的结果。

中国需立足自身市场实际，吸收国际经验精髓，构建分层定价、全链管控、法律保障、多元共治的监管体系：

既要通过明确利率上限、强化信息披露等刚性措施，遏制掠夺性借贷；也要避免过度行政干预导致市场供给萎缩，保障居民合理信贷需求；更要通过征信互联、风险监测、消费者教育等长效机制，从源头培育健康的信贷生态。

归根到底，金融监管的本质，是在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