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什么总要苏辙捞？

在网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北宋第一护哥狂魔，一生只做三件事：吃饭、睡觉、捞苏轼。

说的是苏轼屡遭贬谪，全靠弟弟苏辙营救。

不可否认，苏辙确实多次为苏轼奔走求助，兄弟二人的感情也深似手足。

然而，大多数苏轼被贬的时候，苏辙也在遭贬谪，而且多数时期苏辙的官职不高，并没有救苏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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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苏辙同科进士出身，一起进入官场，从北宋神宗时期开始，就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双双被新党打压。

此后的几十年里，兄弟二人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大多时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苏轼被贬时，苏辙往往也会受到牵连，要么被贬到同样偏远的地方，要么被调任闲职，没有足够的权力和能力去救哥哥。

比如，苏轼第一次被贬是在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中，他被贬为了黄州团练副使。

几乎同时，苏辙因为替苏轼求情，被从湖州通判贬为筠州盐酒税监，官职比苏轼还低。

后来苏轼被贬到惠州、儋州（今海南），而苏辙也同期被贬到雷州（今广东湛江）、循州（今广东龙川）。

两人同时被贬到了当时的蛮荒之地，只能隔空相望，以书信相互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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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句话倒也不是没有道理，苏辙确实有过两次重要的救兄行为，一次是乌台诗案时请求辞官替罪，另一次是苏轼被贬儋州时，暗中托人照顾哥哥的起居。

就说历史爱好者大多知晓的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苏轼因为在诗文中讽刺新法，被新党官员弹劾“谤讪朝廷”，关进了御史台监狱，这就是“乌台诗案”。

当时新党想借机置苏轼于死地，案件牵连了数十名官员。

苏辙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立刻写了一封《为兄轼下狱上书》，向宋神宗求情。

在奏疏里，苏辙直言哥哥的过错，愿意用自己的官职和俸禄来替哥哥赎罪，甚至请求辞官回乡，换哥哥一条性命。

这次救助是苏辙捞哥哥最直接的一次，但当时苏辙的官职仅仅是湖州通判，区区一个地方官员，只能动之以情。

但乌台诗案并不是单纯针对苏轼个人的迫害，而是当时新旧党争的产物，苏轼作为旧党群体中被新党重点打击的目标之一，仅靠一个苏辙，是无能无力的。

不过，这封奏疏虽然没有直接让苏轼获释，但起到了缓冲作用。

而保住苏轼最关键的环节，是章惇、王安石等朝廷重臣站出来为苏轼说话。

加之太皇太后曹氏爱惜苏轼的才华，对宋神宗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宋神宗才从轻发落，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保住了他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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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乌台诗案，苏辙在其他时候对苏轼的帮助，更多是精神与钱财的支持。

比如苏轼被贬黄州时，生活困顿，苏辙就把自己的部分俸禄寄给哥哥，帮他缓解经济压力。

苏轼被贬儋州时，苏辙虽然自己也被贬雷州，但还是托朋友在当地关照苏轼，让他不至于在蛮荒之地无依无靠。

北宋哲宗时期，旧党一度掌权，苏轼和苏辙都被召回京城，苏辙还做到了尚书右丞，这是他仕途的巅峰。

但好景不长，新党再次上台，兄弟二人又一起被打压。

苏轼被贬惠州、儋州，苏辙则被贬雷州、循州，官职一降再降，最后成了没有实权的闲官。

在这种情况下，苏辙连自己都保不住，捞哥哥自然也就无从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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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推行新法，主张通过改革增加国家财政、加强中央集权。

而以司马光、苏轼、苏辙等旧党，则认为新法过于激进，会损害百姓利益，坚决反对，双方的矛盾由此越来越深。

新党掌权后，为了推行新法，开始清洗旧党官员。

苏轼之所以被重点打击，是因为他是旧党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而他不仅在朝堂上公开反对新法，还在诗文中多次讽刺新法的弊端。

比如他写“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讽刺新法中的盐法导致百姓吃不起盐。

写“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讽刺新法中的水利工程不切实际。

这些诗文被新党官员抓住把柄，罗织成“谤讪朝廷”的罪名，发动了乌台诗案，企图以此来震慑所有反对新法的官员。

而且，乌台诗案牵连的并不是苏轼一个人，而是数十名旧党官员。

新党官员在调查苏轼的过程中，把与苏轼有诗文往来的官员都列为同党。

比如当时的宰相吴充、翰林学士章惇，都因为替苏轼求情受到牵连。

在这种大的环境下，别说苏辙官职不高，就算他身居高位，也很难改变苏轼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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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苏轼和苏辙，是相互扶持、彼此慰藉的亲兄弟。

苏轼性格豪放、直言敢谏，容易得罪人，仕途更坎坷；苏辙性格沉稳、处事圆滑，仕途相对平稳一些，但也多次因为哥哥受到牵连。

苏辙的帮助给了苏轼坚持下去的力量，而苏轼的豁达也让苏辙少了很多担忧。

在二人的书信之间，留下了无数感人的诗文。

北宋第一护哥狂魔的称号，又何尝不是对兄弟情深的写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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