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男孩寻找父亲，军区大院求助

1985年10月22日凌晨，新县山谷雾气未散，县人武部的小院灯光通明。许光披着旧呢大衣，守在电话旁等待北京的批复，那份批复决定父亲许世友遗体是否能回到麻城安葬。黎明前的空气冷透骨头，他却只反复低声念一句话：得让爹把“生为国尽忠、死为母尽孝”走完。

院里战士不明白，为何一位副县级干部能调动这么多部门。有人悄声议论：这位戴军功章的中年人，年轻时到底走过怎样的路？许光听见议论，只是摆手。他知道，许多人记得的是1955年阅兵时威风凛凛的许司令，却忘了那场父子重逢的戏剧性。

时间拨回到1948年3月的莱芜。19岁的许大安揣着一封家信，步行三天两夜，鞋底磨穿仍不肯停。带他出门的王树将原本想把孩子先安顿在招待所，许大安却执拗，直奔山东军区大门。警卫在门岗拦下他，询问未及出口，一个粗布衫小伙子抢步上前，扑到刚停下的轿车前，大喊：“首长，俺要找爸爸！”声音嘶哑却透着决绝。

车门开处，许世友先是皱眉，随即怔住。那双跟自己一模一样的黝黑眼睛，如同刀子割开沉睡记忆。短促的沉默后，他问：“你爹是谁？”少年抖出信，递过去。信纸写着乡音浓重的几行字，落款“老母亲许银花”。许世友读完，转头对警卫说：“把孩子扶进车，这是我的骨肉。”

追根溯源，要从1929年说起。那年冬天，湖北麻城县乘马岗的土坯屋里，许世友的长子呱呱坠地，取名大安。三年后，许世友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留下一声匆匆“莫怨我”，便消失在战火。此后十多年，大安与奶奶靠讨饭活命，躲大扫荡，翻沟壑，逃兵燹。奶奶常抱着他哽咽：“总有一天你爹会回来的。”话说得轻，泪却滚烫。

抗战胜利后，许家仍无音讯。1947年初冬，麻城街头贴出《人民日报》号外：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参加华东野战军胶东会议。奶奶一眼认出儿子的名字，当场瘫坐在青石板上。报纸被她捧回家，反复抚摸，犹如抚摸儿子的脸。就这样，一封信写了足足三天——没有豪言壮语，只一句“盼见孙归，盼见儿”。信交给王树将，千里寻父由此启程。

1958年，许世友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轰鸣的喷气机、蓝灰色军装、未来舰长的梦想，都向许光招手。就在这时，奶奶来信说腿脚更差，山路已行不得。许世友在办公室踱了整整一下午，夜里把许光叫到身边，没有称呼，只递上一根卷烟：“家里需要一个人。”一句话，重若千斤。

许光愣了半分钟，答得干脆：“我回去。”自此，他脱下海军肩章，调任新县人武部参谋。山里的亲戚不懂：放着海边军港不去，为何自降一级？他只笑，说军人遵命天经地义。往返县城与山村的土路，许光每天蹬着一辆黑色凤凰车跑五十多里，只为给奶奶炖一碗鸡蛋汤。半年后，老人在炊烟里安然离世，享年九十四。许光代父尽孝，跪地守灵三昼夜，没请一张公家车票。

转眼又是十四个年头。1965到1977，新县的山坡埋下五座坟：祖母、母亲、伯父、两位伯母。每一次丧事，许光都用自己的薪水和借款周转，从未惊动南京军区机关。许世友偶尔问起，许光只回一句“都妥当”。父亲听罢举杯，沉默，又放下。

父亲下葬不久，武汉军区首长发来调令，希望许光去机关工作。信件有一句：“老首长走了，我们应照顾遗属。”许光回电：谢谢关怀，新县缺不了我。之后再有人提起，他摆手：“高干子弟的帽子早摘了，别给我戴回去。”

对子女，他比对自己更苛刻。1978年，大儿子许道昆想参军，年龄差三个月。许光是县征兵负责人，却硬是不给开绿灯，先把儿子送下乡当了一年知青。二儿子参军、女儿读研，同样一视同仁：该排队排队，绝不打招呼。亲戚来走后门，多是空手而归。

晚年生活极简。2012年体检发现肺部阴影，女儿请来专家会诊，他直摆手：“专家该为老百姓看病。”住院二十天花费两万多，许光亲眼看儿子结清费用，才肯上救护车回新县。那年腊月，他病情加重，拒绝转院，理由仍是“家里是普通家庭”。

2013年1月6日夜里，许光在村医院病床上，握着妻子的手，缓缓把存折递过去。存折里二十万元，他早签好字，全部捐给县里慈善会。护士听见他低声嘱托：“别给我整花哨哀荣，简简单单就行。”话音落下不久，心电监护划成直线。

第二天，新县街头下起细雨。有人记起，多年前一个穿粗布衫的少年在军区门口喊出的那句：“首长，俺要找爸爸！”七十万山民后来常说：找父亲的孩子，最后成了咱乡亲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