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时，城里富太太遭遇了什么？一位日本老兵讲述亲身经历

在日本，一个叫曾根一夫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光景里，决定不再沉默。

他屋子里的空气都是陈旧的，跟了他快一辈子，就像他心底那个秘密一样，藏了将近五十年，早就捂得发霉了。

他颤颤巍巍地拿起笔，不是写家长里短，而是要捅破自己灵魂里一个早已溃烂流脓的疮疤。

那支笔在他手里，比一把枪还沉。

他要写的，是1937年冬天，他在一个叫南京的中国城市里，干过的、看过的那些事。

这本后来叫《私记南京虐杀》的东西，不是小说，是一个从地狱爬回来的人，交上的一份罪证。

曾根一夫，曾经是日本华中派遣军里的一名士兵，他用这支笔，戳穿了一个被精心掩盖的事实：在那场地狱浩劫里，有一群女人，她们的优雅和美丽，成了她们被优先拖入深渊的理由。

1937年，曾根一夫才22岁，跟当时日本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样，脑子里装满了“大东亚圣战”的口号，以为自己是去解放亚洲的英雄。

他跟着部队，从上海一路杀向南京。

这条路，根本不是行军路，是一条用血和火烧出来的焦土带。

日本的指挥官们为了赶时间，下令部队拼了命地往前冲，结果跑得太快，管吃管喝的后勤部队被远远甩在了屁股后面。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老话是这么说，但他们偏不。

饥饿和疲劳，很快就像两条恶狼，撕咬着每一个士兵的神经。

上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甩下来一道命令，听着很简单，叫“就地征收”。

这四个字，对一支已经杀红了眼的军队来说，等于给了一把万能钥匙，能打开任何一扇门，拿走任何东西，干任何想干的事。

它把士兵们脑子里最后一根叫“纪律”和“人道”的弦，给彻底绷断了。

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什么“天皇的士兵”，他们就是一群穿着军装的野兽，被饥饿和征服欲驱使着。

12月13日，日本的太阳旗在南京城墙上晃悠的时候，冲进城里的日本兵，已经不能算是一支军队了。

那是一群饿疯了、累疯了、也杀疯了的掠食者。

他们的眼睛，最先盯上的，就是城里那些看起来气派非凡、有高墙大院的宅子。

在他们看来，那里面不仅有白花花的大米和干净的水，还有闪闪发光的金银珠宝，以及…

可以让他们发泄一路积攒下来的兽欲的女人。

沦陷前的南京，是当时中国的脸面，一座既有古老秦淮河桨声灯影，又有新街口洋楼咖啡馆的城市。

住在这里的上流社会的女人们，是这座城市最亮丽的点缀。

她们穿着剪裁合体的旗袍，身上戴着温润的玉石或闪亮的钻石，说话轻声细语，走路摇曳生姿。

她们是这个国家精心培育出来的花朵，养在温室里，不识人间疾苦。

可灾难一来，她们过去所拥有的一切——财富、地位、美貌，反而成了最致命的毒药。

曾根一夫在他的回忆录里，用一种冰冷到让人发抖的口气，解释了当时他们那群人的逻辑：抢有钱人，收获才大。

那些高大的院墙，在平时是身份的象征，是保护，但在那个时候，成了最醒目的靶子。

日本兵一脚踹开大门，第一件事就是翻箱倒柜。

金条、首饰、古董字画、绫罗绸缎，只要是值钱的，统统卷走。

有个军官甚至直接把人家客厅里的红木家具劈了当柴烧，就为了烤一块抢来的肉。

抢东西，还只是个开始。

当物质上的东西被抢光，文明的外衣被撕烂后，他们那充满血丝的眼睛，就落在了宅子的女主人身上。

这些女人，皮肤白嫩，身上有香气，跟他们在乡下、在战场上看到的那些灰头土脸的农村妇女完全不一样。

这种巨大的差别，没有让这些士兵产生一丝一毫的怜悯，反而像一桶油浇在了火上，瞬间点燃了他们内心最黑暗、最暴虐的征服欲和破坏欲。

曾根一夫自己写下了他亲身参与的一幕。

他和几个同伙闯进一户大户人家，房子的女主人看起来就是那种大家闺秀，穿着讲究，神态还努力保持着镇定。

他们把她丈夫用绳子捆起来，堵上嘴，然后就在丈夫眼前，对这个女人进行了轮流的、毫无人性的侵犯。

整个屋子里，只有男人被堵住嘴发出的“呜呜”声，和女人从压抑到绝望的哭喊声。

但这些声音，在当时，只会让施暴者感到更刺激。

完事之后，为了不留后患，他们用刺刀结果了这对夫妻。

曾根一夫后来写道，他也是其中之一，尽管在写下这些字的时候，他感到“五脏六腑都像被撕裂一样悔恨”，但在那个疯狂的下午，在所有人都那么干的环境里，“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漂亮、有钱、有文化，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就是原罪。

她们精致的旗袍，成了被撕扯的目标；她们姣好的面容，成了引来恶魔的信号；她们因优越生活而养成的柔弱气质，在那些士兵眼中，就是“好欺负”的代名词。

如果说，零星的暴行还能用“个别士兵失控”来狡辩，那么，在南京城里发生的、针对上流社会女性的大规模、有步骤的凌辱，就明明白白地暴露了日军高层一个更恶毒的算盘：他们要通过摧毁一个国家最有文化、最有地位的那个群体的女性，来从根子上瓦解这个民族的精神和反抗的胆量。

曾根一夫的记录，和当时城里其他外国人的记录，比如德国人约翰·拉贝的日记，美国传教士魏特琳女士的笔记，都能相互印证。

日本兵的行动，不是没头苍蝇乱撞。

他们就像一群有组织的猎手，专门挑选最有价值的“猎物”。

他们不光是抢和杀，更是在进行一种充满仪式感的羞辱。

曾根一夫就提到过一个绸缎庄的老板娘。

因为家里有钱，人也长得漂亮，被一队日本兵给盯上了。

在被反复蹂躏之后，那些士兵竟然用刺刀，在她光洁的背上歪歪扭扭地刻上了“大日本帝国”几个字，然后狂笑着把她从高高的城墙上，推到下面冰冷的护城河里。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发泄兽欲和杀人了，这是一种精心设计过的、向所有幸存的南京人展示“谁是主子”的恐怖表演。

这样的事情，在全城各处上演。

有钱人家的女人，不像穷人家的姑娘，可以把脸抹上锅灰，混进难民堆里，躲进破烂的窝棚。

她们的家就是她们的牢笼，她们的身份就是她们的催命符。

从被拖出家门那一刻起，她们失去的，不光是钱财和性命，更是做人的全部尊严。

有的被几个士兵拖到院子里，练习刺杀；有的被浇上汽油，和自家的豪宅一起烧成灰烬；还有的被成群结队地押到长江边，在被机枪扫射之前，还要遭受最后的侮辱。

那些曾经代表着一个时代风华和体面的女人，她们的生命，最终就那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她们的尸体，有的和垃圾一起漂在长江里，有的被扔进城外的“万人坑”，一把火烧成了无法辨认的焦炭。

她们的遭遇，是南京大屠杀这幅人间地狱的画卷上，最让人心头发紧、最刺痛神经的一笔。

1938年初，曾根一夫所在的部队调走了。

但他这个人，好像有一半被永远留在了南京。

那些女人的哭喊和眼神，成了他后半辈子挥之不去的噩梦，夜夜在他耳边回响。

他晚年写下那些东西，不是为了让谁原谅他，他自己也知道，他干的那些事，下十八层地狱都赎不了罪。

他只是想把真相说出来——南京发生的一切，不是什么“战争中的意外”，而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从肉体到精神上，彻底毁灭一个民族尊严的罪行。

从光鲜亮丽的锦衣华服，到被血浸透的破碎布条，南京城里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女人，在短短六个星期里，经历的是文明在赤裸裸的暴力面前，是如何被轻易碾得粉碎。

她们的故事就是一句冰冷的警告：当人性里的恶被权力放出牢笼，当战争的机器可以无视一切道德的时候，任何所谓的文明和优雅，都脆弱得不堪一击。

曾根一夫在出版回忆录后又活了十几年，那些南京的冤魂陪着他走完了最后的路。

而在他曾经施暴的那座城市，长江边的万人坑上早已长满了青草，江水依旧东流，带走了血腥，却带不走那段历史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