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医疗史2

中国百年医疗史（11）：被嫌弃的医学布尔什维克

19世纪末，梁启超首次用「东亚病夫」称呼国人，将人身体的强健，与国家的强大联系起来，希望以此唤起社会的觉醒，「除旧弊、布新猷」[1]。

就像社会其他领域一样，在医疗健康方面，政府和社会也希望可以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理念，以改变中国的旧弊。

但是，一直以来也只是在医疗技术层面的亦步亦趋，无非培养一些会开西药能做手术的医生，而且人数也非常稀少，对于健康领域整个社会面貌的改进可谓杯水车薪。

直到1921年，加拿大人兰安生（John Black Grant）来到协和医学院，开启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之路。

说起来，1921年又是一个充满巧合的年份。在这一年南方的嘉兴南湖，召开了中共一大；而在北京，则迎来了有「医学布尔什维克」之称的兰安生[2]。

不受待见的「医学布尔什维克」

虽然兰安生是协和的教授，协和又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但是兰安生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工作与贡献，最初仅与他个人有关，而不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或者协和医学院的想法。

事实上，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也是更偏向保守派，而美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在当时也是比较落后的。

兰安生被取了一个「医学布尔什维克」的外号，这对他来说绝不是什么褒奖。

这从他后来各种建议在基金会中受到的阻力，就可以体现出来[3]。

甚至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做了12年会长的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在他50年代时写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中，都完全没有提及过兰安生[4]。

所以，兰安生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内部很可能是个不怎么受待见的员工。

兰安生的父亲是加拿大传教医生，但他出生在中国宁波，所以从小就会说汉语。后来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20年时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师从韦尔奇博士和亚瑟爵士（Arthur Newsholme）。

正是在这一时期，兰安生开始阅读英国社会主义组织费边社的读物，思想转向激进。不过兰安生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他只是更希望社会平等[5]。

1921年时，北京的一些欧美教职员工出现了疑似传染病的情况，于是洛克菲勒国际卫生委员会（International Health Board，IHB）临时把他派到中国处理一些紧急的卫生服务。

所以，从一开始，洛克菲勒基金会完全没有要求他做任何公共卫生相关的工作，也没有让他在协和开设课程。

年轻时的兰安生

此时新的协和医学院还没有毕业生，大部分学生未来的打算都很简单，要么留校教课，要么私人开业，这对个人来说都是大有前途的事情。

也有少部分学生对未来充满了迷茫。

比如还在协和读书时，陈志潜就把这种教育培养出的医学模式称为「买卖式医学」，认为很多医生「自私自利，霸占医术之买卖权力」，使得「医与社会之结合，纯粹金钱性质」。「久习成风，人民见惯不惊，富贵者买医，贫穷者无医，成为当然之理。于是医术本发源于博爱之宗旨，而其结果反近于偏爱，此固非立医之本意也。」[6]

兰安生敏锐的捕捉到了这种情绪，以他对中国的了解，以及深入的调研，他认为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有可能出现一种「建立在大学研究上的计划社会」[7]，也就是专业人士研究和领导下，有政府参与的医疗卫生体系。

这在当时的美国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他们缺乏这种政府主导的文化传统，同时又形成了医学会为代表的既得利益群体。

但是在中国，却有可能实现。

也正是因为这种「疯狂的想法」，他被自己纽约的老板们认为是医学的布尔什维克（Medical Bolshevik）。

北平「一所」的诞生

兰安生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对社区人群健康有帮助的专业工作人员，至少应该和临床医生同等重要。因此他要开展公共卫生项目，要为中国培养公共卫生人才。

就好像学习物理化学，需要有实验室做试验；学习临床医学，需要有附属医院进行实习；同样，要进行公共卫生相关研究，也需要一个场所进行实验，通过真正的实践工作，才能检验各种卫生理念的正确性。

这样的实验场所，应该是一个社会上的真实社区，有几万人口，人们在这里工作生活，同时又可以开展实验性质的公共卫生项目。

就像教学医院可以为未来的医生提供实习操作的机会，这个实验区也可以为未来的公共卫生人员提供实践机会，积累经验，为国家培养公共卫生人才。同时，实验区中取得的医疗健康成果，也可以作为示范，在全国其他地区推广。

但是他的这种想法，遇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协和医学院的共同反对。原因很简单，这不是他们的初衷，他们担心这样的项目会分散教学精力，影响学生毕业时的质量[8]。

于是，兰安生先从申请开设课程做起，同时积极寻求地方政府的支持。

终于在1925年，达成了与北京市政府的合作，在北京市左二区成立了公共卫生事务所。以朝阳门大街为北界，崇文门城墙约一半处为南界，东城根及崇内大街分别为东、西界，划出一片人口大约5.8万人的区域，作为公共卫生实验场所[9]。

市政府将这一区域的环境和个人卫生职权，以及卫生预算都交给事务所，并且支付卫生警员的薪水，由事务所负责向这一地区提供最低限度的卫生保健[10]。

有了政府的支持，协和也同意拨款资助，最终达成北京市政府与协和的投资比例四六开。不过，由于政局动荡，后来的资助基本就都是协和自己承担了[11]。

这片实验场所一开始叫做「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从名字也能知道它在政府中的位置了：归警察厅管，而且是「试办」性质。后来终于在1928年稳定下来，改名为「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简称「一所」。

茫茫黑夜中的启明星

北平「一所」服务的对象，是整个区域内的居民，前期5万多人，后来发展到10万人。它要解决这些人口从生到死，各个生长时期可能出现的疾病和健康问题。

为此，「一所」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医疗保健网。这个网分为三级：基层是地段保健，包括学校卫生和工厂卫生；然后是医疗保健的各科门诊；最后是合同医院，包括协和医院和其他医院。

在这套医疗保健网下，「一所」具体开展的工作包括，各种疾病门诊，妇幼保健，家庭接生，学校工厂卫生，健康宣教，生命调查等等[12]。

这些我们现在看来，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工作，正是在一百年前的「一所」，一步一步实验开展起来的。

经过「一所」的努力，实验区中的死亡率，从第一次统计时的22.2‰，下降到1934年时的18.2‰，同期美国的死亡率为10.9‰[13]。

除此之外，兰安生还非常重视对于相关人才的培养，希望这些未来的医学精英，从一开始就种下服务社会的理念。

因此他尽可能的要求协和医学生们，都要有在「一所」实习服务的经历，从而可以让他们接触到真正的底层民众。

每个星期五晚上，事务所员工与协和公共卫生的同学们都在兰安生家聚会，讨论中国医疗卫生的未来，经常直至深夜[14]。

后来，「一所」的工作经验和模式在北京上海南京推广开来，很多非协和的学生，也自愿到「一所」进行服务[15]。一位齐鲁医学院在协和旁听兰安生课程的学生感慨：

「在整个社会人口觉悟之前，最大的需要是使医学界的觉悟水平提高。」[16]

虽然当时在「一所」之外，大部分中国人的生命就像芦苇一样，在乱世的风雨中飘摇，在饥饿与瘟疫的夹缝间喘息，面对疾病只能将命运托付于虚无的神明，匍匐着等待未知的明天；但是，此时在「一所」中开展的各项工作，正是这茫茫黑夜中的启明星。

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都受到了「一所」的影响。而且，它更是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真正致力于社会卫生事业的人才，比如最有代表性的陈志潜，将在后面的内容中做详细介绍。

我们回顾过现代医疗在中国的萌芽历程后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有一股张力持续存在，那就是中西医之间的冲突。

这一冲突的复杂性，可能远超字面意义上的表述。它不仅是中医与西医的技术对立，更是多重矛盾的复杂交织：

民族屈辱记忆与文化自卫的本能，国家现代化的诉求与文化传承的焦虑，科学理性与传统经验智慧，强制性变革与渐进式改良，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同时还掺杂着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经济争夺，以及政治权力对医学话语权的重新分配。

在这场被简化为「中西医之争」的风暴中，每一方都有自己的道理，每一种选择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合理性。

接下来，我们将站在医学专业和历史的角度，去审视一下这一冲突。

[1]杨瑞松《病夫、黄祸与睡狮》，政大出版社2010年9月

[2]Mary Brown Bullock，An American Transplant：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3]同上，以及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4]Socrates Litsios《John Black Grant - a 20th century public health giant》，Perspect Biol Med 2011,54

[5]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6]陈志潜《吾国全医建设问题》，世界日报1928年8月

[7]Mary Brown Bullock，An American Transplant：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8]同上

[9]《话说老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9月

[10]Mary Brown Bullock，An American Transplant：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11]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12]《话说老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9月

[13]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14]Mary Brown Bullock，An American Transplant：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15]《话说老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9月

[16]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中国百年医疗史（12）：中西医千年融合，百年成仇

古庙依青嶂，行宫枕碧流。

水声山色锁妆楼，往事思悠悠。

云雨朝还暮，烟花春复秋。

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

这首《临江仙》描绘的古今并置、新旧交替的图景，与百年前的中国很是神似：

传统中医就是那依山而立的古庙，根深蒂固；而现代西医则是那临水而建的行宫，新贵显赫。

在这场关于医学正统性的争论中，中西医双方就像那江边的啼猿，为了各自的理念和利益，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这种辩论固然推动了思想的碰撞与进步，从历史来看可能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过程常常偏离医学的根本目的。对于孤舟上的行客——那些在疾病面前本就愁苦万端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更迫切需要的，是这种思想革新尽快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医疗救治。

这首词的作者，是五代时前蜀的李珣。他的祖上是波斯人，唐末时随唐僖宗入蜀[1]。他除了是一位花间派词人之外，也通晓波斯医药，著有《海药本草》一书。

所以，所谓中西医的交汇，岂止百年，至少唐代时就已经有了。

第三章 变味的中西医纷争

很多讨论「西医东渐」的著作和文献，都选择从19世纪开始说起，或者至多再向前推到17世纪，比如曾经西药对康熙皇帝的影响，或者早期西方解剖学图谱的传入。

但实际上，在更早的时候，西方医药就已经在影响中国了。

唐代丝绸之路发达，陆海两路畅通，伴随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域外药物也大量涌入[2]。

为了区别本土物种，古代给域外事物命名时，经常用「胡」、「番」、「海」、「洋」等作为前缀，比如食物里的胡麻、番茄、海椒、洋葱等。药物也有外来，比如胡桐泪、番红花、海红豆、洋金花之类。

杜甫有个好朋友叫郑虔，杜甫曾称赞他「神农或阙漏，黄石愧师长。药纂西极名，兵流指诸掌。」就是说他的医术和兵法都很好。

而郑虔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写了一本书叫作《胡本草》。虽然目前这本书已经失传了，但至少说明，在当时人们对于外来药物的吸收与包容。

后来唐末五代时，波斯裔的李珣写了《海药本草》，收录了海外泊来的药物124种，李时珍《本草纲目》从中选择了十四种。

元代的医学大融合

对西方医药空前融合的是在元朝。

元代将西域医学称为回回医学和回回药学，主要是经阿拉伯人传入的希腊医学[3]。

为了融合回回医药，政府特意设置了一个官方机构广惠司。据《元史》介绍，这个广惠司是由西域弗林人（今叙利亚）爱薛建立的，一开始叫京师医药院，后来改名为广惠司，「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4]。

许有壬在《大元本草序》中说：

「开辟以来，幅员之广，莫若我朝……西域医术号精，药产实繁，朝廷为设官司之，广惠司是也。然则欲广《本草》以尽异方之产，莫若今日也。」[5]

关于元代对西医的应用，陶宗仪在《辍耕录》中曾记录过一则故事：

「邻家儿患头疼，不可忍。有回回医官，用刀割开额上，取一小蟹，坚硬如石，尚能活动，顷焉方死。疼亦遄止。当求得蟹，至今藏之……」[6]

关于这一段记录，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解释说：

「医师很可能用了一种减轻颅内压力的手术。所谓“小蟹”，是因为“癌、肿瘤”和“蟹”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均为“sartan”，中文译为“塞儿汤”，因此译为中文就变成了“蟹”。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该词不仅指“癌、肿瘤”，也指恶性溃疡或脓肿。这则史料实际上说的应该是恶性溃疡。」[7]

由此可见，至少在元代，西医西药就已经在中国民间出现过了。

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讨论营养学的专著《饮膳正要》，作者是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其中收集了不少本草、验方及食物特性的资料，还介绍了印度、西藏、西番、回鹘各族的食品，分别说明这些材料的特性，药用功效以及各种宜忌[8]。

就在同一时期，出现了中医史上的金元四大家，也都强调食补。因此推测这时候的中西医药融合，应该对中医的发展带来了影响。

所以，到明代李时珍写《本草纲目》时，就记录了大量西方来源的「胡药」。

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又加入了更多外来药物，其中来自西欧的药物数量，远多于来自东亚、南亚、西亚与北非等地的药物数量[9]。

可见，所谓「西医东渐」，不是近一百年来才出现的，而是有着更久远的历史，可谓「自古有之」。

但是回看过去一千年来「西医东渐」的历程，却不曾有过所谓中西医的激烈冲突，而更多的是交汇融合，中医在包容西医的同时自我成长。

为什么西医来华经历了至少一千多年，但到最近的一百年，突然出现中西医冲突了呢？

在我看来，中西医能有千年融合史，可能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其一，古代中西医认识论并无根本分歧。

近代以前的中西医，虽然来源不同，但是底层的认识论却是一致的。大家都是经验医学，很多理论都是建立在个例实践观察上的朴素认知。

虽然古希腊有四体液学说，中国则是阴阳五行，但是对生命都是持一种整体观，认为疾病就是一种平衡的打破。

而关于疾病的诊断，或者治愈的判断，都只是靠感官去做直接的感知，靠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去获取信息。

对于疾病治疗，也都更愿意接受一种「自然」的疗法，依赖于身体的自我调节，也更符合整体观的认知。

因此在医学方面，古代中西方认知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而不存在底层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巨大鸿沟。

这种情况下，中医看待西医，更多只是认为习俗上的差别，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对于胡药来说，更多只是不同地方物产上的差异，而没有太大的文化冲突。

其二，技术水平的相对均衡。

从古代到近代，中医一直不比西医落后。

无论是唐代的中医和同期的阿拉伯医学，还是元代的中医和同期的回回医学，它们都处在前现代医学的同一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相互学习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就好像平时有点小病小痛，就去邻居家打听点经验自己试试。在当时的中西方，你有好的药材，我有好的方剂，大家各取所需，共同进步。

虽然从16世纪开始，西方解剖学、生理学和化学都有了惊人的发展，但这些基础学科的进步，并不能很快体现在医疗上。

比如解剖学的发展，对外科有比较大的帮助。不过外科医生应该都清楚，解剖学对于做好手术只是必要条件，而远非充要条件。手术指征的把握，围手术期管理，这些关系到手术成败的关键因素，都不是解剖学可以解决的。

从整个医学的认识论方面，西医直到近代传教医生来华时，也都没有显著的领先。

从1581年利玛窦来华到1851年，270年间译成中文的西医书仅有2种，都是解剖学方面的；而同期西方翻译出版的中医著作却有70余种[10]。

虽然这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出中医的固步自封，欠缺对外学习，但同时也说明，在近代之前的中西医学交流中，中医长期处于输出地位。

其三，融合时间的充分性。

古代的西医东渐，是一个散点式、长时间的过程，因此可以给到融合以充分的反应空间与时间。

一种药物、一个方剂、一项技术，可以更容易地被吸收到中医的庞大体系中，就像大海吸收溪流一样自然。

《本草纲目》中的那些「胡药」，正说明了它们可以被逐一赋予中医的理论解释，从而被纳入中医体系，成为中医的一部分。

而且还有时间节奏上的加持。古代的中西医融合是以世纪为单位的漫长过程，可以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

即使一开始刚接触时，可能会有认识上的冲击，但这种漫长的时间跨度，给到中医充分适应和消化时间。于是，各地的医学家们也可以温良恭俭让，虽然学说不同，但也不至于剑拔弩张。

最后，文化心态的自信从容。

当时的中国更加强盛，也就更加自信。即使面对一些文化冲突，也都能大度包容。

唐代的长安、元代的大都、明代的北京，都是当时世界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在这种权力格局下，中国人面对外来医药时，怀着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松弛感——是我主动选择接受你的好东西，作为对自己医学的补充和丰富，而不会当作挑战和威胁，更没有被迫接受的屈辱。

而且，作为强势文化，拥有对外来事物的定义权。当胡药进入中国时，它们被按照中医的理论体系重新解释和分类，比如被纳入中医的药性理论，赋予各种性味和归经。这种定义权的掌控，确保了外来医药的融入不会冲击本土医学的核心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外来医药的融入更进一步增强了本土文化的自信心。《本草纲目》中大量胡药的存在，不是对中医的否定，反而是当时中医包容性和先进性的证明。

对外部事物的仰视，显然是源于一种自卑；而刻意的鄙视，可能只是一种防御心态，其实质仍然是自卑。唯有一种平视的观察，才是真正自信的体现。

就像许有壬在《大元本草序》中的那种语调：「西域医术号精，药产实繁」——这是强者对众生技艺的欣赏，而非弱者对强者的仰视。

近代冲突的三重打击

到了近代，上面的原因全部被打破了。

首先是认识论革命。

20世纪以来，西医发生了认识论上的革命。显微镜、X光、麻醉术、无菌术，这些不仅是技术进步，更代表着从经验观察转向实验验证、从整体感知转向精确测量的思维转变。统计学方法开始用于评估治疗效果，临床证据取代了个案经验。

此时的中西医之争，不再是技术比较，而是发展为「什么才是认识疾病的正确方法」的哲学辩论。

其次是技术代差显现。

在治疗效果上，中医开始显现出劣势。疫苗预防天花，鼠疫防控，无菌术带来产妇死亡率和新生儿死亡率的大幅下降。到20世纪初，使用西医的欧美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有了大幅提升，而中国仍然在30多岁徘徊。

这种客观的技术代差，使得传统中医的相对劣势显得格外刺眼。

最后是文化心态逆转。

更致命的是，伴随着这一次西医来华的，是坚船利炮和创伤屈辱。中国从世界中心沦为半殖民地，文化心态发生了彻底颠倒。这就让一种医学竟然染上了征服者的色彩。接受西医就不再是简单的技术选择，还掺杂了文化屈服的象征。

此时的中西医之间，也就早已超出了医学技术的范畴，单纯学术上的审视变得不再可能。本来疾病种类繁多，西医并不能在所有疾病方面都做到完美无缺，即使是在认识论层面上，也应该有可以学术探讨的空间。两套医学体系，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其利弊，然后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但民族情绪让理性的比较分析失去了土壤——鼓吹西医的要救亡图存，鼓吹中医的要保种留根。不管是接受还是否定，都必须整个体系打包选择，于是争论就只剩下「全盘接受」与「全盘否定」两大阵营之间的攻讦，再无中间地带。

而如此强烈的变革，竟然是在短短几十年中突然爆发，从而让人产生一种需要快速做出选择的紧迫感。

于是，提供给中西医融合的空间和时间都被大大压缩了。

这非常符合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在《偏见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中，有关于「内群体」的理论描述[11]。

当内群体受到外部的敌意而且处于弱势时，群体内部会分化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要通过学习外部强者的文化，来实现自己群体的赶超；另一种认为要通过巩固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实现自己群体的存续。

这两种观点很容易滑向各自的极端：全盘接收外来文化，视本群体文化为全面落后；或者全面否定外来文化，视对外学习者为叛徒。

事实上，这样两种极端观点，都是人群产生的偏见。这种偏见出现的核心原因，在于对「内群体」的定义框架过于狭小，而不能站到更高的维度，去寻求对两个貌似对立群体进行融合的可能性。

虽然纵观几千年历史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华民族本来是擅长这种文化的融合，但是在近代短时间内的冲击之下，仍然还是形成了偏见。原本可能的技术交流，变成了不可调和的文明冲突，理性的学术讨论，演变为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

[1]【五代】何光远《鉴诫录》，【宋】黄休复《茅亭客话》

[2]王家葵《本草文献十八讲》，中华书局2024年10月

[3]萧婷《元代中国的回回医学和回回药》，欧亚译丛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6月

[4]【明】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4月

[5]【元】许有壬《至正集》

[6]【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

[7]萧婷《元代中国的回回医学和回回药》，欧亚译丛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6月

[8]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3月

[9]张勇安《医疗社会史研究（第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6月》

[10]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二版）》，学苑出版社2012年10月

[11]戈登·奥尔波特《偏见的本质》，后浪出版社2020年1月

中国百年医疗史（13）：中西医之争背后的经济账

虽然称为中西医之争，好像是相互对立的两派势力，但实际上，中医和西医的内部，也并非是全然统一的。甚至中西医各自内部的差异，恐怕并不比中西医之间的差异更小。

在陈志潜上世纪20年代写的《新旧交替》中，对社会上的中西医（当时称为新医和旧医）有非常精彩的分析[1]，后来很多相关讨论，都是在此基础之上。

中医生的三个档次

当时的中医生按照出身，可以分为三类：儒医、家传和江湖郎中。

一、儒医

儒医听起来很有文化，而且大多是前清翰林，进士举人，但大都是半路出家，没有老师，全靠自己翻书琢磨。

好一点的真读过《内经》《本草》；一般的只是看看当时人写的文章，就自己理解着开方；还有下等的就直接死记几个药方，然后靠一张嘴金木水火土的忽悠。

但不管哪个档次，都有个共同优势：读书人身份。大家觉得既然儒道造诣很深，那从儒转医自然轻而易举。于是靠着「儒」这个标签，身价能涨十倍。

二、家传

这类医生大多并没读过医书，但因为家里有个医生，耳濡目染能知道不少药名方子。老医生一死，就能挂出「世代秘传」的招牌接班。

他们经验往往比儒医强，但在社会上被看作「不学无术」，因此只能得到「劳力者」认可，而得不到「劳心者」的赏识。不过生意总还能做得开，吃饭不愁，所以「世代秘传」的招牌也不会消失。

三、江湖郎中

江湖派地位最低，但影响力很大。他们识字不多，理论不通，但动手能力强，更重要的是胆子大。而儒医世医往往胆小如鼠，最怕见血，很多时候还得让江湖兄弟帮忙。

而且，他们收费便宜，老百姓请不起儒医世医，就找江湖郎中。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打针火罐，五花八门地干。所以，虽然大家认为他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他们也还始终保持着一席之地。

除了出身不同外，因为中医典籍之间本身就有很多矛盾之处，比如《内经》和《难经》之间就有多处不一，不同人就有不同的理解和解读，于是基于不同的师承与家传，中医理论也分裂为诸多派别[2]。

名中医任应秋在《中医各家学说》中介绍了七大学派：伤寒学派、河间学派、易水学派、攻邪学派、丹溪学派、温补学派、温病学派。所以，即使是儒医或者家传的中医生，相互之间也都各有主张，互不买账，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西医生的三种出身

再说西医生。除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基于留学地点不同而形成的英美派和德日派之外，西医也像中医一样，有着出身的不同，也可以分为三类：学校出身、医院出身，以及江湖杂牌。

一、学校出身

当时国内西医学校除了少数几所洋人办的，大都缺钱缺教材，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有些毕业生质量很低。而且毕业后又缺乏实习机会，所以这些国内毕业生被当作「土货」。

「洋货」自然就是从国外回来的，其实也不一定都好，同样有优良中差。

不管「土货」还是「洋货」，毕竟是学校毕业的，对人体构造、器官功能、疾病原理、诊断方法、药物性质，总是有基本了解的。

那些真正在国外专门学习多年回来的，大多在学校教书，而且数量极少，对实际医疗看病其实影响不大。

二、医院出身

教会医生来中国时需要助手，就培养了许多中国教友当助理。比如1907年时估计，当时中国有300名外国医生，以及5000名本地助理[3]。

时间长了，这些助手就掌握了各种治疗方法。有的心思活络了就脱离医院，自立门户。

一般民众对医生并没有选择能力，只要看见医生招牌就去看病。所以各省都有这种医院训练出身的新医生。

这些医生可以类比旧医中的世医家传，对医学典籍没研究，但临床经验相对丰富，因此也能和学校出身的分庭抗礼。

三、江湖杂牌

新医中也有江湖派，用陈志潜的话说，包括「不安分守己」的护士和药剂师，还有些专打吗啡针的野狐禅。

这些人在医学上没地位，社会上也少人信任，但同样也占了胆子大这一条，而且没啥底线。因为都是用些新医的手段，于是社会上也把他们当作新医代表。他们也毫无顾忌，在官私各方面都能混得开。

这批人数量很大，潜在影响也大，但所作所为与新医学理其实是完全冲突的。

巫医：被忽视的第三方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类「医生」，既不是中医也不是西医，但是却拥有更广泛的市场，这就是巫医。

现在很多人常把中医和巫医混为一谈，以「毉」字的古体来说明自古医巫不分。但其实「毉」只是一个异体字，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只有「医」和「醫」，而没有「毉」。《说文解字》中也是用的「醫」，「酉」作部首，取「酒所以治病也」[4]。而中医也很早就已经在形成自己的理论，要和巫术区分开。

左上角的「医」是放箭矢的兵器匣，右上角的「殳」是一只手握着武器，下面是一坛酒。因此推测最早的医生应该是军医，以药酒处理伤员。出土商代文物中发现，通常军医与随军占卜师可能是同一个人的工作，因此「毉」字也可能代表了一个人不同的工作内容，而非以巫为医。

一般巫医看病不用药，只给符咒。每吃一符，饮水一杯，收费两角。另外，「出祟」、「呼魂」、「请仙」、「扶乩」等等「治疗」方法，也都非常盛行。每到香期时节，药王庙里所烧香灰包成小帖，病人取来燃汤饮之，也以此治病[5]。

男性巫医大都是农民出身，还有些江湖郎中也兼做巫医，女性巫医则多是三姑六婆出身。

在广大农村地区，不管哪一类西医数量都很少，大多数地方一个都没有；而中医和巫医在数量上则是平分秋色[6]。

虽然医生有三大类，但就像前面所说，据「一所」的统计，即使是在北京城里，别管是西医中医还是巫医，1/3的人从生到死，什么医都没看过。如果放眼全国，死前未经任何医生治疗的可能多达50%[7]。

经济利益的暗流

除了出身、学术上的巨大差异，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增加了这场纷争的复杂性，这就是经济因素。这应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在关于中西医之争的各种著作中，很少有涉及这方面的分析。

当时医生大都是私人开业，收费方面西医比中医更贵。西医主要是分布在城市，抗战的30年代后期，西南大后方昆明的西医门诊收费1-5元不等；中医门诊则2角-3元[8]。

不过收费多少不见得代表了收入高低，因为不同医生的病人数量不同，多的每天四五十人，少的只有几个人。而民众对于中西医的选择，超过一半笃信中医，相信西医的不到30%，还有20%中西医都信[9]。

所以整体结果就是，选择看中医的病人明显多于西医，而且选择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医比西医便宜。

因此，虽然西医门诊收费更高，但是西医生的总收入不见得比中医生更多。

而在乡村的中医生们，每次的诊金比城市更便宜，在1角-1元不等。但是因为病人数量不同，有声望的中医生每年收入可达千计，普通的也能一百多到几百元；就算是江湖郎中，每年收入也能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10]。虽然关于巫医的收入没有查到相关数据，但是从巫医来源推断，其收入应该不低于江湖郎中。

规范化的经济动机

就像之前所说，学校出身的西医生们，曾经负担了很大一笔教育费用，因此他们有充足的动机希望在毕业后有更好的收入。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似乎就算没上过正规学校，收入也差不到哪去。

因此，这些西医生们也就有动力要求对行医资格进行规范化，提高行医门槛，真正体现自己受教育的价值。

比如要求废除中医的上海医生庞京周，就是国内正经科班毕业。在他著名的《上海市近十年来医药鸟瞰》中说：

「混沌的医药界五光十色，更热闹更危险……实在多数的平民被他们吸收的金钱。」

而这里的混沌的医药界，就包括了「外国医院的看护士、院役，以及新医界的败类，旧医界的落伍分子，儒理方脉的自作聪明者，无师自通的西医，商业化的投机毒门医生，中医学校毕业生用西药会打针的。」[11]

所以，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正规医学院毕业的医生，不仅仅针对中医，而是对各种认为不规范的医疗行为，都希望废止和取缔。

另外从美国医学会当年的情况来看，也同样如此[12]。他们不仅仅针对当地的传统医疗，也针对其他低教育水平的医生。

这场中西医之争，也正是从教育权和行医权开始。

而且从实际结果以及中医界的回应来看，这种经济上的影响他们肯定也能感受到。

1929年废止中医案时，广东中医药联合会曾向全国发出通电：

「取缔中医一案，实行打倒中药，推销西药，贩卖中国，莫此为甚。因中医亡，则贩药商亡，植药农亡，制药工亡，每年药物出产金额数万万元，恃药物为生治民众数千万人，因此取缔中医一案，同归于尽。间接则各界均受其害。可见外人经济侵略，无所不用其极，亡国亡种，此见其端。」[13]

以上就是当时医学界四分五裂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伴随着现代医疗的政治登场，一场旷日持久的中西医之争也就开始了。

[1]陈志潜《新旧交替》，收入《医学周刊集》1929年第三卷

[2]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3]Bridie Andrews, Mary Brown Bullock,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4]【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23年2月

[5]林几、傅恩荣《乡村医药现况之调查》，《时事月报》1930年第5期

[6]同上

[7]John Z. Bower and Elizabeth F. Purcell,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China,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 1974

[8]车溢湘《昆明市健康及卫生之调查》，1940年5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

[9]同上

[10]林几、傅恩荣《乡村医药现况之调查》，《时事月报》1930年第5期

[11]庞京周，《上海市近十年来医药鸟瞰》，中国科学公司1933年

[12]Paul Starr《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Basic Books，January 1982

[13]《广东中医药联合会之通电》广东医药月报1929年第3期

中国百年医疗史（14）：废止中医，反而救了中医

曾深入研究中西医论争的学者赵洪钧说：

「甲午前中西医之争多限于学术，间有论医政者尚难付诸实施。所以论中西医者虽不乏人，汇通之论风行一时，而社会上尚未形成互相对立的两派势力。因此时少数西医几乎全为外国教士，未便公开与中医为敌，且其中文、中医水平亦不足与中医论战。戊戌变法转瞬即逝，学术问题被政治斗争掩盖。庚子后之新政着意于废科举兴学校，医学亦以引进西医训练人才为要务，朝野均无暇顾及中医。」

直到民国成立之后，随着西医进入政治视野，中西医之争开始反映于上层，「于是中西对垒，从此论争无虚日。」[1]

前文说到，1911年鼠疫控制的胜利，使得现代医疗在政治上获得接受。同时社会各界也对西医大加推崇，不仅是医学界，就是晚清的著名学者，比如王景沂、梁启超、吴挚甫也都主动参与，极力提倡西医，称其为新医学。

随即下半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年即成立中华民国，在医疗卫生的理念上延续了之前对西医的偏向。

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

这首先体现在教育上，认为各个学科都应该向科学靠拢，而中医无法符合这样的要求[2]。

所以1912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分为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类，其中医类分医学和药学，而没有中医药。这就是当时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

其实，教育部并不是把中医漏掉了，而是压根儿就想要直接废除掉。

于是各地的中医团体组成了「医药救亡请愿团」，到北京呈交了一份《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要求「准予另设中学医药专门学校」[3]。

但当时教育总长汪大燮说：「我决意今后废止中医，不用中药。」[4]这种态度把中医人士气坏了，引发了一阵舆论压力，最终北洋政府基本同意了中医请愿的要求，但是「除厘定中医学校科程一节暂从缓议」[5]。

虽然汪大燮的态度比较强硬，但是总体来看，北洋政府时期，从政策层面对中医还是比较宽松的。

比如1925年颁布了用于中医的《医士管理规则》，对西医称医师，中医称医士，规定了中医生可以申请执照的条件，如果执行的话，中医生们应该大体不会失业[6]。

但是北洋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有限，所以这个规则也没有很好的实施。然后就是北伐胜利，建立国民政府，出了「废止中医案」事件。这可以说是民国历史上，有关中西医之争影响最大的一个事件。

一次「缺席审判」

1929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参会的18个医生，全部都是西医，而且基本都有国外留学经历，英美派和德日派都有。可以说，这次会议是把两派的西医撮合在一起了，而完全无视了中医的存在。

然后在这次会议上，对中医进行了一次「缺席审判」，最终通过了一个《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也就是习惯上说的「废止中医案」。

这是一份四项提案的整合，总体用了余云岫《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框架，所以经常被认为是余云岫的提案。

它的内容主旨就是：

1.到1930年底之后，旧医停止登记；

2.禁止旧医学校；

3.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禁止登报介绍旧医[7]。

这里有个细节，提案并非以中西医，而是以旧医和科学医来称呼。可以看出应该是希望用「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减少「中西」这种字眼的暗示。

提案的意图很明显，要把中医彻底消灭了。就算现有的医生还可以行医，但他们以后的开业会受到很大限制，尤其对年轻中医生们影响最大。很多家庭为下一代的职业打算，也全部都要泡汤了。

会议和提案被媒体报道之后，全国中医界一下子就炸了。且不说什么医学原则，也不说国粹传统，就说「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这个提案如果严格执行，全国那么多中医生家庭未来的生计该如何解决？

这不仅仅是中医存亡的问题，更是个人和家庭的存亡问题，而且显然后者带来的动力要大得多——为了保住饭碗，中医生们必须行动起来了。

于是，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这个本打算把中医彻底消灭的提案，带来的结果，却是第一次让中医空前团结起来。

很快，全国各地的中医团体致电南京表示反对，甚至中医组织之外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也电请保存中医。上海中医协会召集医药团体联席会议讨论对策，到会的有15个省的131个团体，262人[8]。

代表们来自大江南北，最大问题就是方言不统一，南方人不懂江浙人的话，江浙人不懂河南、河北的话。有两个代表，说得声泪俱下，但台下听的人一句也听不懂。忽然间有一位福建代表跳上台来，碰台拍凳地大骂卫生会议的议决案，大家虽然也不懂他的话，但是见他那种慷慨激昂的神情，也是大为感动[9]。

正所谓我听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后来，为了让大家一致，陈存仁决定在会场喊口号。口号里绝不会提个人生计，而是「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提倡中国医药就是保全中国文化经济!」「中国医药万岁!」[10]

最终大会决定联合对外，争取中医合法地位，并成立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会上号召代表为联合会捐款，结果当堂就捐到两万多元[11]。

262名中医生，捐款两万多元；对比当年中华医学会成立的那个饭局，21名西医生只凑了300元。危机时刻，中医生们的慷慨程度可见一斑；同时也能感受到当时中医群体的经济实力，应该也非同一般。

很快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推选出5位代表和一位随行秘书，共6人赴首都南京请愿。

一场胜利的请愿

六人请愿团到南京下关火车站时，有一千多医药界人士迎接，并且由乐队奏乐，大量记者现场采访。

随后几天，请愿团面见了大量中央政府的高层官员，包括和蒋介石也有简短的会面。

蒋介石对他们说：「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我小时候有病都是请中医看的，现在有时也服中药。」同时还嘱咐他们，「谒见的消息，要等批谕发表之后再透露才对。」[12]

他们还打听到，当时卫生部长薛笃弼是冯玉祥的心腹，没有医药背景，对中西医也没有偏向。而冯玉祥军中的军医，一直都是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而且冯玉祥已打电报给薛部长，措辞严厉，责备他闹出这样的事情。

薛笃弼很是懊恼，要辞职不干了。当局不愿意得罪冯玉祥，于是竭力挽留，并且下手令说，卫生部西医如果再干涉中医行动，以后卫生经费，政府就完全不负责了。

后来，在薛笃弼宴请的晚宴上，薛说：「我当一天部长，绝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

有了这样的保证之后，请愿团拍照留念，胜利返沪[13]。

随后，各大报纸将这一新闻大事刊登，最终将这次废止中医的提案推翻了。

这段历史和美国医学史上的一段经历非常相似。

19世纪时，美国的正规医学曾经对当地的传统医学发起强烈的进攻，对他们大加排斥与谴责，并且希望通过法律限制他们的执业权利。

这种做法激起了民众们的不满。虽然很多人甚至都没有使用过那些治疗方法，但是对于正规医学的蛮横，总是让人难以接受，从而心生出对另一方的同情。

结果传统医学的势力反而不断扩大了。

到20世纪初，正规医学受到强烈的阻力之后，不得不采取了更缓和的态度，愿意接受与顺势疗法草药医生的自由竞争。结果十几年之后，这些传统医疗的学校和组织数量反而大大减少了[14]。

如果余云岫们了解过美国这段斗争的经历，可能就不会做出如此极端的选择了吧。

一次多方的利益博弈

纵观整个事件，这场看似关于医学的争论，实际上是一次多方的利益博弈。

「废止中医案」的问题在于，它触动了太多人的饭碗。不仅是全国几十万中医生，还有整个中药产业链[15]。

就像前面广东中医药联合会所说：「因中医亡，则贩药商亡，植药农亡，制药工亡，每年药物出产金额数万万元，恃药物为生治民众数千万人，因此取缔中医一案，同归于尽。」

除此之外，这还涉及普通民众的就医选择。当时的大部分中国民众笃信中医，广大农村也只有中医和巫医。废止中医，就等于断了他们的活路。

正是因为利益面如此之广，才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反对联盟：不仅中医界空前团结，商会联合会也表态支持，媒体舆论一边倒，连军阀大佬冯玉祥都要为手下军医的饭碗出头。

于是，这种民意基础也势必影响了最高层的态度。蒋介石对请愿团的表态和批谕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些政治强人的态度，看似是个人偏好，实际上反映了深厚的社会群众基础。在一个大多数人都依赖传统医疗的国家里，任何政治家都不敢与民意对着干。

余云岫们或许会抱怨民智不开，认为科学启蒙的道路充满险阻，但他们也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医学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

著名病理学家魏尔啸曾说：

「医学是一门社会学科，而政治只不过是大范围内的医学。」[16]

对医学进行简单的科学化改造，恰恰反映出这些精英医生们的书生气。他们见识过当时最先进的医学，于是就认为全社会都应该如此照办。但是，在「应该」与「实际」之间，还有着巨大的鸿沟。

对于「应然」的想象可以肆无忌惮，但对于「实然」的应对才更显智慧与耐心。他们以为有了先进理论就能改造社会，而忽视了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渐进性。

「废止中医案」的结果提醒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里，任何重大变革都不能忽视传统习俗与既得利益群体的力量。想要用行政手段一刀切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结果可能会不尽如人意。

[1]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二版）》，学苑出版社2012年10月

[2]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书店1937年

[3]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二版）》，学苑出版社2012年10月

[4]王启辉《民国时期医师法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

[5]刘筱云《国务院批答神州医药总会批词》，《医学杂志》1922年第8期

[6]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二版）》，学苑出版社2012年10月

[7]同上

[8]同上

[9]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

[10]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二版）》，学苑出版社2012年10月

[11]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

[12]同上

[13]同上

[14]Paul Starr《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Basic Books，January 1982

[15]《银元时代生活史》说，当时全国中医有八十三万人，药铺约有二十余万家

[16]William C. Cockerham，《Medical Sociology》，Routledge 2022

中国百年医疗史（15）：他们在中西医争论中死去

关于中西医的论战，相关著作已经非常多了；即使是百年后的今天，在网络上也是一直经久不息。

虽然过了一百年，但是争论双方的观点和论说内容，竟然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甚至都称不上「换汤不换药」，因为汤和药都没换。

如果我拿着百年前的内容放到今天的网络上，你可能都分辨不出时间的先后。无非是：

中医强调其整体性和个体差异，认为有数千年的临床验证，更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西医也有局限性，那对于中医存在的问题自然也应该给到时间去优化完善。

而西医则强调理论的科学性，尤其是对于「有效性」的判断标准应该合乎理性，应该有更标准化可复制的方法论应用于更大人群，进而提出对于中药安全性的顾虑。

在我看来，这更像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中提出的两种范式间的斗争——在新旧两种范式之间，虽然可能使用了完全相同的术语名词，但其实各自表达着不同的意思。

两种范式不仅不相容，而且是没有公约数的（incommensurable），争论起来自然就是鸡同鸭讲。

当然了，在库恩看来，医学都算不上是科学，而只是一种应用技术而已[1]。

所以，对于这么一种应用技术，我就不打算再对具体论争的内容做详细呈现了。我们不妨转向现实中的个人选择，来看一下当时陷于这场纷争漩涡中的人的焦灼。

袁世凯

说到袁世凯的死，大部分著作中都是简单的一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郁郁而终」，好像是精神情绪原因造成的身心疾病。但在袁世凯死前曾去给他看过诊的伍连德看来，并不是这么回事。

根据伍连德描述的情况，当时袁世凯面部和下肢浮肿，高血压，心力衰竭，蛋白尿，并有红细胞管型，诊断为慢性肾炎、尿毒症[2]。

但是，伍连德只有检查和诊断权，而不能做出治疗。

真正的决定权在袁世凯的几位夫人手中。她们每人都推荐自己相信的医生。甚至平时只负责照管主人马匹的马夫，因为他已经忠于职守20年了，也比伍连德更有发言权。

而这些人请来的，都是清一色的名中医。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和建议：有人说病人「内热太盛」，另一位则断言是极度「阴阳失调」，又有人说是「元气衰竭」。于是第一位开出火凉药，第二位要调理阴阳，第三位则大补元气。形形色色的草药，热性的、凉性的、平和的，都轮番试用过，但都没有效果。

袁世凯终于还是昏迷了，随后是肺充血，最后是各脏器衰竭，在1916年6月6日死亡。

这就是袁世凯重病后三周里的情况。

袁世凯虽然倡导西医，推行现代化的医疗行政，开办了西医的学校，但在自己的治疗过程中，却抵挡不住家属们的「热情」。

袁世凯死前的心情确实应该不太好，但恐怕除了全国人民的声讨之外，更多的还是面对家属们的折腾，自己却无能为力的失落感吧。

袁世凯的经历，暴露了中医的一个根本缺陷：

当「个体化治疗」失去科学标准约束时，就沦为了「个人化猜测」。

由于缺乏可验证、可重复的认识论基础，这种「因人而异」的灵活性，在现代医学看来恰恰是最大的不可靠性。

正所谓「太多的厨师做不出一锅美味的汤」，个体化变成了各说各话，最终的治疗结果就只能更依赖于运气，从而变得难以预测。

中医之所以能在袁世凯病床前占据主导，不是因为疗效，而是因为它承载着家族权威、文化认同和情感寄托。几位夫人的医生推荐权、忠诚马夫的发言权，都压过了伍连德的专业决策权。

作为病人，在他生命最脆弱的时刻，他对于医疗的选择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的。影响一个人医疗决策的，除了医疗本身，还有情感、家庭、利益、价值观等等很多方面。

对于个人来说尚且面临如此复杂的社会束缚，那对于整个社会医疗体系的选择，更是一场关于信仰、权力和文化认同的深层博弈。

医疗制度的变迁从来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场关于谁有权定义健康、谁有权决定治疗方式的话语权较量。

袁世凯能够推行现代医疗制度，却无法在自己的病床前实施现代医疗。可见，制度可以用权力改变，但文化认知的转变需要更长的历史过程。

孙中山

袁世凯的死，似乎体现出很多中医的问题。但如果细想一下，就算伍连德当初有治疗的权力，以西医的技术手段，对于袁世凯的病来说，恐怕也延长不了多少时日。

和袁世凯斗了半辈子的孙中山的死，可能更能说明问题。

孙中山自己就是学医出身，但是在其著作和言论中，从没有提到过中西医问题。因此，在中西医论争中，各方也都不能用他的话作为武器打倒对方。

不过，这位伟人恰巧在中西医论争日趋激烈时病逝。他患病治疗的经过，也成为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上的一件大事。

1924年11月，孙中山在天津时病发，年底到达北京。从1925年1月5日开始，就在北京饭店接受协和医院国外医生的会诊，以及内科治疗[3]。

1月23日发现黄疸及肝肿大，26日入北京协和医院，当天手术。手术医生是外科主任邵乐尔和院长刘瑞恒[4]。手术探查后发现得的是肝癌，已经没有手术机会了，所以只用了25分钟就进行了缝合[5]。

当时西医治癌流行的方法是镭锭放疗，但对肝癌也公认无效，可是仍用作一种治疗手段进行了尝试，结果病情毫无好转，还进一步加剧了。

对于进一步治疗的问题，孙中山身边的人中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以张静江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放疗既然作用不大，于是极力主张改用中医，宋庆龄也同意张静江的观点。

汪精卫、孙科等人则犹豫不决。

而汤尔和等西医生则坚决反对中医治疗。

协和医院的态度也很是坚决：如果服用中药，就必须搬离医院，在这件事上没有通融的余地。——真是一视同仁，连孙中山也毫不例外。

最终，孙中山于2月18日出院，住铁狮子胡同，改由中医治疗。先后经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诊治共一周，仍无起色。于是2月26日开始停服中药，改西药利尿止泻对症处理，直到3月12日去世[6]。

和袁世凯相比，孙中山绝对可以算得上是「老实病人」了，踏踏实实的接受西医治疗，周围的人也都是积极配合的。无奈疾病严重，西医也是束手无策，于是周围人也产生了争议。

可见，这是面对极端困境时人们的正常反应。所谓「关心则乱」，在疾病无情的吞噬面前，人类的理性渺小得不值一提。

反倒是汤尔和与协和医院的做法，显得不近人情。将医学上的理念之争，凌驾于对病人的关照之上，完全无视病人的实际需求，在最需要照看与支持的时候，竟然赶病人出院了。

如果说中西医之争中，西医最大的缺陷，在我看来恐怕就是这种人道主义关怀的不足了。

倚仗着有现代科学的理论支持，西医往往更看重「正确」，而非「善意」，更强调做「对」的事情，而非「好」的事情。毕竟，关于「正确」可以更容易找到客观的标准，而对于「善意」，就太难以判断与衡量了。

但是，难以衡量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或者不重要，我们就可以忽视它。

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兴起，恰恰反映了这种缺失。当我们不断强调「规范化治疗」的时候，或许也需要反思：医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因为科学帮助西医取得了一些成就，于是就被奉为至高无上的信仰。

但是在我看来，在医学中最至高无上的不是科学，而是人道主义。

科学只是手段，人道主义才是目的。

很多时候，用科学正确的方法治疗疾病，这本身确实就是一种人道主义。但是，医学毕竟有其局限性，医学对于大多数疾病也都是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把人道主义置于更高的位置上，保持一点点人类应有的谦卑，或许可以避免太多极端且无意义的争吵。

梁启超

前面介绍了两位民国时期政治人物的医疗经过，这一部分的最后，再说一位有同样影响力的社会人物——梁启超。他在协和医院就诊手术的经历，同样身处中西医之争的旋涡，也成为一段延续百年的公案。

关于梁启超1926年在协和医院手术切除肾脏的经历，在当年就形成了舆论场上不小的动静，这里根据当事人自己的描述，简单介绍一下经过[7]。

手术前，梁启超小便带血的症状已经有一年多了，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症状不适。曾经找德国和日本的医生看过，也吃药打针了，但都没有什么效果。

后来，医生分析原因，可能有肿瘤，而梁启超的夫人前年刚刚因癌症去世，所以梁启超就比较紧张了，决定彻底检查一下。

于是他到了协和医院，做了X光检查，发现右肾上有个黑点。医生判断应该是良性，短期不手术也可以，但是不做手术就无法改善症状。

最终梁启超决定手术切除右肾。和上年的孙中山一样，手术也是协和院长刘瑞恒做的。

但是术后血尿症状虽有改善，却没有治愈。如果休息不好，走路稍多的话就又会出现，只是颜色淡了些。而如果静养一下，肉眼就看不到血尿了。

所以整个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就是梁启超虽然接受手术，损失了一颗右肾，但最终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但毕竟梁启超是极有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于是他的这次经历，就在舆论界大加讨论起来。

比如陈西滢、徐志摩、鲁迅这些当时同样很有影响力的人物，都参与了讨论。无非是借题发挥，继续争论中西医，尤其是很多人借机攻击西医。

因此，梁启超才不得不在出院后两个月，又亲自发文澄清，替西医辩护：

「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虽然梁启超本人很大度，而且站在弘扬科学的立场上，极力为协和辩解，但是梁启超的家人们应该不怎么满意。

先是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在梁启超出院1个月后，就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病院笔记》。虽然内容看上去是也是叙述诊治经过，但是字里行间流露着不满的情绪。

比如提到，梁启超入住协和前，其实也曾经看过中医，认为「此病非急症，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而在协和割掉一个肾之后，也只是得到「无理由之出血症」的结论。

「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耶。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8]

梁启超在手术后三年去世，他的死很难说和手术有什么关系，但是他的家人可能并不这么认为。所以在1929年《大公报》刊登的《梁启超昨日大殓》的新闻后面，紧跟着附了一则梁启勋的《病床日记之一瞥》，暗示将梁的死和手术建立起关联来。

甚至这一公案还跨越了半个世纪，来到了当代，而且从「错割了腰子」变成了「割错了腰子」。

在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的夫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1994年出版的《梁思成与林徽因》（Liang and Lin：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中，竟然提到梁启超的肾脏给割错了：本来应该割右肾的，结果割成左肾，所以才效果不理想的。但为了协和的声誉所以才保密。甚至还有模有样的描述了一些细节，比如护士标错了地方。

不过，这段描述的信源很成问题，来自于当时手术室里两位实习医生的秘密讲述，告诉给梁思成的[9]。相当于只是一种流言。

根据梁启勋《病院笔记》里的记录，据手术参与的医生力舒东说：「当腰肾割出时，环视诸人皆愕然。力与刘作一谐语曰：『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刘（指主刀医生刘瑞恒）曰：『分明从右肋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乃相视而笑。」[10]

这也说明，从手术切口来看，医生左右是没有错的，不存在护士标错地方的情况。而且切口在梁启超身上，如果真的错了不可能瞒得过去。

2006年，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展览中出示了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就医的病案。其中记载，手术后解剖切下之右肾，可见樱桃大小之黑色肿瘤，经化验排除癌症[11]。

由此可见，梁启超的肾脏没有被割错，虽然手术后效果并不理想，但左右总还是没搞错的。

而作为家属，可能仍然怀有不满，因此更愿意选择相信一个莫须有的谣言了。

关于中西医之争，如果说袁世凯之死反映出中医的无序，孙中山之死反映出西医的傲慢，那么，梁启超的遭遇则暴露了「争论」本身的问题：在激烈的理念之争中，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声音往往被简化和扭曲。

梁启超的经历可以说是一场典型的公共事件对个人体验的「劫持」。

尽管梁启超努力做出澄清，但在当时争论的氛围中，事实经历已经不再重要，信息很快就被各方断章取义。

他真实的病痛与感受已无人关心，争论双方想的，只是如何利用好「梁启超」这个符号，来为自己的阵营增加一枚筹码。

事件发生后，争论双方都只会从中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部分，然后各取所需。在公共讨论中，人们往往不是寻求真相，而只是寻求与自己既有立场相符的「故事」。

梁启超可能本来想成为理性讨论医疗问题的起点，结果却变成了情绪化争论的燃料。因为在公共舆论场中，不存在什么「真理越辩越明」，而只会让各方在自己坚固的认知茧房中继续作茧自缚。

这种现象在今天的网络时代更是变本加厉。任何热点事件，都会迅速被各种立场「瓜分」，沦为印证各自偏见的工具。我们不但无法从中获得有价值的思想洞察，反而还加剧了社会的撕裂。

三个案例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中西医之争」，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还是「争论」，这三个元素全部都值得深刻反思。

医疗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性问题，不存在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急于站队或寻求一个非黑即白的标准答案，而是培养一种面对复杂性问题时的谦卑、耐心与综合权衡的智慧。

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是在同一年，现代医学正式被政府接受。从1911年到1928年，历史上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同时也是现代医学在中国开始建立起它的世界。

「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现代医学在中国扎根的初始，也是同样青涩而混沌。这个新世界的精英开拓者们，学着别人的模样，开始尝试在混沌中划定秩序；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现代医疗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现代医学的光，可以照亮协和医学院的琉璃瓦顶，但照不进广袤乡野的现实。

这种张力，也将成为下一个历史阶段必须面对的核心挑战。

1928年，国民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并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央建立卫生部，大量医学专业精英由此进入到权力中枢。

他们将试图用国家的力量，进行一场更宏大、更深入的社会改造实验。

（第一部上编结束）

[1]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2]以下关于袁世凯疾病诊疗过程，均来自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Sons Ltd., 1959

[3]李菁《天下为公：孙中山传》，团结出版社2021年7月

[4]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二版）》，学苑出版社2012年10月

[5]李菁《天下为公：孙中山传》，团结出版社2021年7月

[6]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二版）》，学苑出版社2012年10月

[7]以下关于梁启超病情内容，参考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晨报副刊1926年6月

[8]梁启勋《病院笔记》，晨报副刊1926年5月

[9]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4

[10]梁启勋《病院笔记》，晨报副刊1926年5月

[11]杨锐，刘桥斌《「协和病案」背后的故事》，健康时报2006年8月

中国百年医疗史（16）：第一个卫生部的诞生：一场政治交易

「你们学医的好，不必去求别人，还要别人来求你，一天坐在家里不必去东钻西钻也有饭吃，无论政治潮流转到什么地方去，你们的行业终不至于受到影响。」

这是1928年，朱章赓在他的《医生与做官》中，描述的当时社会中人们对医生的羡慕。

在这种份羡慕中，我们看到对医生职业一种超越政治的想象，好像医生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但历史将无情的证明这种想象是多么的天真。医生要想让「别人来求你」，首先必须让政治权力来认可你；要想「不受政治潮流影响」，就必须深度参与政治潮流的塑造。

同时，这种对医生类似于官员的羡慕背后，也反映了传统医患关系向现代医患关系的转变——从患者为中心的「试医」模式，转向医生主导的「求医」模式。

这种模式的转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张力：医生从服务者变成权威者，在医患之间巨大的信息不对等面前，整个社会的医疗秩序将被重新定义。

第四章 国民政府时期卫生政策与社会反应

1928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到这年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开启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时代。

这件事在广大底层民众之间，尤其是在广袤的乡村地区影响如何，我们先暂且不去考究；但是在舆论界的影响力，并不亚于1949年共和国的成立。

北伐军从广州到武汉到南京再到北京，沿途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1928年前后，各个领域的报刊杂志，无不充满了欢欣鼓舞的情绪。「新中国」「新时代」「从革命到建国」的字眼，随处可见。

医疗卫生领域也不例外，广大专业人士们期盼着可以在统一、稳定的环境下，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

就像后来的共和国抨击民国时存在的问题一样，新生的国民政府也同样抨击北洋政府时期的弊端。医疗卫生领域中出现了大量总结整理北洋政府时期卫生状况的文章，大家纷纷通过自己的经历与见闻，结合专业知识，分析问题，提出各种解决方案。

其中一个问题的意见非常集中。由于军阀割据，政治动荡，中国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卫生体系，来处理国家的相关事务，结果使得整个国家的医疗卫生状况发展缓慢。即使有些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也都还是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1]。

颜福庆在1927年发表《民国政府应设中央卫生部之建议》认为，既往历史证明，由政府或团体行使政务，其效力肯定要比个人获得的更大[2]。

要建立一个集权的中央卫生部门，是当时医学界的普遍共识。

「五院八部」中没有卫生部

起初，按照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政府制定了五院制。

五院制与孟德斯鸠的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说相似。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又加了两个来自传统制度的部门：考试院和监察院。

在五院中，行政院居首，由行政院院长充当总理[3]，其下设有八个部，包括内政部、外交部、军政部、财政部、农矿部、工商部、教育部和交通部[4]。这就是所谓的「五院八部」。

五院八部

我们可以看到，这八部中并没有卫生部。因此推测，孙中山当时并没有把卫生事业放到一个足够高的优先级位置上，这也就定下了整个国民政府时期卫生事业的基调。

根据当时档案和兰安生回忆录，行政院设立卫生部，其实是政治派系平衡与个人关系的结果[5]。简单的说就是，蒋介石为了在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弥缝矛盾，互相拉拢，因此进行的人事安排。

而在这一过程中，兰安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场政治交易

以兰安生对中国的了解，他很清楚，要在中国推行公共卫生工作，必须获得政府的支持，尤其是中央政府。所以他再次到中国之后，除了在协和推行公共卫生相关的教育和实验之外，也利用他的身份，积极和政府人员打交道。在南京政府首届内阁成员中，兰安生不认识的只有两个[6]。

同时，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而言，入仕一直是一个重要目标，医生也不例外。

比如曾在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所学习工作的金宝善，曾对兰安生说，「在族谱上看到祖先曾在政府里任职，这才是那个年代最大的成功，而非金钱或别的什么……如果可以得到相对较高的职位，这是衣锦还乡的一大乐事。」[7]

这种「学而优则仕」的文化基因，为兰安生的政治运作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1928年春，兰安生、方石珊和刘瑞恒三人，提议南京政府设立中央的卫生部门。

这里兰安生之外的另外两个人中，方石珊是德日派的领导人物，北洋政府时期做到了中央防疫处处长，并且和兰安生一起合作建立北平「一所」。而刘瑞恒则是英美派的领导人物，是中华医学会的会长，同时又是协和医学院的副院长，而且在哈佛留学时是宋子文的同学，两人私交甚笃。前面还提到过，当初给孙中山手术的就是刘瑞恒；当然了，要求孙中山出院的也是他，不过这倒没有影响他和孙家的关系。

可见，这三人代表了当时中国医学界的主要派系力量。

兰安生的想法，只是想在内政部下面设立一个卫生部门，而没有想直接设立卫生部。当时联合内阁的内政总长是薛笃弼，是冯玉祥的人，他回复兰安生他们说，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不过，政治的风云变幻往往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仅仅只过了6周，兰安生就突然接到电报说，要成立卫生部了，薛笃弼任部长。

原来，为了对付蒋介石的老对手阎锡山，必须进行政治洗牌，薛笃弼因而被革去内政总长一职。但冯玉祥说服了蒋介石设立一个新的部门——卫生部，并重新安排薛笃弼任部长。

于是，就在1928年秋天，「一夜之间做出了决定」，卫生部成立了[8]。

这个戏剧性的转折，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医学界苦苦呼吁的卫生部，最终成立的原因其实与卫生事业没啥关系，而只是政治平衡的需要。

薛笃弼担任卫生部部长后，把之前自己内政部的原班人马，全都调了过来，一共有40多人，这就是当时流行的「班底跟走」现象。所以从人事安排来看，卫生部实际上是内政部卫生司的「扩编版」，这显然没有给兰安生他们留下什么机会[9]。

不过，薛笃弼在医药卫生方面毕竟是外行，要想顺利开展工作，需要有卫生技术专家担任常务次长，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