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加沙渔民当哈马斯审！巴勒斯坦人面对以军只剩一招：赌命

面对饥荒，巴勒斯坦人不得不转向大海寻求生计，哪怕这意味着监禁或死亡。即便以色列的轰炸摧毁了他的渔船和设备，伊斯梅尔·法尔哈特还是回到了大海。对他而言，捕鱼并不是一种职业选择，而是他维持家人温饱的唯一途径。

10月8日上午，他驾驶着一艘自己建造的小平底船，从加沙地带中部的代尔巴拉赫海岸出发。不久之后，一艘以色列海军舰艇逼近，命令他“投降”。

随后，法尔哈特遭到扣押和酷刑，并被威胁如果重返渔业将面临逮捕。直到两个多月后的本周二，他才获释。

“当时我正和另一名渔民一起捕鱼，以色列海军舰艇突然靠近。他们命令我们脱掉衣服，跳入海中，游向他们的船只，”法尔哈特在获释后的一天告诉“中东之眼”。

随后，另一艘船只驶近，法尔哈特被转移过去，并在那里接受了第二轮审讯。

审讯结束后，法尔哈特和那名渔民一度被释放，并被告知返回岸边。大约两分钟后，海军舰艇折返，再次拦截了他们。

“一名士兵直呼我的名字，命令我跳入水中游向他，同时让跟我在一起的那位渔民回岸上去。接着，他们逮捕了我，蒙住我的眼睛，给我戴上了手铐，”法尔哈特回忆道。

“他们开始辱骂和殴打我。像往常一样，他们指控每一位渔民都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有关联。他们坚称我是哈马斯成员，只是伪装成渔民。每当我抬起头或说一句话，他们就会殴打我，并用下流的语言侮辱我。”

在那一刻，法尔哈特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长期的拘禁。

尽管如此，他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没有像许多同伴那样被直接射杀。

根据巴勒斯坦渔民工会的数据，自2023年10月7日加沙种族灭绝开始以来，以色列军队已杀害至少230名巴勒斯坦渔民。

法尔哈特先是被带到一个他无法辨认的港口，随后被转移至斯德泰曼。这是一处以色列臭名昭著的拘留设施，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在那里遭受了严重的酷刑。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只穿着短裤，身上没有任何其他遮蔽物，而天气极其寒冷。但我甚至不被允许说一个字，”他补充道。

“当我到达斯德泰曼时，他们强迫我脱下短裤，对我进行搜身，然后给了我囚服。监狱里和我关在一起的大约有150名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其中包括渔民和卡车司机，有些人仅仅是因为运输援助物资或货物而被抓。”

在被拘留的前50天里，法尔哈特始终戴着手铐。

“你一天24小时都戴着手铐生活。我们被禁止说话，禁止向任何一侧倾斜，也禁止睡觉。我们不被允许使用床垫，我只能睡在铁丝网上，”他说道。

“有时，由于极度疲惫，我会不自觉地睡着或身体倾斜，他们就会立刻惩罚我，强迫我罚站两三个小时。”

在两个多月的羁押期间，法尔哈特表示，尽管从未被正式指控，他和他的渔民同伴们却始终“被视为罪犯”对待。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许多被关押在同一设施的同行。许多人是因为在以色列自3月起对加沙实施饥饿政策期间出海捕鱼而被拘留的。

“有些晚上，一支他们称为‘突击队’的部队会进入监狱，向囚犯投掷震爆弹和烟雾弹。大多数时候，他们强迫我们保持跪姿，”法尔哈特说。

“当我们生病或疼痛难忍时，我们会请求给一点止痛药，但他们会断然拒绝，让我们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情况下熬过数天。极少数情况下，他们会先给我们拍照，经过漫长的程序，仅仅为了给一剂止痛药。”

据法尔哈特描述，在他被监禁期间，每隔几天就会有新的渔民被带进监狱。

其中最年轻的是两名16岁的孩子，最年长的约56岁。直到今天，他们中没有任何人获释。

“在我被捕之前，我们就不断遭受以色列占领军的骚扰和攻击，但严酷的生活条件，尤其是战争期间的生存压力，迫使我们每次都不得不重返大海，”他说。

“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仅仅是为了给家人提供食物。我们心里清楚，从事这个职业通常通向的是拘留、受伤或死亡。”

作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各派系停火协议的一部分，法尔哈特于12月16日获释。

加沙渔民工会委员会负责人扎卡里亚·巴克尔指出，以色列军队已经摧毁了加沙95%以上的渔业部门。

这不仅包括杀害渔民，还包括摧毁渔船等捕鱼设备，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关键基础设施，如仓储设施、制冰厂、加沙港和鱼类市场。

“自战争开始至今，允许捕鱼的区域已缩减为零。从第一天起，海上就实施了全面封锁，即便在停火后也是如此，”巴克尔告诉“中东之眼”。

根据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渔民理论上获准在加沙沿岸最远20海里的海域内作业。

但在实践中，这一条款从未真正落实。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以色列一再缩小允许捕鱼的范围。在战争爆发前，这一范围曾多次被限制在3到12海里之间。

“战争期间，以色列海军的主要应对手段就是射击和杀戮。结果导致65名正在海上作业的渔民被杀害，”巴克尔补充道。

“停火之后，以色列军队越来越多地采取逮捕和摧毁船只的手段。停火后至少有28名渔民被捕，而目前只有一人获释。”

加沙的渔民属于社会中最贫困的群体。即便在战前，至少也有90%的渔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这些条件下，他们被迫出海，冒着生命危险为自己和社区获取食物，”巴克尔说。

根据渔民工会的数据，在2023年10月之前，正式注册的渔民约有4500人，另有2000人持有临时许可证工作，还有1500人从事与渔业相关的辅助工作。

而如今，仅剩400至500人仍勉强维持着与捕鱼相关的活动。

“他们现在使用的是曾经用于休闲的简易平台，或者利用被毁船只的残骸重新组装的筏子，有些甚至是用冰箱门拼凑而成的。渔网通常是从废墟下挖出来的，”巴克尔描述道。

“目前的鱼类总产量不超过战前水平的2%。如今，所有在加沙港作业的渔民加起来只能捕获16公斤的鱼。而在战前，每天的捕捞量有时能达到15吨。”

“没有人被允许进入大海，这就是集体惩罚。”

浪潮拍打着海岸，却再也带不回满载而归的渔船。在那片曾经象征着自由与生计的海域，如今漂浮着的不仅是破碎的渔网，还有用冰箱门拼凑起的求生之筏。那扇原本用来保鲜食物的门，现在承载着一个个家庭在绝境中最后的喘息。

这不仅仅是关于捕鱼权的争夺，更是一场关于生存尊严的无声较量。当大海不再是自然的馈赠，而变成了一座蓝色的牢笼，那些在波涛中起伏的身影，便成为了这个时代最悲怆的注脚。每一次出海，都是一次与死神的赌博；而赌注，仅仅是一家人明天的口粮。

玛哈·侯赛尼

穆罕默德·哈贾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