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春,淮河以北的霜冻尚未褪尽。清晨五点,军号未响,饶子健已经站在蚌埠郊外的荒岗上细看地形。地面结着薄冰,脚下“咔嚓”作响,他却来回丈量,心里盘算着即将展开的整建制野营训练。
一年多前,他奉命出任第六十军军长。那时部队刚从朝鲜前线归来,立功章还闪着寒光,可是操课场上士气松懈、射击成绩滑坡,这些情况让饶子健直冒冷汗。战场教会他一个最朴素的道理——老本吃不了多久,和平年代同样有生死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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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找回血性,他先花数月跑遍179师、180师、181师的驻地。浦镇的营房刚封顶,滁县的操场还是泥浆,系统性训练难以张罗。兵一旦离开战场很快钝化,这是千百年来的老毛病。许世友那次考核只出现一块手表的尴尬,更像一记当头棒喝。
有人提议加大课堂理论,有人主张引进新枪械。饶子健摇头:空对空的东西解决不了水土问题。正副军长碰头时,谭友夫一句带着土味的建议冒了出来:“把兵拉出去,睡帐篷吃干粮练真家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野外训练不需高楼大厦,只要有一块足够开阔的地皮。
随即问题来了。蚌埠周边平地多为良田,春耕在即,三军不可与百姓抢粮。饶子健清楚,这块地必须从省里统一协调,而安徽一把手曾希圣是行伍出身,对部队感情深厚,是合适的突破口。
三月中旬的一天午后,饶子健搭乘吉普直奔合肥。简短寒暄后,他摊开地图指着淮北一片荒岗。“要野营,得先找个宽敞地方。”曾希圣放下茶杯,笑得爽快:“要多少给多少,要哪儿给哪儿。”不到半小时,口头批示拍板。这个效率,在当时的干部队伍里极为少见。
文件归档之前,还有一桩细节。省农林厅担心征地冲突,提出“必须优先保证群众春播”。饶子健拍胸脯:训练区以荒坡与沙地为主,绝不占良田一分。后来实际丈量,批下足足近二百平方公里,大半为荒沙薄地,既能训练又能改造生态,可谓一箭双雕。
60军立即抽调工兵连打前站,架设流动电台、开垦机动水井。训练大纲翻新:昼紧急集结,夜野炊潜伏,三公里快步之后接力投弹。最费力的是大编队越障,干脆把被服厂淘汰的帆布拼成模拟河面,硬着头皮反复折腾。
官兵吃苦耐劳并非难事,心理惰性才是真关口。第一次拉练夜行,气温零下二度,通讯连有人嘀咕:不如原地待命省事。副连长当场把话顶了回去:“上甘岭能挖冰壕,这点寒算啥!”气氛瞬间点燃。那一夜,全团无一人掉队。
半年后,军区组织比武。60军三个步兵师在五个科目里拿下四个第一。更让人意外的是,179师一个普通班夺得手榴弹300米定向投掷单科冠军。记者问他们秘诀,班长憨笑:“天天在大风口甩臂,胳膊跟铁一样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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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铺天盖地报道“荒地练兵”,毛主席批示“野营训练好”紧随其后。就这样,一个原本只想“找块地练兵”的构想,很快上升为全军推开的范例。南京军区把此经验拍成幻灯片,送进各军兵种领导干部读本。
成效显现得更直接。180师此前轻武器射击平均命中率68%,野营结束后攀升到89%。此外,部队与地方痛点也得以疏解。训练间歇,工兵连帮助平整荒坡,顺带修了4公里机耕路。地方干部算过账:这条路省下的运输成本,足够弥补征地损失。
有意思的是,饶子健刻意压低个人存在感。每逢参谋提议在简报里强调“军长具体指挥”,他一句话拒绝:“写清过程,别写名字。”军委工作人员后来翻阅资料才发现,他连唯一一次到训练场的照片都是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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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他响应“干部下连当兵”号召,背行李住进537团三连。头两天,小伙子看着五十岁的军长一起搓冻裂的双脚,才知艰苦是“一家子事”。那次下连让许多排长改掉了“光说不练”的毛病。
1960年末,饶子健调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临行前,60军召开简短欢送会。会议不到二十分钟,他只说了十八个字:“地还在,兵还在,作风不能丢,火种不能灭。”随后转身离场,没留合影,更没有告别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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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后,安徽省在那片荒岗建立了大型机械化农场,初期生产骨干恰是60军退役士兵。老兵回忆当年紧急集合、夜行军时仍觉振奋:“那片地,锄头和刺刀都开过刃。”
兵与地的故事就此延伸。荒岗成良田,练兵成范式,饶子健要的只是让部队在和平岁月保持锋芒,而那份锋芒直到今天依旧在档案数字里清晰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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