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做梦都想当“铁娘子”，日本拥核言论出自她本人之口？

英国广播公司日文版最近一篇人物特写，把高市早苗的“政治自画像”写得很直白：

她最尊敬的人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个人目标是成为日本的“铁娘子”；在两次挑战党魁受挫后，终于在自民党结党七十周年这一年当选党总裁，并在十月二十一日的临时国会首相指名选举中，成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

报道的基调很明确：这不是一位靠温和形象上位的政治人物，而是一位以强硬、对抗、动员为长项的右翼标志性人物。

这篇报道更耐人寻味之处，不在“铁娘子”标签，而在它挑出的那段“政治起点叙事”。报道写道：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美贸易摩擦期间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为了弄清美国人怎么看日本，曾到一位以批评日本著称的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办公室工作；

在那里，她看到一些美国人把日本、中国、韩国的语言和料理混为一谈，也反复看到日本经常被与中国、韩国打包成同一类；她由此得出结论——如果日本不能自己保护自己，日本人的命运就会永远被浅薄的美国舆论左右。

至此，BBC的暗示跃然纸上。

这段话表面是“被误认的屈辱史”，实质是一把政策钥匙：它把身份焦虑迅速转化为安全焦虑，再把安全焦虑推向“必须突破禁区”的冲动。换句话说，外界越分不清，内部越要用更硬的姿态去证明“自立”；而所谓“自立”，在右翼语境里往往被偷换成“极端化的威慑想象”。

于是，最近官邸圈层出现的“拥核放话”，就很难被轻描淡写地解释为“个人失言”。

路透社报道，媒体披露一名来自首相官邸的高级安全官员提出“获取核武器”的主张后，日本政府被迫再次重申长期坚持的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立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诚二表态称政策不变，并面对在野党要求撤换相关人士的压力。

外部牵制也几乎同步到位。朝鲜官方媒体公开抨击日本“核野心”，要求“彻底遏制”，把日本推到地区舆论的聚光灯下。

美国方面也被日本媒体解读为给“日本自拥核”泼冷水，强调相关想法不受欢迎、不可轻率推进。

这套反馈链条的含义很清楚：一旦把核议题当作国内动员筹码，代价不会停留在国内争论，而会立即外溢为地区安全的红线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日本国内又在推进核能议题。路透社报道称，日本正准备在福岛事故近十五年后推动世界最大核电站之一的重启计划，并将核能在电力结构中的比重目标上调，首相高市早苗也以“能源安全”为理由支持核电重启。

核能与核武当然不是一回事，但当“核”被同时放在能源与安全两条叙事线上时，外界更容易产生连锁联想：到底是在谈电力结构，还是在制造更大的“核议题坡道”。这恰恰会进一步放大周边国家的不安。

而“拥核试探”的另一面，就是“拜鬼冲动”所代表的历史叙事极端化。路透社对高市早苗的侧写曾提到，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争议很大，过去多次参拜，被视为日本民族主义政治的象征性动作之一。

在东亚语境里，靖国神社从来不是“私人信仰”的中性场所，它天然牵动侵略历史记忆与地区政治警惕。只要首相级政治人物在敏感时点做出高烈度动作，周边国家的外交反制、社会反弹都会立刻启动。

现在，韩国方向的动作正把这种“反弹”进一步制度化、法理化。

韩国媒体报道，十二月二十三日，二战时期被日军强制征兵的部分韩国籍遇难者遗属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靖国神社撤下未经同意合祀的先人信息，并要求日本政府及靖国神社赔偿约八亿八千万韩元。

这不是单次情绪表达，而是把历史问题牢牢钉进司法程序与公共议程：案件一旦进入程序，就会反复回到舆论场，任何“想靠节奏翻篇”的政治操作都会被拉回现实。

更现实的牵制点在于：如果高市早苗此时在靖国问题上再往前拱一步，日韩首脑外交的窗口期就可能当场降温，甚至直接破局。

多家韩媒披露或援引消息称，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准备于二零二六年一月中旬访日，与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地点被指可能安排在奈良（高市的家乡所在地区），时间窗口甚至被报道到一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前后。

在这种节点上，首相级别的“拜鬼动作”会立刻触发韩国国内政治的强烈反弹：反对派与舆论很容易把“访日”贴上“对历史退让”“对靖国软弱”的标签，执政团队的外交回旋空间会被急剧压缩。

届时，问题不在东京愿不愿意办会谈，而在首尔还能不能承受会谈。

把这一切连起来看，就能看懂所谓“搞事内阁”正在遭遇的外部牵制，究竟是什么：核议题上，是不扩散秩序与地区安全的硬约束；历史议题上，是记忆政治与司法化追责的软硬叠加约束；外交议程上，是日韩关系窗口期对“象征挑衅”的高敏感。

高市早苗那套“如果不能自保就会被美国舆论左右命运”的叙事，本来意在为强硬路线提供情绪燃料，但现实往往相反——越用“核试探”和“拜鬼姿态”证明强硬，越会触发周边国家更强的制度性反制，越会把日本拖进高成本、低回报的对抗循环。

真正的自立，从来不是把核门槛当舞台、把靖国当口号；真正的安全，也不是靠一次次试探红线换来的掌声。

眼下的外部牵制已经很清晰：谁想把地区秩序当作国内动员工具，地区就会用制度、舆论与法理把账本摆回桌面——而且会在最关键的外交节点上，让代价先显影。

文｜刘庆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