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微观史”“碎片化视角”早已不再新鲜,我们习惯于从个体、片段和细节中重新理解历史。
然而,三十多年前,这样的转变初露端倪,就有一本书横空出世,首次提出“碎片化”这个极具穿透力的概念,旗帜鲜明地挑战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年鉴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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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征博引、笔锋犀利,一场对史学革命的革命
这就是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这本书的中译版因绝版多年一度被高价抢购,如今它终于迎来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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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与理论”丛书中的一本,这本书备受读者期待。对于每个关心如何认识历史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次不容错过的思想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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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学的碎片化
从特定的历史时期说起
什么是“碎片化”的历史? 想象一下,有历史学家埋首十年,只为研究中世纪一个偏远小山村的日常琐事;还有人写厚厚的著作,只为探究古人如何看待死亡;甚至有经济史学者干脆用计算机模型模拟历史,称即使没有美国独立战争这种大事件,美国也会有同样的经济增长。
说到这些五花八门、细碎边缘甚至有点猎奇的选题,就不得不提20世纪法国史学的传奇流派年鉴学派,它一度以跨学科的“总体史”著称,并引领史学革新潮流,然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大幅转向。
比如,勒华拉杜里认为14至16世纪微生物的全球统一化是人类演变的主要动力;阿里耶斯专注于欧洲人对死亡态度的数百年演变,并赞赏中世纪的人们“驯服了死亡”,且不去探究观念背后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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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华拉杜里认为,14至16世纪,随着全球航运和贸易的发展,微生物(如鼠疫、天花等)实现了全球范围的流动和“统一化”,这种跨地区疾病传播推动了历史演变。
这些题目都很新颖,有的甚至相当奇特,但它们往往避开了传统上被认为“重要”的政治事件和人物,转而呈现出碎片般的“历史的不同切片”。在多斯看来,这股“碎片化”风潮根源于经济增长的乏力、政治乌托邦的幻灭、社会运动的挫折,于是人们回过头去寻求替代,转而关注那些看似持久的现象,希望在日常生活和集体心态中寻找深层结构。
当事实无助于实现人们的希望时,它便失去了合理性。历史也不再有任何意义,并瓦解成一堆碎片。
同时,技术和方法的革新也助长了碎片化倾向。例如,电脑在史学中的引入催生了计量史和系列史的流行:历史资料可以量化分析,不同专题被分门别类地细化处理 。
二、从“年鉴学派”到“新史学”
一个史学流派如何长盛不衰
20世纪初,法国史学界还是传统实证史学的天下,它看重“客观”“真实”,可实际上他们的研究视野狭窄,关注政治事件和名人传记,宣扬爱国主义并追随共和政权,其中的学者如拉维斯最关心的是团结法国人向德国人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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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课》即与普法战争有关。拉维斯极力主张法国人组成神圣同盟,以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
经历了“一战”的创伤和 1929 年经济危机后,时代的目光从政治转向了社会和经济,年鉴学派抓住机会异军突起。他们面对社会科学的挑战,主张历史研究要融入经济、社会、地理、心理等诸多方法,推动跨学科的“总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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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杂志最初名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
布洛赫和费弗尔提出:“历史学家要向史料提出问题”,打破对帝王将相、政治事件的执迷,转而关注粮价、人口、气候、农民心态等背后的深层规律。这种开放、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理念,使年鉴学派很快脱颖而出。
举例来说,布洛赫在《国王的神迹》中研究中世纪国王“治病神力”的信仰,揭示了权力与社会心理的关系。费弗尔在《拉伯雷》中用地理、经济和心理等多角度解析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并提出了在16世纪是否有可能不信宗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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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学派第一代的布洛赫(1886年—1944)和费弗尔(1878年—1956),法国20世纪史学革命的奠基人。
到了第二代年鉴学派,布罗代尔将其推向巅峰。他用“三层时间结构”重新书写历史,将地理环境、人口结构等长时段因素摆在首位,把传统史学热衷的战争、革命等事件降格为“表面浪花”。
在他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中,自然的制约力起着最终决定作用,例如地中海两侧不同的环境注定造就不同的文明,拜占庭帝国比奥斯曼帝国长命是因为它处于地中海有利一侧,甚至于地中海自身还有本能的向外扩张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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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代尔(1902–1985),以“长时段”结构分析著称,强调地理环境和深层社会结构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影响,开创了全新的宏观历史研究范式。
到了第三代年鉴学派,继承布罗代尔的弟子们虽然口头上高举“总体史”大旗,实际上却愈发重视微观、日常、边缘议题,甚至提出“没有人类的历史”,把焦点转向气候、环境、结构等“恒常不变”的东西。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年鉴学派已站在十字路口。一方面,主流人物继续倡导碎片化,史学本身逐渐“失重”;另一方面,少数学者呼吁回归全面历史,却难以撼动局面。
三、“应该改变的是世界,而不是过去”
多斯对“新新史学”的展望
在多斯看来,年鉴学派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它从社会科学汲取养料后,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特性,一门从人类视角出发研究变化的学问,最后竟抵达了“没有人类的历史”和“几乎一成不变的历史”。
然而,历史不会是不变的。多斯指出,真正的“新史学”,要能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不是出于简单地独断,更不是重温帝王将相、男欢女爱的故事,而是要在事件陈述和观念框架之间反复往来。
为此,他主张“结构—事件并重”,让故事和分析相结合,使历史既有血肉又有洞见,并鼓励历史学家直面现实,让历史重新成为理解自我与世界的重要力量。重温年鉴学派的这段历史,仍有助于我们思考过去、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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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视觉中国
观点资料来源:《碎片化的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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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历史书写的困境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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