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济会为何与华夏文明天然对立？

郑重声明：本系列文章为基于“洪清宇宙”的历史架空创作，

描述的是发生在平行宇宙的故事，与现实无关。

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早在夏朝，华夏文明就产生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包括了中央政府背书的中心化货币，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强大的国有经济集团。

以上各要素，共同构成了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由近及远、由亲到疏的华夏贸易圈；

以贸易为基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圈！

为大多数人谋取福利，构建多数人参与的利益共同体，

社会主义，构成了华夏文明的真正底色！

社会主义路线不可避免地触碰了走资派的利益，后者掌握资源和力量，反扑力量非同小可。夏朝初期的动荡，本质上是走资派与社会主义接班人之间的殊死斗争，也是共济会与华夏文明第一轮大战。

夏朝建立不久即遭遇太康失国，代表共济会势力为剿灭社会主义萌芽进行的激烈反扑；

百年之后的少康中兴，则是凭借社会主义路线，华夏文明获得全面复兴。

但是，社会主义红旗并没有一直飘扬下去。

公平地分蛋糕的夏朝，遭遇了更能做大蛋糕的竞争者的强力挑战。

公元前1600年，夏朝覆灭，走资派扶植的大邑商取而代之，华夏文明沦陷于共济会的全面控制之下！

前情提要：

根据1723年出版的《共济会宪章——内容最古老、最正宗、最尊贵的兄弟会之渊源、戒律、法规等》，简称《共济会宪章》，共济会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四千年前的大洪水时期。但是这个源头并非诺亚方舟，而是大禹治水。

共济会的胚胎形成于东方，着床于欧洲，在美洲发育完成，这就是美国。

大禹治水是华夏文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治水经验总结而成的《洪范九畴》， 是华夏文明最核心的文件之一，可以理解为《华夏文明白皮书1.0》，也是理解“洪清宇宙”的核心密码。共济会的“上规下矩”标志，就是“洪范”。

大禹治水后，各方势力阵营彼此斗争，持续数千年，本质上都是按照本方的理解，践行《洪范九畴》的思想。因此而衍生出来的秘密组织，就是共济会或称洪门，其宗旨是：

天下/世界秩序的守护者！

组织也许出自伟光正的初心，但由于组织在暗中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庞大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所谓共济会，就成为“肉食者联盟”的代称，为了门户私计蝇营狗苟的一帮精英，作为中国（中央集权政体）的对立面或者阴影存在。

治水五人天团的后裔，分别建立了夏商周齐秦五国，构成了中国上古历史的主线。然而还有一个隐藏在历史阴影中的庞然大物，暗中操控这一切。这就是有莘氏，共济会的初代目。

“天下为公”的理想，与人性中的贪婪利己的私欲之间的永恒之战，从文明诞生之初就以开始，持续到人类文明的灭亡！

一、共济会为何与中央政府天然对立？

难道说四千年前的夏朝，华夏文明就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接下来，请忘掉僵化过时的社会五阶段论（斯大林提出，并非马克思提出），我们重头梳理一下其中的核心逻辑。

经济社会最基本的概念是分工，社会发展的本质就是社会分工不断细化深化。

分工的前提，是不同个体或组织之间能够进行交易（贸易）。如何建立有效的贸易机制成为关键。

交易的媒介被称为货币，通常自然产生的贵金属货币（例如金银），货币价值由货币本身提供，而不依赖其发行机构，是一种去中心化货币（比特币与之性质类似），天然最适合充当贸易的媒介。

既然加密货币这么好，为什么主流国家视之如大敌呢？

原因在于，去中心化的货币，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可怕的诅咒！

交易可不仅仅是商品交换那么简单，而是塑造了人与人关系的底层代码。

我们长期生活在充斥着贸易的世界里，对于一些基本概念往往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当今世界最接近贸易原始形态的是国际贸易。

所谓国际贸易，最大的特点是贸易双方缺乏一致的信用背书（彼此之间难以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在四千年前的环境下，不同部落之间就相当于“国际环境”。基于去中心化货币诞生的国际贸易体系，遵循最小作用量原理的一般性原则，也无需维护稳定的国际环境。

这样的好处是，国际贸易网络容易建立和延展，但坏处是，国际贸易长期处于无法无天的丛林环境（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正是如此），因此特别适合横跨黑白两道，持剑经商兼营打劫走私的贸易集团。

前文反复提及的有莘氏，正是这一类的贸易集团。至于后世的圣殿骑士团、威尼斯商团、英国东印度公司，泉州海商集团，也是同类型的组织。我们用一个统一的标签联称呼他们，这就是“共济会”。

各国中央政府背书并发行的纸币，货币本身并无价值，其价值完全由发行机构赋予并承兑，这就是所谓的中心化货币（人民币、数字人民币，美元、欧元都是这类），这种货币通常只适合在一国境内流通，如果要作为国际贸易媒介则困难重重（想想人民币国际化有多难）。

贡赐制度，本质上就是中央政府给参与交易的各个部落分别记账，它起到了类似中心化货币的作用，而且因为形式更简单，反而更接近其本质。

与去中心化货币相比，中心化货币与权力机构之间是相互成就的关系，也就是该权力机构越强大，那么接受中心化货币的人越多，该货币的适用范围就越广，证明该货币越强势；反过来，中心化货币越强势，也就更方面地调动各种资源，由此极大加强权力机构所拥有的权力。

权力机构的拥有者，也就有更大的动力，维护并加强该权力机构，同时加强中心化货币的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建立强大的国有经济体系，来为中心化货币背书的同时，加强并扩展中心化货币的贸易圈，不断地将无序的“国际贸易”，转化为有序的“国内贸易”。

随着华夏贸易圈的扩展，越来越多的人或组织会觉得，我为什么不直接加入华夏贸易圈，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从而享受种种便利？

从古到今，华夏文明圈的扩张，主要是由贸易扩张推动，军事和文化只是辅助手段，这与西方文明主要依赖军事和宗教扩张存在本质的差别。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是古代唯一的长期稳定存在的超大型国家（国土超过两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五千万）。即使到了现代，除中国以外的超大型国家，也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将来还会进一步分裂。

但是在去中心化货币利益集团看来，中心化货币形成的华夏贸易圈越扩张，自身的利益范围就越被消减；反过来，华夏贸易圈越衰弱，自身的利益就越容易扩张，双方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这就是共济会与中央政府天然对立的根本原因。

二、夏后氏与有莘氏此消彼长

中心化货币与去中心化货币，如同阳与阴，光明与黑暗，相互对立，相生相克。

两种货币背后的利益代表，自然也是相生相克，彼此斗争，甚至水火不容。

所谓共济会，就是一种拜（去中心化）货币的准宗教组织，他们信奉金钱万能，信奉自由主义，以（去中心化）货币为中心，建立起跨国跨种族的国际资本利益集团。

在夏朝时期，共济会这个名词并不存在，但基于共济会原理运行的组织，作为贡赐制度的对立面，伴随着贡赐制度而生。

这两种利益模式的强弱并非是一定，而是此消彼长，阴阳相生，特定阶段阳盛阴衰，另一个阶段则是阴盛阳衰。

华夏文明的历史，就是在这两种利益集团的相互斗争之下，曲折前进，螺旋上升。

夏朝的贡赐制度，对于原本就占据经商的地利，掌握了关键战略物资，以贸易和金融立足的有莘氏，造成了严重的利益威胁。

夏后氏作为天下共主，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必须做到一定程度的抑强扶弱，保证公平，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有莘氏作为私营经济的代表，可以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和资源优势，追求利润最大化，谋取本族利益，甚至不惜割他族的韭菜，也就是“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

因此，尽管贡赐贸易十分粗糙，但是确实为大量的中小型部族带来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他们还是愿意支持夏后氏这个中央贸易平台。

有莘氏这种本来就占据贸易优势的部族，本质上还是对中小部落割韭菜，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韭菜本来就不多，割着割着就秃了。再加上中小部落大量参与贡赐贸易，避免被有莘氏割韭菜，让可割的韭菜进一步变少。

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有莘氏将贡赐贸易视作“眼中钉，肉中刺”。

于是，双方的矛盾不可避免，不可调和。

在夏朝建立最初一百多年的交锋当中，有莘氏首先扶植武观发动武观之乱，但此时开国君主夏启余威尚在，叛乱平息，有莘氏被震慑；一计不成后又生一计，有莘氏又把从北方南下，游牧属性很强的有穷氏当枪使，搞乱夏后氏的统治；为了便于控制有穷氏，还特地安插了寒浞这个代理人；

寒浞作为洪承畴的前辈，很好地完成了有莘氏交代的使命，但是他却没能建立稳固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寒浞的统治没有给多数人带来利益，尽管寒国一时武力强盛，但得不到天下人的支持，只能是昙花一现。

少康作为夏后氏的一代中兴雄主，借助有虞氏的力量，以赘婿身份成功实现翻盘，并且巧妙地拜托了老丈人的控制，没有成为有虞氏的棋子，重建并加强了大禹奠基的贡赐制度，得到了大多数中小部落的支持，建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在少康的孙子的时代，夏朝扩张到历史的极盛。

由于历史记载的缺失，我们并不知道少康与有虞氏之间发生怎样的明争暗斗，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信息进行合理的推测：

其一，有虞氏的领地更加靠东，比较容易受到东夷的威胁。少康之子姒抒发动的东征之战，极大打击了东夷势力，加强了有虞氏的领地安全。 姒抒的母亲是有虞氏之女，这一系列东征的决策，很有可能来自有虞氏的政治诉求。

其二、有虞氏应当是积极加入了夏后氏的国营经济体系，特别是官营制陶业，长期被有虞氏所控制。这就好比国营石油公司长期被某个家族所垄断，而且其家族利益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这就使得有虞氏缺乏在政治上进一步作为的动力。

商代夏后，商汤将有虞氏首领虞遂分封在陈地，并担任陶正，整个商朝五百年，该官职一直被有虞氏的后代世袭。周代夏后， 周武王特地将陶正官虞遏父之子妫满（即陈胡公满）封为陈国国君，来继承舜帝之正宗正统，并将长女大姬配嫁于他，并令其继续担任周朝的陶正。妫满成为陈国开国国君，并成为陈姓始祖。

三、夏商的天命更易

在夏朝初期的斗争中，人们已经隐约领悟了所谓“天命所归”的真实含义，这被姜尚（姜子牙）总结在《六韬》当中：

“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

夏朝通过建立贡赐制度，做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同天下之利”，因此得到了天下的拥护；有莘氏尽管强大，但归根结底只是“擅天下之利”，因此折腾百年最终还是失败了。

但是，贡赐制度毕竟只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初级阶段的一种粗糙制度。太康中兴大约一百年后，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贡赐制度的的弊端越来越显露出来，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从形式上看，夏后氏的中央贸易体系，需要中央政权背书，不仅每次交易都要被收“手续费”，而且交易需要定时定点，受到极大限制，很不方便。而且为了实现贡赐贸易不得不付出的往返路费，也造成了高额交易成本。

有莘氏占据交通之利，可以从沿海地区直接收集贝壳作为货币，各个部落只要拥有货币，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易。与此同时，有莘氏贸易的核心区域，出现了一个新兴的部落，这个新兴的部落就是商，也是后世商人的始祖。

相传，商族第七代首领子亥（通常被称为商王亥，简称为王亥），发明了牛车，采用牛车装载货物，可以实现送货上门的贸易，使得各个部落不用舟车劳顿远赴夏都，在家门口就可以实现贸易，史称“王亥服牛”。

有莘氏原本掌握的贸易和金融资源，再叠加商族的物流服务，两者强强联合，形成了颠覆夏后氏统治的大杀器。与莘商联盟的新型贸易带来的利益相比，夏朝中央政府的贡赐贸易，对于各个方国来说越来越成为一种鸡肋，甚至弃之如敝履。

夏朝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能够更公平的分蛋糕，但分蛋糕的前提是能把蛋糕有效做大。如果出现了更能够将蛋糕做大的竞争者，“平等的贫穷”显然不能得到天下人的拥护。

夏后氏集中力量办大事建立的国营手工作坊体系，商族不仅也可以搞，而且搞得更好，而且他们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更加深入地控制了原料产地，用奴隶解决劳动力问题，更新了技术，特别是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建立了全产业链优势。

特别是曾经被夏朝征服的东夷诸部，原本就不服华夏的统治，他们在新兴的贸易利益纽带之下，逐渐团结在商族核心周围，成为夏朝东方最有威胁的反抗力量。

商族还将先进的青铜产业链大规模运用在军事上，青铜兵器甲胄渗透率达到惊人的30%，将经济和技术优势转化成为军事优势。

夏朝君主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秩序，不得不越发依赖强制手段，在其他人看来就是越发荒唐暴虐，如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倒行逆施。

商族看夏朝的军队，就如同我们看特朗普战列舰一般荒唐可笑。

天下人心向背发生重大变化，天命更易，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未完待续）

洪清宇宙系列（连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