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清皇陵基本都开放参观，而明十三陵却只开四座？有望都开放吗

说起去北京旅游看皇陵，不少人心里可能都有过这样的嘀咕：清朝的东陵西陵，地宫都能下去转转；可明朝的十三陵，多数却只能在外面望望宝顶。一个基本全开，一个只开几处，这差别待遇也太大了吧？

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可能会颠覆你认知的新情况：就在你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明十三陵的大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一扇一扇地向我们打开。那个曾经你以为“开放程度差远了”的印象，可能已经成了老黄历。

咱们先掰着手指头数数。

曾几何时，十三陵里我们能踏足的，确实只有明成祖朱棣气势恢宏的长陵、明神宗万历皇帝那唯一被考古打开的定陵（连同它深邃的地宫）、明穆宗的昭陵，以及2021年才修缮完毕迎客的明武宗康陵，再加上一条长长的神道，这就是所谓的“四陵一路”。

然而，变化悄然又迅速地发生了。

就在去年（2024年），两座全新的帝陵加入了开放名单：一位是明朝在位时间极长的嘉靖皇帝，他的永陵首次揭开了神秘面纱；另一位，则是明朝的末代君王崇祯皇帝的思陵。

这还没完，就在这两天，一个更新的消息传来：明宣宗朱瞻基的景陵，也刚刚在2025年12月22日正式开始接待游客了。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今在十三陵这片庞大的陵区里，我们已经可以走进七位皇帝的长眠之地（长陵、定陵、昭陵、康陵、永陵、思陵、景陵），数量已经超过了十三位皇帝的一半。

而且，这还不是终点。

根据官方发布的计划，一个更令人期待的远景已经绘就：到2030年之前，明十三陵所有的主体陵寝，都有望逐步对公众开放。

看，是不是和你之前去参观时不太一样了？那么，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来了：既然最终目标是都要开放，为什么之前清陵似乎“敞开了怀抱”，而明陵却像一位矜持的大家闺秀，非得要我们等上这么多年，一个一个地去打开呢？

这背后交织的故事，远比你我想象的更加复杂和沉重，它关乎历史的巧合与必然，关乎文明的劫难与教训，也关乎我们如何在与古人对话时，学会克制与敬畏。

要解开这个结，我们得把目光从今天的预约二维码，拉回到近百年前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一切的源头，始于一场震惊中外的盗陵大案。

1928年夏天，军阀孙殿英率领军队开进了河北遵化的清东陵。他以剿匪为名，行盗墓之实。

最初，他的目标是陪葬品想必相当丰厚的康熙皇帝景陵，但据说因为地宫积水太深，施工困难，转而将炸药对准了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

选择这两座，理由再简单不过：所谓乾隆盛世，收藏之富甲天下；慈禧太后奢华之名，更是举国皆知。

结果也确实“不负所望”，当兵痞们炸开地宫时，里面的奇珍异宝堆积如山，据说动用了三十多辆骡马车才勉强拉走。

这场明目张胆的洗劫，如同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尽管孙殿英后来用盗来的珍宝上下打点，让案件不了了之，但他开启的潘多拉魔盒却再也关不上了。

抗战胜利后，权力出现了真空，当地的匪徒甚至勾结了熟知内情的原守陵人后代，对清东陵进行了第二次、更彻底的洗劫。

这一次，除了因实行火葬、陪葬简薄而幸免于难的顺治皇帝孝陵，整个东陵包括康熙的景陵在内，几乎所有帝后陵寝的地宫都被盗掘一空。

康熙皇帝和他的后妃遗骸，甚至被弃于泥水之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重新收敛安放，其状之惨，令人扼腕。

与清东陵的惨烈遭遇相比，位于易县的清西陵则相对幸运。

这里虽也有光绪皇帝的崇陵在1938年被盗，但雍正、嘉庆、道光几位皇帝的地宫，大体保存了完好。

不过请注意，这里也有一个信息更新：我们过去常说清西陵开放程度高，但现在情况也有细微调整。

例如，光绪的崇陵地宫目前是暂缓开放状态；而清东陵的乾隆裕陵，其地宫虽在开放，但地面的大殿也正因维护而暂时关闭。

这说明，文物的开放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始终围绕着“保护”这个核心在动态调整。

说到这里，答案的第一个层面已经浮出水面：清陵，尤其是清东陵的广泛开放，其历史背景是一场悲剧性的“被迫打开”。

当盗墓者的炸药已经粗暴地破坏了地宫的密封与安宁，后续的抢救性清理、加固和展示，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保护与利用。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投入巨资对这些惨遭破坏的陵寝进行修缮，当它们的安全结构得到巩固后，将其开放给公众，既是对历史的铭记，也是一种警示。

那么，明十三陵为何能逃过民国时期这场疯狂的盗墓潮呢？

这不得不提到一个历史的吊诡。

清朝作为取代明朝的政权，在入关后，出于收买人心、彰显正统的政治需要，反而主动承担起了“前朝皇陵守护者”的角色。

他们不仅派兵保护明陵，还多次拨款进行修缮。因此，在整个清代，明十三陵都得到了较好的维护。

这种“保护”，让它们安然度过了最混乱的年代，却也引出了下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既然大都完好，为什么不像清陵那样早点开放呢？

这就不得不提起中国考古史上一个永远无法绕开的、沉痛的名字——定陵。

时间来到1956年，那是一个充满探索热情但也缺乏经验的年代。

在著名历史学家吴晗、郭沫若等人的倡议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被提上日程：发掘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以寻找可能失落的《永乐大典》等珍贵历史信息。

由于长陵规模宏大，入口难寻，考古队决定先“练兵”，选中了宝城已有塌陷迹象的万历皇帝定陵。

1956年5月，他们对定陵的发掘正式开始。历经一年的艰辛，考古人员终于找到了神秘的金刚墙，打开了沉埋三百多年的地宫。

辉煌的发现震撼了世界，三千多件精美绝伦的文物重见天日。

然而，喜悦很快被无尽的痛惜所淹没。以当时的技术，完全无法应对墓室内环境巨变带来的挑战。

大量光彩夺目的丝织品、精美的书画在接触到空气的瞬间，迅速氧化、变色、炭化，化为飞灰或僵硬的碎片。

那种“见光死”的毁灭，是用任何文字都难以形容的损失和灾难。甚至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棺椁，后来也未能得到妥善处置，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遗憾。

定陵的教训是刻骨铭心的。

它用最直接的方式宣告：在文物保护技术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主动打开一座保存完好的帝王陵寝，无异于一场文明的破坏。

周恩来总理为此亲自批示，从此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的基本国策。

1997年，国务院更是明文规定，“由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具备，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

现在你明白了吗？明十三陵的其他陵墓，正是因为其地宫“太完好”、“太完整”，反而成了今天不能轻易打开示人的最根本原因。

定陵，这个唯一被打开的明陵，就像一位无言的“警示者”，它的开放参观，既让我们得以窥见明代皇陵地宫的壮丽，也时刻提醒着我们那个惨痛的教训。

它的兄弟姐妹们——长陵、献陵、景陵（已开放地面）、裕陵等——的“深藏不露”，恰恰是国策保护下的结果，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负责任的“克制”。

除了地宫是否被打开这一根本性区别，明清皇陵在开放节奏上差异的背后，还有两个非常现实的因素：年龄与健康状态。

你想，明十三陵中最早的长陵建于1409年，至今已超过六百一十年；最晚的思陵，在清朝顺治年间改建完成，也有近三百八十年历史了。

这些砖木石结构，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战火威胁（如李自成起义曾焚毁康陵地面建筑），能保存至今已属奇迹。

它们就像一位位年事已高、需要静养的老人，大规模、高强度的游客涌入所带来的温湿度变化、空气微尘、乃至无意的触碰，都会加速它们的老化。

而清朝皇陵呢？最早的清东陵孝陵建于1661年，至今三百六十多年；最晚的光绪崇陵1915年才竣工，刚刚过完一百岁生日没多久。

从建筑寿命来看，它们整体上要“年轻”一大截，建筑结构的稳定性相对更好，承受参观压力的能力自然也更强。

因此，对明十三陵的开放，管理者采取了一种极其审慎的“蚕食”策略：修一座，开放一座。这不仅仅是打开大门那么简单，而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以2021年开放的康陵为例，其地面建筑在明末被毁，乾隆年间虽曾修缮，但到21世纪初已是残破不堪。

国家在2003年就投入巨资启动抢救性修复，历经多年精心施工，确保建筑本体绝对安全后，才谨慎地向公众开放。最新开放的景陵也是如此，在2024年至2025年，严格按照“最小干预原则”完成了全面保护修缮后，才具备了接待游客的条件。

而且，即便是开放，也充满了“保护”的智慧。你会发现，新近开放的永陵、思陵和景陵，都采用了非常严格的 “预约制” 和 “限流讲解制” 。

比如永陵和思陵，在开放初期，每天每个时段仅接待不超过10人，并且必须跟随专业讲解员入园。

景陵的预约参观费用也明确标注，以确保参观的深度与秩序。这种近乎“奢侈”的低流量参观模式，与清东陵裕陵地宫那种可以排队进入的体验截然不同。

其目的只有一个：在满足公众参观需求的同时，将对文物本体的干扰降到最低，让这些六百多岁的老建筑能够“延年益寿”。

所以，当我们回过头再看那个最初的问题——“为何开放程度相差这么大？”——答案已然清晰。

这不是简单的“开放”与“保守”之争，而是两套截然不同的历史剧本与保护逻辑的体现。

清陵（尤其东陵）的开放，是一部被动性的“灾后重建史”，是劫难之后无奈却又必要的展示与铭记。

而明十三陵的逐步开放，则是一部主动性的“精密保护史”，是在惨痛教训后，以最科学、最谨慎的态度，在确保文物绝对安全的前提下，让历史遗迹“活”起来的当代实践。

从最初的只开放寥寥几处，到如今已过半数的陵寝揭开面纱，并向2030年全部开放的目标坚定迈进，明十三陵的故事告诉我们：对待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有时候，慢就是快，克制才是最深情的守护。

当在我们未来的某一天，能够漫步在全部十三座帝陵之间，感受从永乐到崇祯的明朝兴衰气脉时，我们应当记得，这份幸运，源于我们今天每一份小心翼翼的预约，每一次屏息静气的参观，和那一条用深刻教训换来的“不主动发掘”的铁律。

历史的大门，正在一扇扇向我们打开。而对于我们来说，需要带着足够的敬意与耐心，轻轻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