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业回流梦碎？高成本与劳动力断层下的产业链困局

本文摘录自《不断深化的地缘经济风险》一书，已获授权。

当“制造业回流”成为美国政客口中的高频词，当“供应链韧性”被写入多国战略文件，我们是否真的看清了这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后的真相？

高成本拖累、劳动力断层、技术脱钩、美元信用动摇……这一系列问题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共同构成了一场深刻的地缘经济变局。

制造业并未简单“回流”，而是在地缘政治的驱动下，变得“更贵、更慢、更脆弱”。

在这场看似由政策主导的产业链迁移背后，实则是技术、金融、劳动力与资源之间的多重博弈。我们是否已做好准备，迎接一个更加区域化、阵营化、甚至“碎片化”的全球供应链新秩序？

在《不断深化的地缘经济风险》一书中，深入剖析了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逻辑与困境，从技术脱钩到美元体系松动，从劳动力断层到资源民族主义崛起——系统揭示了地缘经济风险如何重塑我们熟悉的全球化产业链格局。

1.技术脱钩

技术脱钩的代价不仅限于全球创新和技术标准的碎片化，还涉及全球供应链整合能力的衰退。全球各国之间技术壁垒的加剧，使得行业内的合作日益复杂，技术合作和标准化的努力遭遇重大阻碍。一方面，地缘政治风险将导致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上升，企业为了规避经营风险，选择增加流动性资产，从而挤出本国研发投入，同时，地缘政治风险也将抬高中间品贸易成本并阻碍跨国投资，推高中间品贸易成本，降低市场竞争强度，延缓新兴技术传播速度，对企业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全球领先国家对技术追赶国家实施出口管制等措施，能够倒逼技术追赶国家企业技术创新。此外，技术标准的碎片化意味着各个国家或地区将基于自己的技术优势推动相关标准的制定，这不仅使得全球技术生态系统的协同受到制约，还增加了跨国公司在不同市场之间运营的复杂度。企业必须同时遵循多种标准，带来了更高的合规成本，且技术协议的多元化使得跨国公司的运营成本不断攀升，影响了全球供应链的效率和资源配置的优化。

2.社会与环境成本激增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过程中，尽管各国纷纷推出制造业回流、供应链韧性强化等政策主张，但实际推进中存在劳动力结构失衡、高成本回流效应以及贸易政策反噬等深层次矛盾。这些问题不仅制约着供应链战略调整的深度与广度，也对全球经济协作模式的未来走向提出了严峻考验。

首先，劳工权益争议与劳动力市场结构断层构成了供应链区域再布局过程中的显性难题。在墨西哥等传统外包地，根据墨西哥最低工资委员会调查，汽车制造等关键行业罢工率上升，其最低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劳工的不满情绪和工会力量不断上升，严重干扰了产业链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时，在主张制造业回流的经济体中，其制造业劳动力市场面临显著的结构断层，这种技能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错配，直接拖慢了制造环节的重构进度。

其次，制造业回流的高成本困境正在削弱政策激励的实际成效。尽管美国政府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试图打造本土半导体生态，但因为本地缺乏相应的供应链基础，还因规模经济效应不足和物流运输成本激增，这种高投入与低产出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使得制造业回流的经济可持续性面临挑战。同时，美国本土制造成本高企的结构性问题在高通胀背景下被进一步放大，为了压制通胀，美联储持续加息，使得联邦借贷成本飙升。财政与货币双重压力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未来投资环境的担忧。资本市场普遍对长期美债失去信心，国债收益率曲线持续倒挂，反映出经济增长预期的持续疲弱。在这种宏观环境下，企业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资本投资意愿明显下降，特别是对周期长、回报慢的本土制造业回流项目更加谨慎。此外，美元高位震荡与海外避险资金流入也造成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明显削弱了本土制造替代进口的效果。

最后，高贸易壁垒政策呈现出短期刺激和长期伤害的特征。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对钢铁征收25%的关税虽短期提振了钢铁行业就业，但从整体上，中国进口减少将抬高包括汽车、机械等相关下游产业链的失业率，体现出保护主义政策的负外部性。2025年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重新推动“对等关税”战略，试图以关税施压重构全球供应链，实际效果却很有限。这一战略虽然能够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但是，财政和产业的相关政策刺激和投资将持续推高美国的债务水平。

3.美元体系加速瓦解

全球供应链重构背后不仅是产能空间的重组和技术体系的再划分，更是全球金融秩序和结算体系的深层调整。其中，“去美元化”的趋势日益显著，成为供应链地域化、阵营化演进的重要金融支撑。原本高度依赖美元进行贸易结算与储备配置的发展中经济体，正逐步向本币结算、区域性货币锚和多元支付体系转移，这种金融体系的“去中心化”本质上也是供应链安全逻辑的延伸。

其一，从国际贸易结算体系演变的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能源、粮食、关键矿产等大宗商品贸易中试行本币结算。例如，2023年中俄间双边贸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超过60%，中东产油国如沙特、伊朗也逐步扩大人民币与本币的直接兑换规模。更广泛地，金砖国家推动建设以本币为基础的清算平台，以抗衡SOFR的主导地位，也折射出“全球南方”国家在支付清算体系上的自主化诉求。

其二，美元体系内部信用机制的持续弱化，也促使去美元化进程加速。截至2025年4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37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比重高达133%，财政赤字长期高企，叠加高利率周期对全球流动性造成持续挤压，导致大量发展中国家在美元债务偿还压力下寻求“去美元化”，从而达到避险目的。如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等国推动与中国进行本币互换、金融合作以规避美元汇率风险。与此同时，IMF数据显示，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已从2000年的71%下降至2023年的57.4%，创下30年来最低水平。

其三，区域货币结算网络的构建正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的配套工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内部推动本币互换机制，东盟国家积极试行“区域货币交易框架”，中日韩也在探讨基于区域稳定币的清算机制，拉美国家之间则加强了南方共同市场内部本币交易的可操作性。这类安排不仅提升了交易效率，更能在极端情形下保障贸易与金融互通不中断，从而提升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值得关注的是，数字人民币等央行数字货币正在成为新一代跨境清算的载体，未来有望重构国际支付基础设施的格局。特别是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数字化程度提升的背景下，以数字货币为基础的低成本清算网络有望成为替代美元的关键路径之一，为供应链安全与货币主权提供双重保障。

4.区域竞争新格局

区域竞争新格局的形成，既体现了南北标准的分裂，也反映了各国在技术与资源领域的战略博弈。欧美主导的绿色标准与金砖国家倡导的数字主权之间的对立，展示了全球产业链竞争中的新动态。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和《通胀削减法案》实施的背景下，全球化的绿色标准分歧愈加明显，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感受到了较大的经济压力和贸易壁垒。

技术代差的固化是全球供应链重构中的另一个重要矛盾。尽管中国在应用技术领域如5G通信、人工智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但美国在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的掌控上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全球技术竞争格局逐步形成了两极分化的趋势。这种技术代差的拉大使得全球供应链在技术整合和创新方面面临更多困难，各国之间的技术合作壁垒和资源配置障碍逐渐增多。

同时，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是全球供应链重构中的重要矛盾之一。资源的控制权成为国家间博弈的核心，例如，印度尼西亚对镍矿的出口禁令、智利锂矿的国有化等，显示了各国在关键矿产资源上的战略自我保护。这种趋势使得全球产业链的资源配置进一步复杂化，甚至引发了资源争夺战。这不仅加剧了各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也加大了国际市场的资源价格波动，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