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走鲁迅当汉奸，月领400巨款却哭穷，周作人死前喝下玉米糊，结局令人唏嘘

#百度带货作者跃升计划#1967年5月6日，北京八道湾11号的一间破旧厨房里，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老头躺在铺板上。

哪怕是到了弥留之际，这身边也没个人影，只有那碗喝剩下的玉米面糊糊还冒着点热气。

谁能想得到，这个连死都没人送终的老头，当年那可是拿着国家400块巨额工资的主儿，还是鲁迅先生的亲弟弟。

这一辈子，他把聪明劲儿都用在了算计上，结果算来算去，把自己算进了一场没法回头的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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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把时间拨回到1949年，那时候北平刚解放，周作人这心里头可是七上八下的，觉都睡不安稳。为啥呢？因为他屁股底下不干净。当年日本人进了北平，别的文人都骨头硬，宁可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干活，但他周作人没扛住，接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的帽子，还去日本见过汪精卫。这“文化汉奸”的帽子一旦扣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周作人是个聪明人，知道光在那儿吓得哆嗦没用，得想辙自救。于是他提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这信写得那叫一个有水平，名义上是写给周恩来的，其实他心里门儿清，这信最后肯定得呈给毛主席看。

在信里头，周作人那可是把自己的那点“委屈”全倒出来了。他绝口不提自己当汉奸时的那些风光事儿，反倒是把自己当初怎么掩护李大钊子女的事儿给翻了出来。特别是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那会儿，周作人还特意嘱咐了一句，说自己不认识延安的人，只认识毛润之，让她带个好。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太明显了，就是想攀个交情，拿当年的那点人情分来换今天的这条命。

按理说，像这种有实锤的汉奸，在那会儿那个大环境下，基本上是没什么好果子吃的。但是毛主席看了这封信之后，给出的批示却让所有人都没想到。主席的眼光那是看长远的，他觉得周作人虽然是个文化汉奸，但毕竟没拿枪杀人放火，而且这老头肚子里确实有点货，懂古希腊文的人在中国那会儿可是凤毛麟角。主席就说了一句话，把他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就因为这一句话，周作人这命算是保住了，而且还意外地端上了一只金饭碗。这事儿在那会儿看来，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砸得周作人估计半天都没缓过神来。一个等着被清算的人，摇身一变，又成了能在书房里安稳做学问的专家，这运气，确实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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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五十年代，周作人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甚至可以说比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要强上一大截。人民出版社找他翻译书，那稿费都不是按月结，是直接预支。起初是一个月给200块。各位得知道，那可是五十年代初，那时候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几十块钱，一个大学教授能拿个一百多块那就是顶天了。周作人这200块，放在那个年代，购买力简直惊人，养活一家子人那是绰绰有余。

可这周作人呢，他不觉得知足，反而觉得自己过得苦。为啥？因为他家里有个能花钱的主儿——他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这老太太花钱那是从来不看账本的，家里头雇着保姆，吃穿用度都得讲究排场，再加上她那边的亲戚，一大家子人都指望着周作人这笔稿费过日子。

周作人也是个奇葩，一边拿着国家给的高薪，一边还不停地给领导写信哭穷。1952年的时候，他又给上面写信，信里头除了辩解自己当汉奸的无奈，剩下的篇幅全是讲自己怎么怎么困难。这操作要是换个人，估计早就被骂得狗血淋头了，但上面考虑到他的统战价值和学术能力，还真就给他涨了工资。

到了1960年，周作人的稿费标准直接提到了一个月400块。400块啊！那时候北京一套四合院才多少钱？这收入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可即便是有这么高的收入，周作人还是存不下一分钱。每个月稿费一到手，先得去还上个月欠下的债，然后接着借下个月的钱。这日子过得跟拆东墙补西墙似的，永远都在填窟窿。

这就让人看不懂了，一个月400块钱，怎么就能过得这么紧巴？说白了，还是那股子改不掉的少爷作派。周作人这一辈子，前半生靠哥哥鲁迅养着，中间靠日本人养着，后半生靠国家养着，从来就没真正体会过普通老百姓那种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难处。在他眼里，钱这东西就是用来花的，没了再伸手要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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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周作人，就绕不开他那个名气大得吓人的哥哥鲁迅。这兄弟俩的关系，那真是比戏文里唱的还要狗血。当年在八道湾那个大宅子里，周作人和羽太信子联手把大哥鲁迅给赶了出去，逼得鲁迅不得不带着母亲和妻子搬家，最后老死不相往来。

可到了晚年，周作人发现翻译希腊文虽然清高，但毕竟受众小，来钱也不够快。反倒是社会上对鲁迅的研究越来越热，鲁迅的书卖得那叫一个火。这下周作人动了心思了，既然我是鲁迅的亲弟弟，那谁能比我更了解鲁迅？于是，他开始写关于鲁迅的回忆录，什么《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篇接一篇地发。

这事儿办得挺有意思，一边心里头对哥哥有疙瘩，觉得哥哥欠他的，一边又靠着哥哥的名气赚稿费养家。他嘴上还挺硬，跟人聊天的时候说，自己提供了这么多资料，也算是对得起鲁迅了。这话里话外，不仅没有一点愧疚，反而觉得自己还成了鲁迅的恩人，仿佛写这些书是在施舍一样。

那时候他写的文章，大部分都是靠着“鲁迅弟弟”这个金字招牌才有销路。可以说，他晚年的安稳日子，一半是靠国家特批养着，另一半就是靠吃“鲁迅饭”。明明当年是自己听了老婆的枕边风，把亲哥哥赶出家门，到了晚年却还能心安理得地消费哥哥的名声，这心理素质，确实非常人能比。

但他那个日本老婆羽太信子，到了晚年身体也不好，常年要看病吃药。那时候他们这种身份，享受不到公费医疗，周作人赚的那点巨款，除了日常挥霍，剩下的基本上都送进了医院。两口子也是天天吵架，为了钱，为了琐事，这日子过得是一地鸡毛。等到1961年，羽太信子一死，周作人反倒是松了一口气，觉得终于解脱了。他在回忆录里把自己晚年说得特别惨，说什么“寿则多辱”，意思就是活得太久了受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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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到了1966年，形势彻底变了。周作人之前那个“汉奸”的旧账又被翻了出来，这一回，没人再能保他了，也没人愿意保他了。

以前他是统战对象，是座上宾，现在成了阶下囚。八道湾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后来又充满争吵的大宅子被查封了，家里的东西被抄得一干二净。那个曾经养尊处优、拿着400块巨款的老头，被赶到了自家院子角落的一间破厨房里。

那地方哪是人住的啊，阴暗潮湿，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就搭了个简易的铺板。周作人这时候已经80多岁了，平时不仅要面对没完没了的批斗，还得忍受身体上的病痛。这反差也太大了，以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是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还得睡在冰冷的铺板上。

他在厨房的铺板上躺着，看着黑乎乎的屋顶，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中间他好几次求家里人给他弄点安眠药，想自我了断，觉得活着太受罪了。但这种时候，连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家里人哪敢给他弄药，只能劝他熬着。

那段时间，他的日记和书信里，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谈论希腊神话、研究风土人情的闲情逸致，剩下的只有无尽的痛苦和绝望。但他这人骨子里还是那股劲儿，就是不觉得自己有错，只觉得是时代对他不公，觉得是命运在捉弄他。他从来没想过，自己当年的选择，早已为今天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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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1967年5月6日。这一天，对于八道湾的邻居们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初夏日子，但对于蜷缩在厨房铺板上的周作人来说，却是生命的最后时刻。

那天中午，保姆给他端来了一碗玉米面糊糊。对于这时候的周作人来说，这可能是他唯一能咽下去的东西了。他费力地喝了下去，那粗糙的口感顺着喉咙滑下去，也不知道能不能给他那干枯的身体带来一点暖意。

喝完那碗糊糊，周作人就在铺板上睡着了。这一睡，就再也没醒过来。

等家里人发现的时候，身子都凉了。他走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既没有子女送终，也没有朋友告别。那个曾经在北京文坛呼风唤雨、在八道湾大宅子里不可一世的周二爷，最后就这么孤零零地死在了一间破厨房里。

他死前曾留过一个遗嘱，写于1965年，那会儿他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他在遗嘱里说自己死无遗恨，希望死后人死声销迹灭。他还特意提到了自己翻译的希腊对话，说是自己五十年的心愿。可惜啊，他那个翻译版本，因为文字太生涩难懂，充满了日式语法的拗口，后来根本就没人愿意看，直接被时间给淘汰了。

周作人这一辈子，算盘打得太精了。前半生靠哥哥鲁迅帮衬，中间靠日本人当官，后半生靠国家特批养着。他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总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总觉得全天下都欠他的。可回过头来看看，他在民族大义面前弯了腰，在兄弟情义面前动了刀，最后还能得个善终，比起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普通老百姓，他的运气已经好得没边了。

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八道湾主人，最后连个像样的葬礼都没有，骨灰也是随便处理了。他在历史的洪流里折腾了一辈子，最后连个浪花都没激起来。

这也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周作人这一辈子，把兄弟情分作没了，把民族气节丢光了，最后哪怕是拿着400块的高薪，也填不满心里的那个黑洞，临了临了，只剩下一碗玉米糊糊送他上路，这结局，又能怪得了谁呢？