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主义诞辰百年：从先锋走向梦幻

对于一个崇尚自发性和非逻辑性的艺术团体来说，庆祝超现实主义百年诞辰似乎有些老套了。人们谈起超现实主义时，首先想到的萨尔瓦多·达利、勒内·马格里特等人。近日，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举办了“梦境世界：超现实主义百年”特展，以近200件作品，讲述了超现实主义是如何从先锋走向梦幻，最终形成独特艺术体系的。

此次“梦境世界：超现实主义百年”特展的作品多来自费城博物馆自身的超现实主义藏品，另有少量借展作品，如来自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作品。展览由馆内现代艺术策展人马修·阿弗隆（Matthew Affron）策划，并配有详尽的展板说明。展览以主题为线索，展现了超现实主义者们痴迷的主题：梦境中的幻象、自然景观中令人不安的景象、二战的预兆及其后果、魔法的实践，以及最重要的——难以抗拒的欲望。虽然未能呈现梅雷特·奥本海姆、朵拉·玛尔和沃尔斯等人的独特作品，但展品涵盖的内容仍十分广泛。这一场规模宏大的展览生动地展现了超现实主义的成就与不足。

（中）萨尔瓦多·达利的《催情电话》（1938）；（左）保罗·德尔沃《月相》（1939）；（右）马克斯·恩斯特《炉边天使（超现实主义的胜利）》（1937）

超现实主义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喧闹荒诞的达达主义运动，最初是一种文学创作。如果仅仅是将马格里特庄重诙谐的插画，以及达利精细描绘的风景画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性笑话视为超现实主义典型是有些不妥的。这些艺术家运用精湛的技艺创作出如梦似幻的图像，反而削弱了安德烈·布雷顿在1924年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中阐述的直接挖掘潜意识的目标。安德烈·布雷顿的宣言也是此次百年纪念活动的起因。

安德烈·布雷顿最初释放被压抑的想象力的方法是写作，即当人们进入一种如梦似幻的状态，笔纸在手间自然流淌出文字。后来，布雷顿找到了让视觉艺术家参与其中的方法。不过，在早期，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显得并不合适。

马格里特《秘密替身》，1927年

为此，拼贴画以其令人震惊的并置手法，成为打破理性秩序的有效途径。出生于德国的马克斯·恩斯特是这一艺术形式的大师，他的两幅剪纸拼贴作品尤为突出：一幅作品描绘了一个女孩被一群鸽子袭击，而她身处一个看似巨大的狭缝灯罩之中；另一幅作品则描绘了一个身着西装的男人坐在桌旁，直接对着醒酒器喝酒，全然不顾自己正在变形成一丛云芝。边上，一个脸颊鼓鼓的天使正在用扫帚清扫云芝。这两件作品曾录于马克斯·恩斯特于他1930年出版的插图本《小女孩梦想成为圣女》中。

布雷顿和他的朋友多为诗人。他们热衷于不协调的混搭，希望创造出某种东西。在这一团体中，伊齐多尔·迪卡斯自封为洛特雷阿蒙伯爵，他于1870年去世，年仅24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如同缝纫机和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般美妙”。他们用文字和图像来描绘牛头人身的弥诺陶洛斯和狮身人身的奇美拉。马克斯·恩斯特就尤为喜爱奇美拉，他在1928年创作的一幅画作中描绘了一个由女人和鸟融合而成的石雕，这幅画作曾为布雷顿所有。

马格里特《六元素》，1929年

超现实主义实践的核心是一种名为“优美尸骸（exquisite corpse.）”的室内游戏。它最初是一种文学练习，玩家轮流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词语，然后折叠起来隐藏自己的内容，再将纸传递给下一位。由于每位参与者都无法看到之前的创作内容，最终组合出的句子往往荒诞不经、充满意外之喜，这种不可预测性正是游戏的精髓所在。在超现实主义者们首次玩这个游戏时，他们意外组合出了“优美的尸体应喝新酒”这样富有诗意的句子，这个充满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短语就此成为游戏的代名词。

随着游戏在艺术圈的传播，创作者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文字游戏，开始将其拓展为绘画形式。在绘画版本中，第一位参与者画出头部，第二位画出上半身，第三位画出下半身，每位参与者都只能看到前一位画作的一小部分。当最终展开画作时，常常会出现各种奇形怪状的“生物”，这些由多人潜意识共同创造的图像往往令人捧腹，却又意外地和谐统一。展览中展出了多幅这样的作品，包括布雷顿于1925年与伊夫·唐吉等人合作创作的一幅。伊夫·唐吉是超现实主义中最杰出的画家之一。展出的作品从上到下依次描绘了卡通化的女性形象、心脏的解剖图、带有V形条纹的火山形态以及瘦长的双脚。当然，这幅怪异的小涂鸦算不上有什么特别之处，远不及为游戏命名的句子那样引人深思。

达利，《梦》，1931年

达利《煮豆软结构（内战的预兆）》，1936年

超现实主义者认为，在艺术作品中，概念比表现形式更重要。艺术家们常常会忘记当艺术过于程式化时，就无法引发他们所渴望的意识革命性转变。例如，在马格里特的一幅作品里，画中一位女性的头部和上半身像纸板一样被剥去，露出金属腔，里面有十几个铃铛；又如达利的一幅梦境画作，画中一位女性的头部被一群蚂蚁取代，蚂蚁组成了一个唇形图案。不过，这些图像的写实性却扼杀了作品的想象力。1939年，布雷顿对达利与法西斯主义的暧昧关系感到厌恶，并嘲讽达利“深刻而绝对的单调”，认为它不过是“填字游戏级别的娱乐”。

基里科《预言家的报酬》，1913年

胡安·米罗的成就远胜于此。他那些充满奇幻生物和抽象形状的神秘画作，仿佛是不由自主地从他内心深处涌现而出的。正因如此，在布雷顿看来，“米罗或许可以算得上是我们所有人中最’超现实主义’的一位。” 米罗为了营造这种效果付出了诸多努力，有时甚至会以拼贴画作为习作。例如，他为《绘画》（1933）所做的创作，画面色彩绚丽，描绘的生物形态则有着毛茸茸的突起处与凹陷处。这幅画是他在那一时期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之一，与另一幅作品《恋人》（1934）一起，游走在纯真和情欲之间。

胡安·米罗《恋人》，1934年

超现实主义从弗洛伊德心理学中汲取了许多灵感，它充满了情欲，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情色意味。摄影师可以运用光线和构图瞬间将这些潜台词呈现在画面之上。其中，李·米勒在这方面的成就就无人能及。她于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两幅风景照极具暗示性，镜头之下是性感而下垂的巨石，宛如乳房或臀部。它们甚至比安德烈·柯特兹于1933年在游乐园里借助哈哈镜拍摄的扭曲裸体照片，或是布拉塞那张优雅的金属剪刀照片更性感。

李·米勒《无题（石头）》，1931年

在1940年德国占领巴黎，迫使大多数诗人与艺术家逃离这座曾经是艺术中心的城市之前，超现实主义运动通过与共产党结成动荡的联盟来应对政治，在20世纪中期世界局势的噩梦中艰难前行。超现实主义起源于巴黎，但其理念也在之后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展览的结尾部分，则展示了超现实主义如何应对战时地理上的变迁。

展览中，英国画家兼小说家莱昂诺拉·卡林顿的六幅画作占据重要位置。莱卡林顿于1942年从巴黎移居墨西哥。展览中，她的作品《达戈贝尔的乐趣》描绘的混合怪物深受希罗尼穆斯·博斯的影响；这幅画作去年被阿根廷收藏家爱德华多·康斯坦蒂尼以2850万美元（含佣金）的价格购得，创下了卡林顿作品的拍卖纪录。当然，卡林顿的成就仍然落后于另一位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后者的一幅自画像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今年11月，弗里达·卡罗的自画像《梦（床）》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以547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成为拍卖史上价格最高的女性艺术家作品。

卡林顿《达戈贝尔的乐趣》，1945年

卡林顿的画作与她的好友雷梅迪奥斯·瓦罗的作品遥相呼应。瓦罗是加泰罗尼亚人，后移居墨西哥城。她痴迷于炼金术，擅长描绘奇幻生物，创作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画作。展览中一幅名为《无用的科学，或炼金术士》（1955年）的作品，描绘了一位女子，她身着的斗篷与棋盘格地板融为一体，手中转动着一个鲁布·戈德堡（Rube Goldberg）设计风格的装置。

雷梅迪奥斯·瓦罗，《无用的科学，或炼金术士》，1955年

罗伯托·蒙特内格罗《双重》，1938年

纽约和墨西哥一样，在战争期间也吸引了众多超现实主义者的到来。在展览中，杰克逊·波洛克、阿道夫·戈特利布和马克·罗斯科等艺术家的早期作品尚未形成他们标志性的风格，但都清晰地展现了超现实主义对当地艺术家的影响。此外，阿希尔·戈尔基创作于1946年的精美画作《裸体》（Nude）亦是如此。

杰克逊·波洛克，《男性与女性》，1942-1943年

战后的首个大型超现实主义展览于1947年在巴黎的梅格画廊举行。展览中的许多作品，尤其是雕塑，在“梦境世界”展览的结尾部分重聚一堂。尽管一些作品出自于不太为人熟知的艺术家之手，但还是给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巴西艺术家玛丽亚·马丁斯、罗马尼亚裔法国画家雅克·埃罗尔、设计了佩吉·古根海姆画廊的艺术家兼建筑师弗雷德里克·基斯勒，以及意大利裔美国艺术家恩里科·多纳蒂的作品。多纳蒂于2008年去世，享年99岁，被认为是最后一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阿希尔·戈尔基，《裸体》，1946年

约瑟夫·康奈尔《无题（星座）》，1958年

正如超现实主义的典型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再是革命自由的先锋，而逐渐演变成一种独立的艺术体系。在1954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第一代超现实主义的杰出人物包揽了所有奖项：恩斯特获得绘画大奖，米罗获得版画大奖，让·阿尔普获得雕塑大奖。布雷顿当时指责恩斯特接受奖项是“商业主义”，并再次将他逐出超现实主义运动。但是布雷顿的禁令显得苍白无力。

如今的超现实主义已成为一种艺术风格，且是一种倒退的风格。而非艺术信仰。在当下，纽约或许已经取代巴黎成为艺术中心，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们走在了时代的前沿，他们笔下奔放的姿态更接近于超现实主义者所热切倡导的理念：无意识的自动释放。

“梦境世界：超现实主义百年纪念展”将展至2026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