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理发师周福明去世，生前自愿为毛主席守家：没工资我也干

2022年4月4日19时许，北京海军总医院的监护室里仪器的嘟鸣声忽然归于平静，87岁的周福明在脑出血抢救无效后安静离世。简单的一张讣告写着“中央警卫员、毛主席理发师”几个字，却道尽了他半生的身份与荣光。对于熟悉中南海往事的老同志来说，这并不是一条突然而至的消息——自1976年送走毛主席后，周福明几乎把余生都耗在守护“主人”旧居的日复一日里。

把时间拨回到1958年深秋的杭州。那天午后，下城老地号“德兴浴室”门前排起小长队，年轻理发师周福明刚刚在市青年劳动竞赛里拿了“速度第一”的红牌。掌刀十二分钟，推子走位稳准狠，一位公安厅干部看完全程，递来一张字条，只问一句：“半小时能搞定？”周福明想也没想，回了两个字：“可以。”就在这轻描淡写的对话后，他被带上吉普直奔西子湖畔的招待所——彼时所有人都没告诉他，将要面对的是最高规格的“客人”。

晚上十点多，卫士长汪鸿生出现，言简意赅：“给主席理个发，别紧张。”不久，身着旧蓝睡衣的毛主席推门而入。周福明腿肚子有点打颤，却还是抢先喊：“主席好，我是小周！”毛主席听完哈哈一乐：“周师傅行不行啊？”一句轻松的调侃，把屋里凝固的空气瞬间化开。半个小时后，椅子旁地面干净得只剩下一簇簇碎发，主席照镜子点头，说了句“精细，精神”，接着又加一句：“跟我去北京怎样？”周福明反应略慢，足足愣了两秒，猛地点头。就这一点头，决定了他后面整整十七年的作息、脉搏甚至情感节奏。

进京的第一晚，周福明在中南海“二〇二”值班室里几乎没睡。第二天一早搬进生活管理员的房间，他才真切见识到毛主席的简朴——被子上层层叠叠的旧补丁、角落里一摞磨损到发白的线装书、还有那只用了不知多少年的火柴盒。主席指着火柴盒嘱咐：“盒子别扔，里头装散装火柴就行，一棵树可别随便糟蹋。”言语听来平淡，却让周福明心里狠狠震了一下，他第一次意识到“节约”二字在国家掌舵人眼里的重量。

在中南海的工作节奏，和外界想象的完全不同。毛主席入夜批文件，凌晨三点游泳，天亮才小憩几个小时，之后再继续会见或看材料。周福明的作息被迫对标，每天晚饭后补觉，夜里两点准时起身备热水、打毛巾、调理发器。有人问他累不累，他只有一句话：“主席连觉都舍不得睡，我理发的还能叫苦？”

1962年盛夏，游泳池边发生过一幕小插曲。主席午饭只叫两盘菜，外加一小碟生苦瓜。“小周，苦瓜尝尝。”周福明摇头说“太苦”，主席眯眼淡淡一句：“嘴怕了苦，心也怕吃苦。”听罢，他低头三口咽掉整碟，吞得眼角都有点发酸。从那以后，苦瓜成了他餐桌上的常客——这并不是口味，而是某种提醒：服务他的人，必须先能刻苦自律。

困难时期，主席让警卫员回家写公社报告，收完材料后常常低头默读，默读过程中一句话反复出现：“我有责任。”周福明见过主席拿着黑面窝头慢慢掰开，脸色沉得像秋水。“国家主席”在他眼里不是荣誉，是重担；而对周福明而言，理发师的推子，不仅要推平头发，也像在替总书记“推”平琐碎，让他能把有限精力都用在更大的局上。

1976年9月8日晚，医疗监测数据急转直下，警卫室里每个人都屏住呼吸。凌晨零点十分，心电图停成一道直线。得到确切噩耗时，周福明靠在墙角，长叹一声，红着眼对总值班说：“让我给主席再修修头。”获准后，他把工具箱推到病床边，灯光打在主席已经花白的鬓角，上一次理发是一个月前，如今头发已经乱翘。他先用梳子一寸寸梳顺，再开推子，动作比往日慢了许多——推子每前进一厘米，他都停一停，再轻轻把落发捻到手心，像在收拾极为重要的遗物。

9月11日，灵车开出新华门，警卫团战士与周福明一同抬棺。一路上，他始终拎着那只黑色皮箱，里头放着剪刀、推子和没有用完的鬓角梳。这些工具原本该随着他退休一起封存在柜子里，可他没舍得：只要还能动，就要留着。1983年办理离岗手续时，组织关心他去向，他一句话掷地有声：“在主席故居帮着看门都行，不发钱也没事。”理由极简单——墙上挂的睡衣、桌上那只火柴盒，都是他记忆里不可割舍的坐标。

从此，中南海丰泽园外的那间小值班室常年灯亮。春秋冬夏，他早晚各巡一圈；遇到参观团队经过，总是下意识抬手扶正自己的袖口——那是给领导人理发前的职业习惯，已经刻进肌肉记忆。有人劝他多回家陪陪老伴，他笑笑：“见物如见人，人也就不远。”

周福明走了，留下的只是一箱理发工具和数十本工作笔记。笔记里，除了每日温湿度、主席就餐时间、药物提醒，还夹着两三张发黄的补丁布条，以及那张“精细，精神”的评分纸条。至此，关于领袖日常的点滴记忆，多半随他一同归于尘土。但人们仍记得，在毛主席身边有这样一位普通工人出身的理发师，他接过剪刀的那一刻，便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岗位——甚至在薪水、级别、荣耀不再重要时，他依旧选择守在那扇旧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