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访日老照片：祭拜犬养毅墓、歌舞伎座观剧、与东条英机座谈

汪伪政权成立于1940年3月，日本于1940年11月正式“承认”后，汪精卫急于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访日，一方面“谢恩”（答谢日本支持），另一方面借高规格接待（如国宾待遇、首相近卫文麿等）提升伪政权在国内外的形象。

汪精卫访日核心意图是直接向日本中央提出缓和政策、减轻掠夺、扩大伪政权自治权的请求（如减少资源输出、放宽经济控制）。但日本内部军部强势，多次拒绝，担心影响对重庆国民政府的秘密诱降。最终仅给表面礼遇（如借款3亿日元），是驻华势力向中央施压的结果，同时借机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并安排汪参拜明治神宫等活动，以象征其对日本军国主义与天皇制的“敬意”，强化傀儡地位。

1941年6月14日，上海港，汪精卫访日代表团乘坐日本邮船公司（NYK）的大型客轮八幡丸（Hachiman Maru）出发日本。“八幡丸”系日本邮船公司著名舰船，排水量约1.7万吨，常用于远东航线，此次被日方安排为专船，体现了高规格接待。

画面中，一艘宏伟的远洋客轮占据主导位置，船名“HACHIMAN MARU TOKYO”清晰可见于船首左侧，多层甲板上密密麻麻站满乘客，许多人挥手或倚栏眺望，近处，几名身着制服的乐队成员正在演奏军乐，增添了正式的仪式感。

1941年6月16日，日本神户市街头，汪精卫访日代表团抵达神户时受到盛大“欢迎”。

一长列黑色轿车车队，多为1930年代美式或日式高级轿车，沿宽阔街道缓缓前行。车队绵延数十辆，显示出高规格接待。街道右侧站满密集的人群，人数众多，手持小旗帜高举挥动，形成一道旗海。

表面上看，这是一场热烈的民众欢迎，实则为日方精心组织的官方活动，欢迎群众主要由神户当地日侨、在日华人亲日团体、学校学生、伪政权驻日机构人员以及被动员的市民组成，据周佛海日记记载，当日参与者“达十万以上”，但其中自发性极低，多为强制或半强制动员，目的是制造“中日亲善”的宣传效果，供新闻摄影与纪录片使用。

1941年，汪精卫访日期间，汪精卫一行在日本官员陪同下，于神户甲子园宾馆（Koshien Hotel，当时日本著名的高级西式宾馆）花园散步。

甲子园宾馆建于1920年代，融合西洋建筑与日本庭园风格，曾是接待外国贵宾的著名场所，此次汪精卫下榻并在此散步，是日方高规格礼遇的一部分。

1941年6月19日，日本东京明治神宫，汪精卫访日期间前往参拜。

照片中明治神宫著名的巨大木制鸟居（torii，神社入口标志），鸟居粗壮古朴，两柱一梁，象征神域入口。地面湿润，显然刚下过雨。队伍正从鸟居下缓缓前行，形成一种庄严的仪式行列。

身着纯白神道祭祀服的神宫的神职人员引领参拜。汪精卫紧随其后，表情严肃，一人为他撑持传统日式油纸伞，随行人员多着西装或军警服，整个队伍秩序井然，前后有警卫或随员护送。

1941年6月19日，日本东京，汪精卫访日期间与时任日本陆军大臣（不久后升任首相）的东条英机进行正式座谈。

汪精卫（左侧）面带微笑，姿态放松，正与对面东条英机（右侧，秃顶）交谈，东条英机伸手指向桌上的香烟盒，似乎在热情解释，当时东条英机尚未出任首相（10月上台），但作为军部核心人物，此次座谈是汪伪政权强化与日本军方勾连的关键一环，具有强烈的历史象征性。

1941年6月21日，日本东京，汪精卫在访日期间会见日本极端右翼领袖、玄洋社与黑龙会创始人头山满。

照片中央是一张圆形茶几，铺着精致的蕾丝桌布，桌上摆放着一个插满鲜花的花瓶，花朵繁茂，枝叶伸展，几杯茶具散置其间，营造出一种亲切却正式的会谈氛围。

1941年，东京银座歌舞伎座剧场内部，汪精卫一行在日本访问期间观看歌舞伎表演。

剧场观众席层层叠叠，座无虚席，数千名观众大多身着深色西装或和服，秩序井然地坐满一楼、二楼和三楼包厢。

最引人注目的细节是二楼中央贵宾包厢（或称“桟敷”），包厢内隐约可见数位贵宾身影，其中很可能包括汪精卫及其随行人员（如陈璧君、周佛海等），他们被安排在最显赫的位置，接受日方的高规格礼遇。

1941年，身着燕尾礼服的汪精卫背对镜头，微微低头，双手自然下垂，姿态恭敬地站在墓前鞠躬致意。墓碑为竖立的长方形石碑，上面清晰刻有“犬养毅之墓”五个大字，原来他所祭拜的是日本前首相犬养毅。

犬养毅是日本政界元老，早年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与中国革命派有较深交谊，但于1932年“五一五事件”中被军部激进派刺杀。汪精卫作为亲日派人物，在伪政权时期与犬养毅之子犬养健（参与汪伪“和平运动”）有密切往来，因此在访日时祭拜犬养毅。

1941年6月25日，一处带顶棚的火车站台，汪精卫正准备乘火车离开东京。日本近卫首相等日本政府要人前来送行，他们大多身着深色西装，部分人外搭长款礼服大衣，着装笔挺规整。

1941年6月25日，在离开东京的火车上，汪精卫站在窗边，侧身望向车外的景象。

1941年6月26日，汪精卫率伪政权官员从日本神户搭乘轮船返回中国，照片中船上人员（伪政权官员及日本陪同人员）与下方人群挥舞的旗帜，包含伪政权旗帜与日本国旗，是其投靠侵略者的直接体现。

这些照片多出自日方或伪方宣传档案，表面庄严亲密，实则反映权力不对等与汪伪政权的依附性。汪精卫虽获短暂“风光”，但未能实现政策调整，反而进一步暴露其亲日立场，成为历史争议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