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我国计划实现7万亿体育消费目标，如何实现？

我最看好的方向，并非是苏超、村超、篮球，我更看好的是一个更具烟火气和可持续性的趋势，那就是让这些世界冠军、全国冠军们组成更系统化的网络，走进更广阔的基层与社区，让体育资源的下沉社区、乡镇，实现体育的普及化。

2030年要实现7万亿体育消费的目标，离不开一批能走向世界的体育企业和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赛事作为支撑。

先说说体育企业这个基本盘。

在企业数据库里，用一些硬性条件去筛选——比如成立超过五年、有一定资本实力（注册资本1000万以上）、专注体育领域的公司，你会发现结果有超过一千家（1248家）。

这个数量本身似乎不小，它们遍布全国，但分布却很不均匀。福建、广东、北京、四川等地聚集了大部分，而有些省份则只有个位数。这反映体育产业的一个现实：它和区域经济活力、消费水平乃至产业基础紧密相关，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效应。

数量多不等于影响力强。当我们谈论世界级体育企业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那些掌控核心赛事版权、拥有顶级运动品牌、或能定义行业规则的名字。

对照这个标准，我们的企业大多仍在成长的路上，或深耕本土市场，或处于产业链的特定环节。从一千多家区域性公司中，孕育出真正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品牌号召力的巨头，这条路径尚需清晰的战略与时间的淬炼。

产业的跨越性发展，尤其是要迈向万亿级规模，离不开一个看似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前提：统计标准。

如果没有一把清晰、统一的尺子去衡量，那么所谓的体育产业规模就容易变成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黑匣子，各路数据自说自话，无法有效评估、比较和引导。

好在，这个基础性工作已经铺就。国家统计局在2019年颁布的《体育产业统计分类》，将体育相关的经济活动从庞大的国民经济行业中清晰地剥离和界定出来，从体育竞赛表演、健身休闲，到体育用品制造、场馆服务，甚至包括体育传媒与信息，都有了明确的归类。

7万亿的目标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口号，而是一个建立在科学核算体系下的、可分解、可追踪、可考核的经济指标。它为政策制定、投资流向和行业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坐标，让整个产业告别野蛮生长，进入精耕细作的时代。

在通往7万亿的诸多赛道中，我最看好的并非一定是那些耗资巨大的顶级联赛或巨星云集的商业赛，一个更具烟火气和可持续性的趋势正在浮现：那就是顶尖体育人才资源的下沉与普及化。

像林丹这样家喻户晓的羽毛球天王，其名字冠名的业余赛事能持续火爆；张继科在宁波开设的乒乓球培训，吸引了众多怀揣梦想的青少年。

更显著的趋势是，越来越多奥运冠军、世界冠军选择进入浙江大学、西南大学、暨南大学等高等学府担任教职，将最前沿的运动理念和技艺带入校园。

我尤为看好的，正是这条路径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让这些世界冠军、全国冠军们组成更系统化的网络，走进更广阔的基层与社区。

这不仅仅是偶发性的公益活动，而是可以形成一种成熟的商业或半公益模式。

他们的影响力与专业性，能极大降低普通人接触高水平体育指导的门槛，提升大众运动的专业化水平和参与热情。

当社区里能有退役冠军指导的羽毛球班，学校里能有世界级运动员设计的体育课程，体育消费的根基就从单纯的观看与购买，转向了参与与体验。这不仅直接带动培训、装备、场地等消费，更能培育体育文化土壤。同时，这也为那些未能获得奥运最高荣耀、但同样技艺精湛的全国冠军、亚锦赛冠军们，开辟了体面且能实现价值的职业第二赛道，盘活了整个体育人才资源。

实现7万亿的目标，既需要仰望星空，培育自己的耐克、NBA或欧冠；更需要脚踏实地，让体育真正融入亿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当冠军们走下神坛，来到身边；当运动的快乐变得触手可及；当每一个社区、每一所学校都涌动着专业的体育活力时，由此催生的消费动力，才是坚实、澎湃且不可逆的。

那将不只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一个社会健康与活力的真正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