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10，担任主管会计的朱枫实际上成，了大伙儿的主心骨

风云际会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刘晓回到上海后，即向同 志们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拟成立上海分局，将原华中局城工部和南方 局所领导的各城市党组织合并，负责整个国统区的工作。

2003年2月陈修良之女沙尚之和朱枫之女朱晓枫 相约景华新村22号.回忆革命前辈的峥蝾历程

新的斗争形势，需要地下党组织在城市经济工作中有更多的开拓 和作为。为支援革命的一二线工作，上海党的同志们利用上海这个全 国和当时亚洲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以及国民党政府“还都”以后的 管理混乱和虚假繁荣，办起了不少“副业”:

1946年四五月间，在华中局做情报工作的徐雪寒，接受组织委派 从山东回到上海，筹建一批公开合法的企业，并领导一个采办物资和 运输的秘密机构。他将秘密机构的工作交给了从苏北回来的原上海新 知办事处负责人汤季宏，办企业的合适人选首先想到了朱枫。

这样， 朱枫的组织关系便从上海地下党情报部门张唯一那里，又回到老领导 徐雪寒的手中。朱枫在跟随徐雪寒积极开展企业经营的同时，还利用 “业余时间”继续为张唯一的情报部门兼管经济方面的事务，变得比 过去更忙了。

以徐雪寒为董事长的建华贸易公司，办公地点在金陵东路12号 楼上，后来该公司扩大业务，改组为联丰花纱布公司。这家地下党经 营的“第三产业”,既没有充分的资金，也没有过硬的后台，全靠决 策人的胆识、魄力和全体经营者的合作打拼。

由于徐雪寒经常不在上 海，经理和常务董事又都是非党同志，担任主管会计的朱枫实际上成 了大伙儿的主心骨。为了打开产品的销路，她领着供销人员跑市场， 想方设法以低价购进白坯布，染成市面畅销的阴丹士林布，再打上联丰的牌子出售，很受顾客欢迎，生意也兴旺起来，“联丰”在竞争激 烈的上海市场终于站稳了脚跟。

还像在桂林和重庆时期那样，朱枫每天起身很早，白天忙里忙外、 联系工作，晚上挑灯夜战、结账理财。她精力充沛，没有丝毫的架子， 心甘情愿地做最苦最累的事情。

解放后长期在外贸部门工作的梁万程 同志回忆说：

日本投降后，汉口的生活日用品奇缺，如从上海购办 苏广百货运销汉口，获利颇丰。组织上为争取更多的活动经 费，决定利用朱枫同志有一位姐姐在汉口开设童装商店的关 系，投资经营百货业务。

联丰的常务董事许振东，家就住在公司楼上。朱枫进进出出，朝夕相处，同他爱人也交上了好朋友。他们孩子多，有两个常发病，朱 枫医药知识丰富，每见孩子生病，都来教他爱人给孩子吃什么药，应 该注意什么。在他爱人临产前，因家离医院较远，怕夜间分娩来不及 送，朱枫特地来安慰她，答应陪她去医院，必要时她会接生也能帮上忙。

有一次，徐雪寒从解放区来上海，住在许振东家里，适逢许太太过生日， 朱枫和徐雪寒一起送了生日礼物，还用红纸写了“福寿绵绵”几个字 放在礼品上。这留有朱枫一笔好字的纸条， 一直被许振东夫妇珍藏着， 成了永久的纪念。

不久，还是在徐雪寒(还有他的一位战友陈明)的领导下，他们 又开办了鼎元钱庄，由许振东任总经理，朱枫作为公方代表并负责财 务。这是地下党经营的又一个副业机构，也是秘密工作的联络点。

许振 东是位爱国民主人士，为人正直，对国民党接管后的社会腐败现象十 分痛恨，受徐雪寒、陈明和朱枫的教育与影响，政治思想上进步很快。 他不仅在军警林立、特务横行、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执掌起地下党 办的金融企业，还利用同敌营中人打交道的机会搜集情报。

当时上海市 银行一位副总经理是他的朋友，许振东在参加其寿庆活动时，结识了几 个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其中有山东绥靖区总司令和他的妻子。混熟了， 那位司令官邀请许总去他家中打牌，许心里非常厌恶这些鱼肉百姓、 发国难财的家伙，并不想同他们来往，

朱枫知道后，对许振东说：

“这是送上门的主顾，哪能推辞不就?你权当多结交几个钱庄的 客户好了。牌桌嘛，既是生意场，也是战场，关键看你怎么打、跟谁 打。依我看，这个‘牌’你得打下去，多留点心眼，要舍得‘输’, 才能赢 …… ”

许振东心领神会她的意思，“欣然”赴会，在同这帮人打“梭哈” (扑克牌的一种玩法)时，常常不露痕迹地耍点小花招：自己手中的 牌点子明明比对方大，却故意不摊牌，让主人“赢”得开心，牌桌上的气氛更轻松了，说话也更随便；而他，就从这些无所顾忌的“漫 谈”中，听到不少来自“生意场”和“战场”上的最新消息……每有 所得，便及时地向徐雪寒和朱枫报告，给地下党组织提供来自“当 局”和“高层”的有关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动态。

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沪上夜间实行戒严。那位司令官还特地为 许总的汽车搞了张夜间通行证，以便不妨碍他们的牌局照常进行。当许 总叫苦“局势乱，银根紧，业务不好做”的时候，司令官不仅把自己的 钱存入鼎元，还动员其同伙也把钱存进去，真正成了“送上门的主顾”。

朱枫自己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一次她同在中统工 作的六妹夫水某聊天时，水某说：“共产党真是无孔不入，连上海的 金融业都钻进去了。”

朱枫问他是哪几家，水某说：“我只听说有个带 鼎字的钱庄。”

朱枫立刻警觉地向徐雪寒、陈明报告了这个情况。经 研究，为了迷惑敌人，由朱枫出面，同她的六妹金凤(也在中统工作) 联合具名，请当年的恩师、书法名家沙孟海吃饭，作陪的有六妹夫水 某和沙孟海的四弟史永。

那时沙孟海正在还都后的南京政府里任职， 为蒋介石修家谱，受到蒋本人的青睐，史永也因为大哥的关系，当上 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专员，打入了国民党的“心脏”。这样一个既 是师生又是亲朋的聚会上，气氛自然十分融洽，饭后朱枫说受友人之 托，请孟海先生为友人开的钱庄题写店招，沙孟海欣然应允。

就在书 法家蘸墨挥毫的时候，朱枫对水某说：

“我这个朋友呀，经商失败，家里人口多，生活非常困难，好容易 才借到一笔钱，投资一家钱庄，当上了一个经理，勉强维持生活—— ”

说话的当儿，沙孟海已写下“鼎元钱庄”四字。

朱枫注意到水某 见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便接着说：

“你上次听到的那个消息，什么带‘鼎’字的……不能听到风就是雨， 万一碰巧弄到我朋友的头上，砸了他的饭碗，全家人又要饿肚子了。”

“四阿姐，请放心!别说是你朋友，就是真有…… 这年头事不关己， 谁还会去伤那个阴德呢!”水某拍着胸脯担保说，这事包在自己身上了。

后来，上海的报纸上天天登着用沙孟海手迹“鼎元钱庄”作的广 告，这家地下党办的“副业”果然平安无事。

晚年的刘人寿夫妇

“那时我们把解放区拨给我们(指上海党情报部门)的经费交给 朱枫保管、经营，比起她工作的公司资金来只是一个很小的份额，但 她非常认真负责，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赚钱了全部交给组织，不赚 钱自己掏腰包倒贴——这样的好同志，今天到哪里找啊!

我曾到她住 的公寓去过，在今天的长乐路(过去叫蒲石路)上，紧靠瑞金路。房 东是个白俄，楼下是商店，朱枫只租了楼上一间房，包括一个内阳台， 没有用保姆，自理伙食，上下班坐公共汽车，生活相当朴素。

她因公 司业务和情报工作的关系，与商界、政界人物都有些接触，自然有时 也注意打扮、穿着得体，很像个阔太太，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一身阴丹 士林布，跟家庭主妇、上海弄堂里的娘姨差不多。”

这位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却在和平年代(50年代中期)受“潘汉年 案”牵连而长期遭罪的老同志，谈起那些难忘的岁月，仍然充满了对 革命战友的崇敬与怀念之情，他至今还记得五六十年前朱枫在为上海 党组织处理房产和转兑黄金的过程中，精打细算、 一心为公的事：

“日本投降后，史永同志调到南京去工作，把他所住的房屋交还给上海党组织。组织上让朱枫经手，去将房屋连同家具顶出，得黄金三十两，悉数上交。

当时我们的上级机关在香港，香港禁止带黄金入 境，我们托朱枫与她单位在香港的代理公司划账，把上海的黄金交她 上海公司，由香港公司如数把黄金交我部处理。香港的金条比上海的 略大，我们付的是上海金条，香港交我部的是香港金条，这也是她给 组织的‘优惠’。”

1947年春节旧历初四，我得到警报，要我不回家，尽 速离沪。经朱枫安排，让我在吕逸民家里躲避。吕是泰康食 品公司的股东兼总会计师，有正义感，其夫人是朱枫的同窗 好友，他们的家是个安全可靠的地方。我把上海的摊子交给 帮助我工作的陈明同志后，由朱枫为我办妥手续，送我上了 去香港的轮船。

同年冬，上海的秘密运输机构负责人汤季宏被捕，由于 他伪装成商人，应付得法，被保释出来了。

我有理由怀疑，释放可能是假的，目的在于找到我们的其他线索。我又知道 汤的运输机构有船只被敌人扣押，部分同志被捕，因担心汤 冒险去处理这些后事(会出乱子)以及他的处境，我决定亲 自去上海处理。我在找到汤后，要朱枫负责办妥一切手续， 送汤上了去香港的轮船，朱枫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最近，我同汤核实了一件小事：朱枫送汤上轮船时，买 的票是舱面上统舱席子铺，海风一吹，汤感到寒冷，抖缩不 已。朱枫当机立断，到女厕脱下自己的厚毛衣，让汤穿上。 她对同志就是这样恳切真挚。

我很想见到汤季宏这位已在本书中出 现多次的“新知”同人、朱枫的战友，以便了解到更多关于朱枫的 故事。

因此，当我拿着写有汤季宏宅址的字条，在偌大的上海市区 找到雁荡路6号，站在一座迎街的公寓楼前，按下新式电子门铃上 “18”号的按钮时，心中涌起一种热望，盼望着这位当年在寒风抖瑟 中接受过朱枫热情相助的革命前辈会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甚至想象 着从“孤岛”时期就生龙活虎地战斗在党的出版战线和秘密交通线 上的这位“新知后生”,如今也该垂垂老矣，该有怎样的容颜?出乎 我意料，“18”号汤宅无人接应，楼门自然也不会向我打开。

后来， 到了刘人寿老人那里才得知：解放后一直在上海新闻出版系统做领 导工作的汤季宏，离休后同夫人去美国的女儿处住了一段时间，回 上海后已于前两年病故。

我带着同样的热望去了金陵东路12号，朱枫工作过的建华贸易 公司和联丰花纱布公司的旧址。那是靠近外滩一条热闹马路上的一幢旧式高楼，如今仍然是一处夹杂着单位办公和居民住家的“商住楼”, 只是那些单位门前的标牌上再也找不到我想见到的字样了。

我还去了 刘人寿到过的朱枫单身公寓所在的长乐路，靠瑞金路口耸立着昔日租 界上的一排西式洋楼，用今天的眼光看也相当气派。我找到刘老所说 的带有俄罗斯风格的那一座，半埋在地下的一楼做了一家餐馆，二楼 以上是住家。

冬日的早晨，我很唐突地沿着狭窄的楼梯跑上去，刚刚 起床的大人小孩正忙着洗漱，只有买菜、买早点的主妇正在出门和进 门。我问了几位上了年纪的住户，“想打听解放前住在这里的一位朱 姓女子的情况”,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这个同样唐突的问题。

但当我从那些家具陈设早已改变、空间也略显窄小和拥挤的房 门口经过时，隐约望见迎街的那一面，敞亮的窗口毗连着刘人寿所 说的“内阳台”——如果朱枫曾经在这里居住和生活，上个世纪40 年代中后期那段风云际会的日子里， 一定是它含纳女主人紧张、忙 碌的身影，见证她在此接待革命战友、观察外面的动静、从事地下 工作的种种“场景”了。

有一次因有要事找朱枫商量，当时夜深人静，我和爱人 陈志威去长乐路她的住处，敲门和呼叫声音较高，朱枫同志 连外衣也来不及穿，急忙开了门，表情有点紧张。

我们以为 她怕我们在门外久等，才急忙开门，因此表示感谢，而她很 客气地说：“不要紧，我只是尽可能不让邻居们知道我的姓 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